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于当地时间2月18日在德国慕尼黑闭幕，会议上讨论了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全球安全议题。主办方发布《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报告认为，后冷战时代，关于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乐观主义已经消散，世界面临陷入“双输”局面的风险。
自2015年以来，慕安会主办方都会发布一份主题报告，注意话题引导方向，激发媒体和公众对重要国际安全事件的关注，从而起到扩大影响力的目的。
就话题塑造能力来说，也许事实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慕安会凭借看待事物的角度和议题制造能力，把国际主流关注引导到以西方为主导的轨道中，从而实现思想引领。
尽管话题引领与塑造是近年国内外社会均高度关注的议题，但西方的话语叙事和话语塑造方式仍然值得我们警惕。仅就慕安会近几年的话题塑造来看，悲情叙事成为主旋律，比如2020年慕安会报告提出的“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2021年的“竞争与合作”（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2022年的“摆脱无助感”（Unlearning Helplessness）、2023年的“修正主义”（Revision）、2024年的“双输”叙事（Lose-lose）等，都让几届峰会笼罩在悲情氛围中。
笔者有幸参加了2024年慕尼黑安全峰会，在峰会现场同样有这种深切的感受。在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达了对现有国际治理体系问题的忧虑，主办方对持不同政见者逝世的哀悼，会场传来的哀伤的小提琴曲，似乎呼应了西方“双输”的话语叙事。
其实在很多主会和边会的讨论中，这种氛围仍然笼罩在各种话题辩论当中。在笔者看来，这种话语叙事至少体现了下列几种国际政治现实：
首先体现了西方尤其是欧洲对现状的焦虑，其对自身面临多重困境的不安全感。这也表明了欧洲具有的强烈危机意识和娴熟的话语塑造能力，体现了西方所具有的文化传播软实力。话语表述显示基调的悲观性也表明欧洲深处危机。
欧洲目前被经济危机、移民危机、俄乌危机、巴以冲突、政治极化等多重危机困扰，不但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越来越不足，而且自身的危机越来越难以化解，对现有国际体系存在的漏洞感到无助，而对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又充满了防范和不安。
因此，这种不安和焦虑在报告中有了充分的体现，“西方的缺失”表现出西方对存在感下降和西方体系紊乱的不安；“摆脱无助感”表明深陷危机的西方对如何走出危机缺乏思路，只能发出无奈的呐喊；“双输”体现了西方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和干扰感到不满。因此，负面叙事是西方面临困境的真实反映，搞乐观叙事缺乏一定的话语叙事基础。
其次体现了西方通过悲情叙事来制造矛盾点，从而为自身存在的危机和困境寻找纾解点，转移民众对内部危机的不满。解决危机的办法有很多种，但制造悲情点激发公众和舆论的共鸣，从而走出危机是西方惯用的办法。
目前，西方在话语叙事上坚持二元对立传统，强调非黑即白的零和博弈逻辑。从长远看，则是进一步树立自身的道德优势地位和正统地位，积极排斥他者或将不公正、不稳定等因素归因为他者。比如目前比较流行的“民主和威权”“他者和志同道合者”“共赢与双输”“体系维护者和修正主义者”等都是制造二元对立分析叙事的充分体现。
《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延续了这种基调，它将目前西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出现的问题归因于外部力量的影响和破坏，尤其是威权主义和所谓西方体系的修正主义对于国际秩序进行了系统性破坏和挑战，进而导致在体系内外都出现了功能和规则的紊乱，无法回到新自由主义秩序发展初期出现的寻求绝对收益和“蛋糕越做越大”的良性循环当中。
这种话语叙事规避了西方内部真正存在的问题，如难民问题导致的民众排外的极右翼化和政治极化现象，大规模伊斯兰移民涌入所导致的身份政治和认同危机，俄乌危机导致的政治生态的地缘政治化、价值观化和泛安全化，经济持续承压和竞争力下降导致的对外经贸关系武器化和内部政治的保守化，社会日益缺乏活力和冒险精神、追求安逸和规避风险等。
从长远看，欧洲要想解决危机就必须重拾开放和合作精神，最主要是正视内部日益积累的矛盾，找到欧洲面临的真正问题和症结，这样才能为走出困境创造条件。
第三是旨在强化体系性对抗，积极拉拢“志同道合者”，壮大自身影响力。悲情叙事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吸引更多的同情者，争取他们的支持，壮大自身阵营，共同讨伐对体系的不满者和挑战者。
在这次慕安会上，通过强化对修正主义者的批评，来激发所谓“志同道合者”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拥护和支持，巩固西方阵营。从参会情况看，主要代表仍是以美西方国家为主，讨论的议题也是美西方关注的议题。
除此之外，它还积极拉拢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扩大全球秩序中的代表性基础，赤裸裸地要求全球南方选边站队。慕安会一直在谨慎的扩大会议吸纳范围，其中，积极吸引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的加入，壮大音量。但却不邀请诸如俄罗斯、朝鲜、伊朗等所谓威权国家的官方代表。
中国在慕安会逐渐增强了存在感，也积极推动同西方国家的合作对话，但在会议现场也时常能听到西方官员问，中国在慕安会上是否会有不舒适感。尤其考虑到这种跨大西洋联盟主导的国际会议和论坛，中国还时常会受到批评，也时常被扣上“修正主义者”“国际规则秩序的挑战者”等帽子。
慕安会迄今已经举办了60年，其开放、自由、可持续性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同时慕安会所形成的会议规则即直接参与和互动、不能照本宣科和彼此忽视（Engag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don't lecture or ignore one another）令人耳目一新。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其背后的支撑力量——跨大西洋两岸的西方国家对其价值观体系的维护，以及对不同体系与道路坚持者根深蒂固的怀疑和防范，不遗余力地在舆论体系上塑造自身的道德感和讨伐他者；在实际政策中努力寻找替代性安排或者对冲性安排，从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美日澳印四方对话、五眼联盟、小院高墙、民主联盟等价值观同心圆，都表明了这个西方体系追求的排他性特点。这也使得其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越来越缺乏天然的合法性和代表性。
这使得西方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拉动也会遇到重重困难，因为南方国家已经表达了不满，西方不是在解决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是希望其在关键议题上选边站队，主动向所谓西方主流价值观靠拢，这引起了这些国家的不满。
从本质上讲，全球南方国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不希望外力逼迫其选边站队，它们只想安心发展自己。
悲情叙事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一种集中反映，它与人类所追求的积极乐观和合作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二元对立传统和零和博弈逻辑无法应对全球性挑战，而中国始终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些都是现在欧洲和美国需要重新学习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