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这场危机与北约亚太化之间的“伴生”关系也愈发明显，亦即随着冲突的升级和持续，北约亚太化的深度和速度都有所增强。这一“伴生”现象提出了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北约会在一场大规模对俄冲突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就冒着与中国关系交恶的风险在亚太地区扩张联盟。考虑到北约成员中的不少决策者都认识到了这种“战略分散”的风险，它们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中也不乏“区别对待”的提倡者，该现象显得格外“反常”。大多数现有研究虽然也不同程度地观察到了该现象，然而在分析中却往往将此现象视为战略上的非理性行为，且很少利用联盟理论，深入剖析危机爆发对相关各方得失计算的影响。本文立足于对联盟成本概念的更充分理解，全面讨论了美国及其盟国于乌克兰危机前后在北约亚太化问题上的变化，指出危机的爆发减少了美盟国在对华对俄政策配合方面美国可能蒙受的边际损失，也降低了它们对华对俄“区别对待”的可能收益。上述重要变化增强了参与和推动北约亚太化的政策吸引力，使得北约在危机后明显加快了亚太化进程。危机帮助美国部分克服了自身联盟政策上的内在张力，实现了既要求欧洲盟国提供更多安全资源，又试图限制它们战略自主性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危机强化联盟的“意外”结果可能促使美国调整联盟政策，有意识地对中俄采取“合而治之”策略，这尤其需要我们警惕。
【关 键 词】 北约亚太化 联盟政治 美国联盟体系 俄乌冲突 中美关系 美俄关系
一、俄乌冲突与北约亚太化的“伴生”问题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发布了维尔纽斯峰会的联合公报。与前一年的马德里峰会一样，此次峰会的焦点仍然是近在咫尺的俄乌冲突及其各类衍生事项，其中包括瑞典和乌克兰的入约问题。在危机背景下，维尔纽斯公报强调“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和平业已破碎”、宣扬“俄罗斯联邦违背了有助于维系稳定与可预测的欧洲安全秩序的规范和原则”可谓自然而然。不那么自然的是，这份联合公报还花了相当篇幅渲染中国对北约的所谓威胁，不仅宽泛地指责中国“挑战了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还针对“正在深化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了包括“谴责俄罗斯”在内的数项具体要求。在激烈言辞之外，维尔纽斯峰会还延续了马德里峰会的做法，邀请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和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希金斯参会。此举不仅延续了２０２２年２月以来北约与“亚太四国”(ＡＰ４)高调政治接触的势头，也让外界产生了一种预期，那就是北约持续不断地将跨大西洋安全和亚太安全联系在一起，并更多在经济和军事上与中国对抗。维尔纽斯峰会的议程证明，尽管乌克兰的战火仍在熊熊燃烧，但不论是从北约更多涉及亚太议题来看，还是从更多亚太国家参与北约机制来看，北约都在变得更加亚太化。换而言之，乌克兰危机和北约亚太化之间仿佛存在“伴生”关系。
对于完全赞同“乌克兰的今天就是东亚的明天”的人来说，“伴生”的逻辑不难理解，也不必过多解释。如果认为大国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实施收缩，否则就会损害战略信誉和威慑效果，最终招致更多挑战，或者相信霸权国在任何一个地区的退让都会加剧全球失序的风险，最后带来“竞争性的大国集团、经济停滞和大灾难”，那么北约在花费大量资源应对俄乌冲突的同时，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承诺，就是非常正常且明智的做法。然而，上述两种强调“安全联通性”(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理论都过度夸大了在战略上“调整资源分配”的风险，且忽视了大国经常作出战略取舍的现实。因此，俄乌冲突和北约亚太化之间的“伴生”只是一种战略上的“选择”而非“必然”。更准确地说，就“常理”而言，由于资源和注意力总是有限的，俄乌冲突更有可能掣肘而非推动北约亚太化。正如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一篇评论所言，“数十年来，两大洋在安全上基本是相互分离的，它们各自的政策和专家共同体之间也更多是竞争而非合作”。对此，即使是支持北约亚太化的分析者有时也不得不承认，“考虑到北约在乌克兰已经倾尽全力，那么它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地区到底有什么利益可言，确实值得一问”。在政策制定者中，当然也有人质疑在俄乌冲突中北约走向亚太化是否合理。在维尔纽斯峰会上，法德两国并未支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于东京设立北约代表处的提议。考虑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公开表示“我们不应混淆目标”，不应讨论“与北大西洋的军事问题没有关系的中国”，有理由相信对法国人来说，跨越半个地球的“安全联通性”欠缺说服力。
强调北约亚太化是俄乌冲突后的一种“选择”而非“必然”，并不会降低两者之间“伴生”关系的研究价值。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其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逻辑直觉，甚至可谓反直觉，其出现才更值得推敲。对于这一反直觉的“伴生”关系，既有研究多认为其“不合理”。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美国政策界有不少人主张，美国和整个西方应当在集中力量应对俄罗斯还是中国之间作出选择。前一主张可以称为“再基辛格”(ｒｅｐｅａｔ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策略，后一主张则可以称为“逆基辛格”(ｒｅｖｅｒｓｅ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策略。在上述策略的支持者看来，无论在选择时面临何种实际困难，决策者都应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同时与中俄在所有问题上竞争只能招致失败，并且毫无必要”。即使在乌克兰危机于２０２２年２月全面升级，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彻底破裂之后，提摩西·克劳福德(ＴｉｍｏｔｈｙＷ·Ｃｒａｗｆｏｒｄ)等知名的联盟政治研究者，依然主张美国应有所取舍，对中俄“分而治之”。要么重视力量增长，针对中国而拉拢俄罗斯?要么重视行为的“修正主义程度”，针对俄罗斯而拉拢中国。在国内学界，研究者也大多认为这一“伴生”关系违背了基本的战略理性，指出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已经“放弃战略集中原则”，招致“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同时为敌”的“最坏结果”。然而，上述观点大多将这一战略上的反常现象先验地视同国内政治等因素干扰后的非理性结果，没有充分考虑其可能的战略合理性。这可能遗漏一些关键维度，不能真正把握“伴生”的实质和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将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先立足于既有联盟理论研究和经验叙述，搭建起理解乌克兰危机下的北约亚太化的基本框架。然后对照北约亚太化的现实进程，参照上述体系观察俄乌冲突对于该进程产生了何种影响。
二、北约亚太化的理论背景和经验叙述
本部分将从理论研究和经验叙述两个维度来搭建认识北约亚太化的基本框架。其中，理论维度侧重于借用既有理论分析这一现象的概念实质和主要相关机制，经验叙述维度侧重对比既有研究对该现象进程和特征的归纳。
(一)北约亚太化的理论认识框架
在概念上，关于乌克兰危机下北约亚太化的困惑实质是:一个多边联盟尚未在邻近地区结束一场与竞争性大国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即在更远地区扩展安全承诺，而不顾忌此举势必恶化与另一个竞争性大国的关系、招致无法集中应对临近冲突的后果。在这里，可以将扩展安全承诺视为一种约束力较弱、不确定性较高的联盟形式。采用这一视角有其概念和操作依据。一方面，关于联盟解体和分化的研究普遍对联盟的“负向瓦解”作了“度”的区分，例如由弱到强分为预阻敌手结盟(ｐ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削弱敌对联盟(ｄｉｓａｌｉｇｍｅｎｔ)、拆散敌对联盟(ｄ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和转化敌手盟友(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四类。与之对照，增强安全承诺而不正式结盟相当于削弱而未拆散敌对联盟的反面镜像?另一方面，定义联盟的要件是军事条约，但何为军事条约是有弹性的。戴维·辛格和梅尔文·斯莫尔就将联盟条约分为共同防卫联盟、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协约三类，其中协约是指各国约定在包括遭受攻击在内的危机中协商合作。对于将内容宽泛的协约归为联盟条约，确实有人持否定意见，其理由是协约并没有在文本中明确规定使用武力。这一批评有其道理，然而问题在于，１９０４年缔结的英法协约(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ｅ)和１９０７年缔结的英俄协约(Ａｎｇｌｏ－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也没有演变为共同防卫条约，英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将自身与法俄两国牢固捆绑在一起④。如果据此判断英国从未和法俄结盟，那么至今为止的联盟政治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要推倒重来。基于上述理由，将北约亚太化视为联盟扩展，再透过联盟理论来加以审视应属大体合理。
就联盟理论而言，有两种文献与理解俄乌冲突下北约亚太化最为相关:其一是“牵连”(ｅｎｔｒａｐｍｅｎｔ)研究，其二是风险敏感性与风险管控研究。
１.牵连
最早提出“抛弃/牵连(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ｅｎｔｒａｐｍｅｎｔ)”这一联盟风险二分法的是迈克尔·孟德尔鲍姆，他在专著中提到“国家将被牵连进一场它不愿打的战争”。此后，格伦·斯奈德给出了更精巧的定义，并将这对概念发扬光大。他把牵连定位为国家“被拖入一场与盟国利益密切相关的战争，但这种利益与本国无关或者只是部分相关”。斯奈德还特别指出，在联盟中，国家将永恒地同时面临被盟友背叛的“抛弃风险”或者“牵连风险”，且两种风险此消则彼长。孟德尔鲍姆和斯奈德试图指出，结盟可能在未来导致国家卷入“本不必要”的战争，产生“额外安全损失”。在斯奈德的基础上，后来者进一步拓宽了上述额外安全损失的范畴，从代表极端状况的被拖入战争扩大到成本更低的其他形式。为与已被广泛接受的“牵连”概念相区别，有些学者使用了“卷入”(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这一新概念。后者是指“国家因为联盟而被迫援助盟友，支持其投身一项昂贵而没有净收益的事业”，这可以表现为给予军事援助、实施非战斗性军事行动、加强本国军备等多种非战争形式。正是基于对上述“额外安全损失”的考虑，迈克尔·阿特菲尔德指出，结盟的“边际安全增量”未必总是正数，有些联盟会让国家的安全状况比结盟前更加脆弱。更进一步而言，如果把额外成本从安全扩展到其他类型的资源损失，还可以衍生出政治牵连、经济牵连等概念。前者是指因支持盟友而损害本国制定独立外交政策的能力，亦即损害自主性?后者则是指因支持盟友造成财富损失。考虑到自主性和资源本来就可以通过与他国结盟和加强军备转化为安全，两者的额外损失也可视为间接的额外安全损失。
对牵连的研究揭示了联盟的一个重要侧面，那就是联盟的成本并非仅仅是结盟时相互交换的承诺，还包括未来为了维持这一联盟而可能承担的额外风险，且这种风险还可能是破坏性巨大的“战争传染”。基于此还可以有一个简单推论，那就是联盟数量越多，联盟承诺的多边性越强，牵连的风险就越高。这一概念在普遍意义上削弱了联盟的可欲性，也是当前质疑和反对北约亚太化的主要灵感源泉。更具体地说，只要西方各国对台海安全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风险容忍度存在差异，那么对牵连的顾虑就理应成为阻碍它们在亚太扩展联盟的障碍。
２.风险敏感性和风险管控
牵连在逻辑上固然是联盟的内在属性，但考虑到联盟特别是北约这样的“大多边”联盟的现实存在，对被牵连的担忧并非不可克服。换言之，必定存在一些“反向”机制，它们要么能够削弱国家对被牵连的担忧，要么能够增加国家承担牵连风险的相对收益。斯奈德在完善了牵连概念的同时也指出，盟国之间的相对依赖度和国际体系的极性都会影响国家对被牵连的风险敏感性。一方面，一国对盟国的依赖越大，就越有动机承担被牵连的风险?另一方面，在多极体系中，国家更担心被抛弃，因而更有动机承担被牵连的风险。斯奈德的上述分析提示了后来者，尽管被牵连的风险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但是特定时空中的内部或外部结构都有可能削弱其相对重要性，进而使得联盟得以形成和扩展。对于盟国的相互依赖度，斯奈德最初没有给出普遍性的判断方法。但后来在他和柯庆生的合著中则提到，如果联盟成员的力量和地位相当，构成对称联盟，那么它们之间更容易
存在高度的安全相互依赖，因而更担心被抛弃而非牵连。而在非对称联盟中，大国提供的主要是安全，小国提供的主要是自主性，鉴于提供安全的能力更加稀缺，因而小国往往更需要联盟，更少担心牵连问题。这一观点也契合了之前不少联盟研究的观察，那就是大国保护者经常被次等国家拖入战争。
另一些研究则关注克服牵连风险的另一种思路，那就是特定时空中的联盟结构有可能在“绝对值”上减少牵连风险，而非仅仅是削弱其相对重要性。阿特菲尔德指出，联盟的本质是交换承诺，而后者的实质是“特定经济状况下的特定行动”。显然，承诺的生效条件和内容都不是无限的。如果国家真的担心被牵连，其完全可以通过设计联盟协议、限制自身义务的方式来减少被牵连风险。在联盟中，更不担心被抛弃的一方将因优势谈判权力而获得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更害怕被牵连的一方将更有动机来运用所具备的风险控制能力。同时，即使联盟条约本身未能有效控制风险，最终是否会被牵连仍取决于国家的判断。正如詹姆斯·莫罗所说:联盟并不必然带来援助，联盟对于获得援助而言也非必须。换而言之，很多时候国家只是貌似被牵连进战争，实际上并非真的不情不愿。
基于国家特别是大国有能力控制牵连风险的判断，对联盟政治的较新研究往往对“联盟数量越多、联盟承诺的多边性越强，牵连的风险就越高”这一论断持质疑态度。迈克尔·贝克利基于对美国在１９４８~２０１０年间卷入的国家间军事冲突的统计指出，在１８８次冲突中只有五次可以归为联盟的牵连，且在这五次冲突中联盟关系也有效发挥了对外威慑和对内克制的作用，避免了冲突的升级。在机制上贝克利强调，美国拥有多对联盟关系和众多盟国，“多样化”使其更不容
易被某一盟国的利益偏好“绑架”。“多样化”的逻辑直接挑战了传统的联盟声誉理论，认为对不同的盟国而言，一国的联盟可靠度是不通约的，对一个盟国展示忠诚、兑现使用武力的承诺，可能并不符合另一个盟国的期望，反而降低在其眼中的可靠度。此时，后者会默许乃至鼓励前者背弃对其他盟国的相关承诺。车维德则指出，哪种联盟结构有利于减少牵连的风险，取决于风险的来源。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它们都有控制“潜在的危险盟友”甚至“流氓盟友”单边行动的需要。其中，双边联盟更有利于大国控制小国，多边联盟则更有利于小国发挥作用或者大国控制大国。当然，对于小国来说，要想降低大国盟友的牵连风险则更困难。除了提高联盟的制度化水平，使条约成为管控大国的“限制性契约”，还需要以包括推进战略分工在内的方式分担成本，提高自身的联盟价值和谈判筹码。
对风险敏感性和风险管控的研究强调了国家面临联盟关系时的能动性。在这类研究看来，国家不可能在完全没有意愿的情况下，单纯因为联盟关系而被拖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这一论调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消除对牵连的“过度担忧”，为联盟“去污名化”。这类研究大多直接涉及美国的欧亚盟国和北约本身，它们的分析结论往往能直接用来为北约亚太化辩护。
(二)北约亚太化的经验叙述框架
任何经验叙述都包含着某种理论归纳，只不过其中蕴含的理论线索更加深埋，或者是试图概括的机制更加纷杂。为了在回顾的同时避免对北约亚太化历程的重复论说，这一部分的关注点将主要放在相关研究对线索和节点的梳理上，特别是考察它们如何看待北约亚太化和乌克兰危机之间的关系。笼统而言，不论它们的作者持何种合理性判断，几乎所有经验研究都认为俄乌冲突促进了北约的亚太化，但是对影响的大小则存在不同看法。用更理论化的语言来说，区分不同叙述的核心是:俄乌冲突是否构成北约亚太化的某种关键节点?关键节点是一个历史制度主义概念，其是指“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段内，行为体的选择影响之后利益结果的可能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换言之，在发生了重大事件的“相对较短的时段”之前，行为体的选择可能没有机会改变既存格局。放在这里，就是指如果２０２２年２月没有发生俄乌冲突，那么之后的种种北约亚太化现象就不会出现。与将俄乌冲突视为关键节点的思路相反，另一种叙事逻辑则是，当前的北约亚太化不过是线索的正常延伸。毕竟，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安全不可能毫不相关，在此背景下北约不断扩大地理活动范围和行动领域并不难理解。早有人呼吁北约应在全球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向“世界上一切有意愿和能力为北约履行其新职责作出贡献的民主国家开放成员资格”。此外，北约和一切国际组织一样，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面临委托—代理问题。如果从这一视角看，北约亚太化很可能只是斯托尔滕贝格这样的领导人，为了增强组织生命力和个人地位而不断推动北约职能扩张的结果，而非作为委托人的北约各国的一致偏好。
１．关键节点论
俄乌冲突爆发后，很多政策分析家和学者认为其构成了北约总体发展“意料之外”的关键节点。著名的联盟政治理论家斯蒂芬·沃尔特就认为，１９９９年之后，北约国家再也没有采取过集体一致的行动，是俄乌冲突给予北约“新生”，重新激发了联盟团结，增强了其战略价值。沃尔特还希望，北约能够借助这一关键节点进一步促进“新跨大西洋分工”，即由欧洲独自应对俄罗斯，以便美国在亚太专注应对中国，美国应以此为契机成为“欧洲的最后而非第一道防线”。从北约欧洲成员的视角来看，所谓关键节点的内涵则是指，它们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终于“走出了历史”，结束了“去政治化”进程，重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塑造自身的“地缘能力”。当然，这些观点仅仅指出俄乌冲突是北约发展的关键节点，并未直接提及前者构成了后者亚太化的关键节点。然而如果俄乌冲突对北约的影响真的如此重大，全面影响了其发展走向，那么很难相信后者的亚太化没有受到危机的重大影响。伊肯伯里就认为危机引发了大国重塑国际政治联盟、阵线和群组的“争抢”，不仅强化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北约中的作用，还显著增强了日韩与欧洲的安全和经济联系。加勒特·马丁和詹姆斯·戈德吉尔则指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定位在俄乌冲突后出现了“方向变化”。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的伦敦峰会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虽然强调“必须应对中国正距离我们越来越近这一事情”，但同时也承诺“北约绝对不会进入中国南海”。而在危机爆发后，北约完全抛弃了上述承诺。总之，关键节点论主张，２０２２年的马德里峰会以及在会上通过的?北约战略概念２０２２?标志着北约亚太政策的重大实质变化，明确了要大幅强化与“亚太四国”联系、共同应对“跨地区挑战”的方针。
２．进程延续论
与关键节点论不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北约亚太化的主要动力是美国对华政策由竞合到竞争的转型。俄乌冲突是加速这一进程的重要事件，但尚不足以构成改变北约政策方向的关键节点。北约亚太化的主因是“时机的成熟与客观条件的具备”，俄乌冲突的作用相对次要。在２０２２年后发表的一系列与北约亚太化相关的论文中，不少国内学者虽然没有明言，但总体上更倾向于这一立场。徐若杰认为，北约对华政策的转折点是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的伦敦峰会。在该峰会上“应对中国崛起”首次被写入会后的联合宣言，此前“中国不是北约的关注对象”。在２０２１年的布鲁塞尔峰会上，中国则进一步被视为“对国际体系和联盟安全构成挑战”的国家。俄乌冲突没有显著改变北约和中国的关系，“中国的形象更多的是一个需要加以防范警惕的‘挑战者’，而非集中力量加以遏制的敌对国”。孙成昊将冷战后的北约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以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９年为两个主要节点。在２００９年后，北约即开始吸引亚太国家参与功能性合作。俄乌冲突后的北约亚太化进程是美国既要继续对华战略竞争又不得不“向欧洲适当回摆”的结果。由于美国试图修补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坚持“新大西洋主义”，无法全力推动印太战略，因此只能将中俄捆绑在一起。美试图以自身坚定反俄证明自身“不会为了权宜之计牺牲欧洲利益”，以换取欧洲盟国配合美反华。在他的叙述中，俄乌冲突同样不是改变北约与中国关系的关键节点，甚至只是表面上加速了北约亚太化，深层次上仍是北约欧洲成员在对华政策上追求对美战略自主的间接结果。孙茹将２０１９年伦敦峰会视为北约亚太化的开端，也是美国对北约欧洲盟国纷纷转向亚太的顺应之举。对于俄乌冲突，其一方面强调危机改变了北约此前对中俄“区别对待”的做法，转为将两国“捆绑”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危机主要影响是将北约的注意力拉回欧洲，不利于美国利用北约对抗中国。对北约与日本关系的一些研究也指出，双方合作的深化始于２０１０年后，俄乌冲突使合作提速，但是深度仍相当有限，原因是双方的战略重点并不匹配。
三、联盟理论视角下的北约亚太化
首先，我们假设北约在亚太扩展联盟承诺是成员基于战略考虑的理性行为。这种战略理性的本质是决策者在“第三意象”层次上权衡了收益和成本。鉴于北约是在军事安全这一“高政治领域”活动的国际组织，且其成员高度关注该组织在亚太领域的活动，可以假设其较少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北约行为反映的是成员国而非国际官僚的偏好。其次，由于北约是一个不对称的多边联盟，参与北约亚太化的理性决策的主体至少可以划分为三类:其一是主导国，其二是作为联盟正式成员的欧洲追随国，其三则是作为联盟扩展对象的非正式成员的亚太追随国。基于此，对北约亚太化的分析可以转化为为什么上述三者均希望或者接受联盟关系的扩展。
本章接下来的内容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讨论俄乌冲突前美国对欧亚联盟体系的长期需求，并指出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可称为“事前归纳”?第二部分将讨论俄乌冲突爆发对美国以及盟国相互需求的影响，可称为“事中分析”?第三部分将探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联盟政策的可能变化，可称为“事后推演”。
(一)俄乌冲突前:美国对联盟体系的长期需求和内在张力
联盟主导国扩展联盟的最普遍动机有两项。其一是为了制衡主要“威胁来源”而增加“已方”的总体力量，利用总体力量的方式则包括交战和威慑。当然这一动机划分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联盟，包括没有明显主导国的对称联盟。在一般的物质性力量之外，总体力量的范畴还可以扩大到合法性这一观念性力量。一方面，当与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结盟，且该意识形态是团结性或者非等级性时，联盟就意味着同类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可，这有助于增强国内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中“合法与否”经常是支持者多寡的同义词。正如增加联合行动的国家数量可以增强对外政策的合法性，扩展联盟关系同样可以增强自身外交立场的合法性。归纳起来，“总体力量＝物质性力量×观念性力量”，后者是前者的增幅器。如果两者能够相得益彰，那么就可能形成巧权力(ｓｍａｒｔｐｏｗｅｒ)，反之则可能化为相互拖累的“蛮权力(ｒｕｄｅｐｏｗｅｒ)”，让物质性力量的发挥大打折扣。其二是为了限制结盟对象的自主性或者行动自由，但是这种限制只有通过自身提供包括安全在内的好处作交换才能实现。至于试图限制盟国行为的原因，有时完全是为了联盟的“内部管理”。比如把对方“锁定”在自身主导的霸权秩序内，以获得长期的制度收益，或者是为了便于软硬兼施、最大程度地减少“危险”行为体的不确定性。有时这种行为限制又兼有改变总体力量平衡的考虑，例如是为了限制结盟对象对包括人口、领土和物质在内的战略资源的处置权，并以此影响与主要威胁来源之间的权力对比。要想限制盟国的自主性，至少需要向其提供足够的安全，这也意味以此为主要目标的结盟行为有较高的门槛，只有大国才能主动实施。这一动机尤其适用于联盟主导国。
不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国家结盟的动机都可能是混杂的，但在特定时期某种动机可能占据更为主导的地位。与此同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动机也会随着时空迁转而改变。冷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和扩展联盟体系大致有三项主要动机:一是威慑中俄等潜在对手，预防它们在“真空地带”获得更多力量资源?二是增强美国特定对外行动和总体对外政策的合法性?三是确保现有盟国不会转而反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然而在不同地区和时段，美国维持和扩大联盟体系的主导动机也存在明显差异。
在亚太，从控制盟友的需求来看，美国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盟仍然具有冷战时期管控“流氓盟友”的功能，但是伴随盟国政权性质的变化，这一需求已大幅降低。此外与欧洲不同，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冷战遗存”在亚太地区仍持续存在。因此，除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的日本，美国的亚太盟友并没有在冷战后表现出对战略自主性的明显追求。即使是一度陷入“漂流”的美日联盟，也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的双边磋商后稳定下来。之后，日本的对美政策又从“再追随”变为更进一步的“深度追随”。与此同时，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了确保对华威慑能力，美国亚太联盟对于增加“总体力量”的需求不断提高。上述状况共同决定了在１９９６年台海危机后，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不断朝着“冷战式的多边遏制模式”转向，三边和更多方机制不断建立。短期来看，将多对双边联盟转化为多边联盟虽然不会直接显著增加美国联盟体系的“总体力量”，但能使加入这一同盟关系网络的国家被更高水平的相互承诺和更制度化的合作“束缚手脚”(ｔｙｉｎｇｈａｎｄｓ)，提高它们违背联盟承诺的成本，从而以更为可信的方式展现在面对挑战时动用力量的决心，增强威慑能力。长期来看，联盟的多边化能增强盟国之间的军事互操作性，起到“１＋１>２”的效果。
总体来看，由于美国与其盟国的战略利益高度一致，其亚太联盟政策的重点不是管控盟国，而是鼓励盟国追求在联盟体系中的更高地位，甚至扮演“领头羊”角色。从不对称联盟的交易本质来说，美国冷战以后的亚太联盟政策就是试图以“归还”部分自主性为回报，换取盟国提供更多安全。特朗普政府将这种需求变化表现得最为极端，为了让日韩承担更多安全负担，他一度威胁放弃?美日安保条约?，并声称支持日韩发展自身的核力量。
在欧洲，美国维护和扩展北约的目的则相对更加多元。美国一方面要借助北约扩大自身的总体力量，防止俄罗斯作为大国“卷土重来”，另一方面要利用北约与欧盟竞争，限制欧洲盟国的自主性，防止其成为或者倒向战略对手，此外还要利用北约来塑造自身对外政策的合法性，包括支持各类人道主义干预和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基于上述三重目标，美国积极推动北约东扩，致力于增加成员数量。１９９１年时，北约只有１６个成员国?到２０２３年维尔纽斯峰会时，北约已经有３１个成员国。即使是美欧关系岌岌可危、马克龙声称北约已经“脑死亡”的特朗普时期，北约还接纳了黑山和北马其顿两个新成员。美国的欧洲联盟体系在冷战后始终处于“扩张盈利”的状态，持续冲击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心理账户”。然而，由于冷战后北约和欧盟基本处于同步扩员状态，北约东扩只能保证自身在影响力上不被欧盟“甩开”，而无法帮助美国实现对欧洲盟国的控制。
与日本不同，欧盟在冷战后保持住了经济在高水平基础上的持续增长，这使得世界经济领域中形成了中美欧“三足鼎立”的态势。随着美国将中国锁定为最主要对手，欧洲的战略抉择对于国际格局的未来更是能够起到近乎“一锤定音”的关键作用。正因如此，美国限制欧洲盟国战略自主的需求愈发迫切。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对北约盟国的需求又从主要汲取“合法性”转向要求更多物质资源，这表现为小布什政府要求各盟国在阿富汗参与组建国际安全部队、承担各项重建任务，奥巴马政府在利比亚问题上提出“幕后领导”，以及美国在２０１４年后反复要求北约盟国提高防务开支。２０１４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北约各国在威尔士峰会上发表联合公报，提出“所有当前支出占ＧＤＰ比重低于２％水平的国家”应停止进一步削减防务开支，在ＧＤＰ有实际增长时提高防务开支，并朝着在十年内达到２％水平的方向努力。在２０１９年北约成立７０周年的纪念仪式上，特朗普政府集中对德施压，副总统迈克·彭斯公开批评很多盟国没有兑现承诺，“德国则是其中之首”。总体来看，美国的欧洲联盟政策存在明显的内在张力。其一方面要求盟国提供更多安全，一方面又试图对欧洲的自主性施加更强控制，现实中必然难以兼顾。
(二)俄乌冲突爆发前后:盟国满足美国需求的得失变化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美国联盟政策的宏观目标是借力盟国，重新夺回相对于主要战略对手中国而言的“实力地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最终迫使居于劣势的中国不得不接受美国在诸多关键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所谓的让对华接触“有效”。要想实现对华相对实力增长，美国既需要盟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配合，确保它们的力量被用来遏制中国，同时也需要确保盟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要低于它们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避免盟国的力量成为中国力量增长的来源。用布林肯的话来说，联盟要实现所谓双重“现代化”:一方面要增强适用于大国竞争的军力建设，一方面要把联盟政策应用到经济领域，“确保我们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超过我们与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经济一体化”。
１．亚太盟国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美国的亚洲盟国总体上积极配合了前者的“联盟现代化”政策。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中日、中澳关系持续恶化。自２０２１年起，两国在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各安全议题上紧密追随美国，将涉台承诺写入?国防白皮书?等政府文件和双多边宣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ＰｅｔｅｒＤｕｔｔｏｎ)等政治人物甚至多次明言或暗示，如果美国军事干预台海局势，应当与美并肩作战。日澳两国还大幅提升了防卫开支，前者在２０２１年达到了防卫开支占ＧＤＰ２％的标准，后者则在２０２１年底宣布突破吉田主义“防卫开支占ＧＤＰ１％的上限”的传统，同时设定了增至２％的目标。中韩关系虽然相对稳定，但是美韩同盟也在按照美国设定的方向强化。２０２１年３月，美韩达成新的军费分摊协议，“移除了影响关系的一项最困难议题”。５月拜登高规格接待文在寅访美更是被普遍认为美韩联盟“走上正确道路”的标志。多边领域，涉及核潜艇这一关键敏感技术的“澳英美三边防卫协议”(ＡＵＫＵＳ)于２０２１年９月突然缔结?美日印澳四方合作(ＱＵＡＤ)得以持续和强化，并且由安全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触及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产品依赖。最让美国放心的是，在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ＴＰＰ)后，日本安倍政府继续牵头缔结了继续将中国排斥在外的“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ＣＰＴＰＰ)。与ＣＰＴＰＰ相比，中国和日韩澳新四国均参与其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在关税减免程度、市场准入范围、涵盖领域和服务业开放水平上均相形见绌。日本等盟国的做法极大缓解了美国对于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蒙受相对损失的担忧。
基于美国亚太盟国在俄乌冲突之前的战略选择，它们在危机爆发后积极参与北约机制并不会导致自身偏离主要政策目标，不会显著增加被额外“牵连”的风险。从直接的边际安全成本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攻势在２０２２年４月随着俄军撤离基辅周边地区而终结。在２０２２年９~１１月，乌克兰相继重新占领哈尔科夫州的大部分地区和赫尔松市，扭转了俄攻乌守的战场态势。之后的乌克兰战场被普遍比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交战双方打的是一场消耗巨大、进展缓慢的堑壕战。在此情况下，俄罗斯并没有可用的资源和精力对“亚太四国”发起新的安全挑战。更何况，危机始终局限在乌克兰一国，没有外溢至邻近的波罗的海国家或者新加入北约的芬兰。这也说明，北约对俄罗斯的军事威慑虽不足以阻止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美国的正式盟国身份足以使前述国家免受攻击和军事挑衅。从间接的边际安全成本来看，亚太四国参与北约固然引发俄罗斯调整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关系，进而对前者施加更多安全压力，但是在现实中效果有限。例如，对于日本来说，参与北约固然会使得之前安倍政府针对中俄关系所实施的“楔子战略”彻底走向破产，也会失去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理论可能，但现实是安倍政府确实为离间中俄作了不少让步，甚至在２０１４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中与美欧保持距离，却并未获得来自俄方的实质回报，中俄合作仍在不断强化。对韩国来说，虽然可以将俄朝军事合作的加强视为俄方对韩国参与北约、支持乌克兰的反击，但是俄朝在现阶段加强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消耗巨大，不得不争取从包括朝鲜在内的一切可能渠道获得更多武器弹药。是俄乌冲突本身而不是韩国的政策改变了俄朝关系的“牌桌”。
总体来看，俄乌冲突改变了美国亚太盟国在参与北约时的得失计算。在成本上，危机的爆发一方面严重消耗了俄罗斯的资源，使其更无可能在安全上对日韩澳新等国“施加成本”?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眼中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依赖越来越大，以怀柔策略区别对待中俄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收益不断趋近于零。当前，相当数量的西方政策界人士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需求空前增加，即使“没有获得太多回报”也必须坚持对华示好，支持后者的亚太政策目标。不少人甚至声称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附庸国”。反过来，中俄关系无法被“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策略也没有多少边际损失。
在收益上，由于地理距离遥远等因素，除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既不具备在亚太地区发挥实质军事作用的能力，也没有在未来发挥这种作用的意愿，然而它们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同样能够在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或者军事冲突中发挥重要甚至是关键作用。此外，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依托北约机制参与相关安全事务，还有利于持续利用危机增强自身既有政策的合法性。在危机爆发后，日本岸田文雄政府随即大力宣扬“乌克兰的今天可能是亚洲的明天”，有效推动了日本民众在防卫问题上的观点变化，支撑了其在２０２１年年底就确定的新防卫政策。对比边际支出和收益，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亚太盟国参与北约亚太化进程的动机增强。
2.北约盟国
在俄乌冲突正在酝酿的２０２１年，美国拜登政府正在“新大西洋主义”的旗帜下修补与欧洲盟国的关系。然而，无论是在对俄还是对华政策上，大部分欧洲盟国的立场都与美国有较大差异。在联盟政策上，它们的总体需求可能与美国的需求正好相反，那就是既希望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又抗拒以提供更多安全的方式来将自主性“赎回”。在对华政策上，北约虽然在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间开始提及中国，甚至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出台的?北约２０３０?文件中将中国称为“全频谱的系统性对手”，但是此举更多是为了将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留在”欧洲，而非真的将中国视为全领域、全地域的威胁。各盟国的对华关切主要集中在防止“不断接近的中国”利用持续扩大的在欧影响力实施所谓“经济胁迫”上，系统性对手的提法名不符实、“范畴狭窄”。这与拜登政府于２０２１年３月出台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所提出的，要与盟国“组成共同阵线、提出统一愿景、汇集共同力量”以遏制中国的经济力量，还存在相当远的距离。２０２１年２月，马克龙在大西洋理事会上表示，“所有成员联合在一起反对中国是最有可能导致冲突的场景，对我而言这是非建设性”。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也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反对“构建阵营”。法德两国领导人的表态反映了大西洋两岸在如何实现经济领域的“联盟现代化”上的重大立场差异。反映在行动上，欧盟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与中国达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议?(ＣＡＩ)，这是中欧深化经济相互依赖的重要一步。尚未正式执政的拜登团队对此高度重视，拟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杰克·沙利文(ＪａｃｋＳｕｌｌｉｖａｎ)甚至公开劝阻欧盟不要签订该协议。虽然在２０２１年５月，中欧双方围绕人权问题发生争执并相互制裁，使欧盟冻结了对协议的批准进程，但各界预期一旦冲突平息，批准进程仍有可能重启。
在对俄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盟国的情况也类似。拜登政府在?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将俄罗斯描述为一个相对于中国而言的次要对手，是国际舞台上的“扰动性角色”而非决定性力量。但是，拜登政府无意牺牲既有利益“重置”美俄关系，仅希望在双方维持和接受现状的情况下“重新启动”关系运转。北约的部分东欧盟国支持美国的立场，但是其很多西欧盟国则希望在俄欧关系上走得更远。它们不仅主张维持现有对俄联系，还要扩展和深化。早在２０１９年，马克龙就在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提出，欧洲要积极与俄接触，防止其成为“中国的附庸国”。此后，这一符合“楔子理论”的观点在欧洲颇为流行。２０２１年２月，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ＨｅｉｋｏＭａａｓ)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演讲，反对“烧毁与俄罗斯之间的所有桥梁”，指出这样做只会推动中俄接近，“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联盟”。正是因为西欧的主要盟国坚持继续发展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为了维护跨大西洋联盟的稳定性，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前，拜登政府不得不在“北溪－２”管道问题上对德作出让步，以至于在国内被批评“出卖了乌克兰的民主事业”。即使美国在２０２１年１０~１１月间向北约盟国分享了关于俄罗斯将要发起军事行动的情报，包括法德在内的很多国家仍然不认可美国的判断，主张俄方的相关军事部署和外交表态只是强制外交，或者只会发生有限的军事行动。直到危机爆发前夕的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０日，当美国已在筹划联合对俄制裁时，马克龙仍在积极寻求与俄接触。
基于美国大多数欧洲盟国在俄乌冲突之前的战略选择，俄乌冲突严重冲击了它们在对外政策上的优先序列，进而引发联盟政策上的明显调整。这在三个方向上改变了它们对于配合美国推进北约亚太化的得失计算。
其一，与冷战期间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或者阿富汗战争不同，俄乌冲突是一场欧洲国家无法“置身事外”的安全挑战，其虽然推动它们朝着“重新成为地缘政治力量”的方向迈进，但是短期内不可能有显著成效。这意味着欧洲国家在短期内必须以更多的自主权来交换安全，满足美国对盟国的需求。此时，本来就希望以最大程度的阵营化联合遏华的美国，也正高度关注危机是否会在亚洲产生联动效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威慑强化措施。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推动了欧洲国家趋于愿意更多承担“牵连”风险、接受北约亚太化。除对美安全需求增加外，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欧洲国家的援乌装备消耗巨大，更加需要美国的亚太盟国来填补安全需求上的缺口。２０２３年上半年，一直不愿意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的韩国就成为争取的焦点。在维尔纽斯峰会后，尹锡悦政府终于宣布将扩大对乌军事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入了北约设立的援乌信托基金。然而，美国的亚太盟国提供更多安全援助不可能不要求政策回报，这势必要求美国的欧洲盟国要更多在涉华涉朝议题上相应增强承诺。
其二，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与北约国家的安全有了更直接的联系。危机甫一爆发，中俄关系就成为欧洲国家关注的焦点。它们认为，中国会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俄罗斯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将极大影响俄承受西方制裁的能力，进而影响欧洲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所要付出的成本和危机的最终结局。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在危机爆发后仍有较多的政策选择空间，美国的欧洲盟国确实可能因刺激中国而在安全上蒙受更多额外损失。但如果它们不采取任何劝说或者威慑行动的话，由于“所有贸易收益最终都能转化为军事能力”，且时间越长转化程度就越高，即使中国只是维持和扩大与俄罗斯的正常经济联系，都会显著提高欧洲国家在应对危机时的成本。基于此，欧洲国家会认为有必要尝试削弱中国的对俄支持。为达成该目的，理论上欧洲国家可以选择“奖励”或者“施压”手段。但与俄罗斯能给予中国的广泛战略支持相比，欧洲国家缺少足够的“奖励能力”，同时它们又面临严峻的安全挑战，不能满足于维持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泉川泰博的理论模型，国家将冒险采用强制性手段，以施压来达成目标。这种施压体现在多个领域。２０２３年４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中国，她在要求中国按照欧方需要调整对俄政策的同时，还公开暗示要彻底放弃审议?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而此前中国驻欧盟大使刚刚呼吁双方同时让步，解冻协议审议进程。就此而言，推动北约亚太化也可成为对华施压的手段。
其三，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的欧洲盟国确实更加担心美国在资源分配上的战略分散，而最有可能造成分散的就是台湾问题。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在美国政策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将资源用于援助乌克兰而不是台湾当局是“道德上正确的致命错误”。要想削弱这一观点的影响力，欧洲国家需要证明西方的现有对乌政策同样有助于强化美国在亚太特别是台海的战略地位。更何况，台海安全形势真的发生根本变化，势必造成美国资源和注意力的重大转移，加大欧洲国家的安全负担。就此而言，和美国一样，欧洲同样有强烈动机加强对华威慑，以各种方式塑造“中国必须承担高昂成本的心理预期”，使中国在决策
时“更加谨慎”。正是因此，冯德莱恩在２０２３年４月访华时才会就台湾问题高调表态“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特别是使用武力”，德国在２０２３年７月发布的首份?中国战略?报告中才会提到，“台海现状只能以和平与共同一致的方式改变”。在报告发布时，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ＡｎｎａｌｅｎａＢａｅｒｂｏｃｋ)还特别强调，德国“不可能对台海的紧张局势无动于衷”，“军事升级”同样会对德国“造成影响”。
总之，俄乌冲突的爆发在三个方向上改变了美国的北约欧洲盟国在联盟政策上的成本/收益计算，使得推进北约亚太化从“得不偿失”变为“可以一试”。
(三)反思与演进: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美国联盟政策
在欧洲，俄乌冲突显著改变了北约欧洲盟国的联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美国在需求上的两难，既使得欧洲国家愿意提供更多安全，又减少了它们的战略自主性，在对华和对俄政策上更多配合自身的强硬路线。在亚太，围绕对外政策的大方向，美国与亚太盟国更为契合，因而前者并不面临显著的需求两难，不过危机的爆发仍然更大程度地打消了后者对被牵连的顾虑，强化了在对俄政策上的配合。从表面上看，就强化联盟体系而言，美国似乎无须因俄乌冲突而调整自身的联盟政策，只需加以利用即可，甚至有动机来诱导冲突爆发。至此，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就出现了，那就是俄乌冲突有没有可能促使美国进一步调整联盟政策。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俄乌冲突是不是美国联盟政策的一部分，亦即美国是否蓄意挑起冲突，借此强化欧洲盟国的政策追随。之所以会有这种疑问，根本理由在于危机之后，包括北约在内的西方联盟得到了显著强化，美国获得了明显“好处”，因而也有相应的明显“嫌疑”。其可能的证据包括:在危机升级前，美国既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措施来威慑俄罗斯，例如多次明确表态美国不会派出军队保卫乌克兰、“美国人不会与俄国人相互射击”，也没有展现出足够的让步意愿，因而有蓄意诱导俄政策选择之嫌?在危机爆发后，美国还在不断升级对乌政策目标，由“阻止俄罗斯获胜、以有利战果促成谈判”转为“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持续提高“价码”。然而，这种基于结果的倒推是有问题的。在危机爆发前，美国并不能确定乌克兰和欧洲盟国在危机爆发后的选择。事实上，基于２０１４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很多人预期的危机场景是一个不会抵抗的乌克兰和无法作出反应的北约。从危机爆发前最后一刻德国拒绝给予乌克兰援助，法国坚持与俄罗斯接触，美国媒体则在热烈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应当撤至西部城市利沃夫来看，拜登政府在事前就确定美国联盟体系能从危机中明显受益的可能性并不高。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美国在俄乌冲突前同样无法预测盟国的反应，因而选择“随机应变”。在危机升级前，美国一方面可能希望威慑能够发挥作用，使得冲突能够得以避免，自身联盟的凝聚力也就不必接受检验。这正如布林肯所说，“如果俄罗斯不入侵乌克兰”，那么美国对于自身的预测错误将感到“欣慰”。另一方面，美国也在为威慑失败作准备，尤其重视以军事情报披露为手段，为冲突爆发后最大程度地动员盟国政府和民众，充分发挥多边制裁的威力作准备。在危机爆发后，随着乌克兰展现出顽强的抵抗意志，形势开始较为明显地朝着有利于美国按照自身需求增强联盟体系的方向发展。此时，美国确实可能有了进一步调整联盟政策的思路和空间。２０２２年５月，拜登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明确了美国在危机后的对乌对俄政策，其中关键点是:在美国全力向基辅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的同时，不会要求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所有事关乌克兰的决定都需要有乌克兰的参与”。这意味着华盛顿彻底放弃了与俄妥协、分化中俄的方案，转向借助削弱俄罗斯来遏制中国。这是美国对俄政策的根本改变，也意味着美国对联盟政策的重大调整。
很多研究者都认识到在俄乌冲突后，美国开始基于“捆绑”中俄的基本原则来设计相关政策，但是没有清晰地说明何为“捆绑”，或将捆绑简单理解为乌克兰和台海之间的议题联系，没有触及所谓“捆绑”的本质。无论是自身结盟还是分化对手的联盟，其根本目的始终是增强自身相对于对手的“总体力量”?衡量联盟政策是否成功，标准应是相对总体力量的增减，而不是单纯计算盟国或者敌国的数量增减。套用阿特菲尔德的话来说，对手拥有更多盟国，并不必然意味着其总体力量得到增强，安全状况得到改善。在危机升级后，西方政策界认为这场危机让中国的国际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危机持续时间越长，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就会越接近，同时遭到西方孤立的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就越低。换言之，由于推动俄罗斯与中国接近可以产生将欧洲从中国身边“拉开”的效果，同时后者对美国推行对华经济遏制和科技封锁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在当前阶段，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将是尽可能地推动中俄“结盟”而非加以分化。推行这一“合而治之”而非符合一般常识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就要求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毫无妥协，同时最大程度地对俄施压，迫使后者更多采取增强欧洲国家对俄威胁感知的做法，并且更多展示俄罗斯与中国的接近。基于“合而治之”的战略逻辑，推动北约亚太化将为美国产生额外收益。这是因为推动该进程势必会引发中国的反制，进而导致其对北约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持更严厉的批评态度。这一立场不仅与北约欧洲成员的自我认知有很大差异，而且会让中国在北约问题上的表态与俄罗斯更为相近，更容易引发和提高北约欧洲成员对中国的威胁感知。中国对北约的批评越多，就越可能引发这些国家的应激反应，越有利于美国激化和固化双方的矛盾。当然，在七国集团等其他机制下“捆绑”中俄，也能产生类似效应，但是推动北约亚太化的收效将最为直接和明显。
美国联盟政策的上述思维转变，既体现在实际政策上，也反映在美国决策者的表态中。被提名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柯尔特·坎贝尔(Ｋｕｒｔ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在担任美国国安会负责印太事务的“政策沙皇”时就曾公开表示，乌克兰危机的发展趋势出乎美国决策者的意料:危机没有使得欧洲盟国的注意力仅仅局限于乌克兰，反而让它们更重视亚太局势?亚太盟国也展现出对欧洲安全问题前所未有的承诺。立足这一现实，美国在制定亚太政策时应注意避免以“偏离欧洲”为代价，建立统筹联动的共同框架，以达到最佳政策效果。坎贝尔的发言正是本文的绝佳注脚，那就是俄乌冲突的爆发改变和调整了美国欧亚盟国的得失计算，使得美国“意外”克服了在推进自身联盟政策上的主要障碍，并可能促使其更有意识地利用有利局势。北约亚太化的陡然加速则是上述进程的重要产物。
结论、审视北约亚太化问题的意义
如果没有俄乌冲突，很难想象亚太四国的领导人会出现在２０２２年的马德里峰会或者２０２３年的维尔纽斯峰会上，也很难想象美国亚太盟友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欧洲盟友与中国的关系会具有当前这般的对抗性。虽然我们可以将２０２２年２月之前北约讨论亚太议题或者将亚太国家参与北约机制也视为北约亚太化，但是２０２２年２月之后，这一进程中各方的利益考虑和互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在深度和速度上也都有了明显改变。本文之所以结合联盟理论的诸多概念，长篇大论地剖析这一现象，目的是要说明至少在当前条件下，北约亚太化的加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所涉各方的工具理性。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地认为，这一进程必定会因牵连风险的存在而自我挫败。
事实上，过去已经有不少研究作出过性质极为相似的误判。在俄乌冲突真正爆发前，颇有一些文章认为，如果俄乌之间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和欧洲国家一定会为了避免被牵连而继续“出卖”乌克兰，并据此主张北约朝着高加索方向的不断东扩只会削弱而非增强自身乃至整个西方同盟体系的凝聚力。现实发展与这类判断可谓截然相反。产生上述简单化认知并进而作出误判的根源在于，盟国之间在安全利益特别是“应与谁对抗”问题上的分歧几乎是永恒存在的，被牵连的风险往往也显而易见，但是抵消乃至压倒这些分歧和风险的因素则相对不容易被看到。然而，联盟这类现象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恰恰在于利益分歧和牵连风险总是能够被更有力的机制抵消和压倒。
更重要的是，如果基于美国的欧亚盟国在安全利益上存在分歧，相互之间也抱有对被牵连的担忧，就得出北约亚太化将走进自我挫败的“死胡同”的结论，那么还可能导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政策推论。如果上述结论成立，那么中国要想更快挫败北约亚太化，就应当采取有力措施放大美国的欧亚盟国相互被牵连的风险。对于美国的欧洲盟国来说，这意味着中国将给予俄罗斯更多支持?对于美国的亚洲盟国来说，这意味着中国将因为它们参与乌克兰事务而实施“惩罚”。然而正如中国在现实中并未采取上述举动，这些做法很可能会产生反作用，进一步刺激北约亚太化。
此外，比起应对北约亚太化本身，我们更应重视美国联盟战略的“演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联盟政策的效果确实有了较为明显的强化，这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既实现了对俄遏制，又“相对恶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某些外部条件”上。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战略界都在为如何应对中俄两个对手而左右为难。到底是集中力量应对相对“重要而不紧迫”的中国，还是聚焦于遏制相对“紧迫而不重要”的俄罗斯，华盛顿一直争论不休。然而这一战略两难似乎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得到了部分解决，美国在大战略上也开始更加熟练地将中俄“合而治之”。
随着?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回归正轨的前景愈加黯淡，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ＴＴＣ)和印太经济框架(ＩＰＥＦ)机制的不断巩固，以及“美日荷芯片”协议等小多边出口限制安排的不断出台，美国正在加紧切断中国获取外部创新资源的渠道，并借此达到“竞赢”(ｏｕｔｃｏｍｐｅｔｅ)中国的目标。在这些做法背后，都能在不同程度上看到美国运用“合而治之”的手段收拢盟友。基于此，中国应严肃对待北约亚太化背后美国联盟政策思路的变化，高度警惕其“合而治之”的遏制手法。
作者：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转载自《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