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在社会时空压缩中重要影响力的显著显现，人们可以借助社会时空视阈对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本质形成新的理解。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当代信息技术、社会时空高度压缩以及“加速社会”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人们由此所面对的便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的全球化时代。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时空巨变已使当今世界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它表明目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经济发展，势必会受制于时空高度压缩的当今世界全球化框架体系。当今世界全球化所搭建起来的社会时空框架体系的压缩程度越高，“加速社会”的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就会越迅猛。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发展现象。目前与全球化相关的概念较多，如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全球治理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的不断增强。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以及西方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等，都可谓是早期全球化现象。如果说以往全球化的契机是来自地理、经济、政治或文化上的，那么，面对当今世界全球化，人们所看到的是当代信息技术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在社会时空压缩中重要影响力的显著显现，人们可以从社会时空视阈对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本质形成新的理解。当今世界全球化是人类实践活动层面上的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时空巨变在当代社会的集中呈现，体现了社会时空高度压缩的存在与发展。当今世界全球化所搭建起来的社会时空框架体系的压缩程度越高，“加速社会”的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就会越迅猛。因此，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当代信息技术、社会时空高度压缩以及“加速社会”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人们由此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的全球化时代。

一、社会时间、社会空间与人类实践活动

全球化所涉及的时空巨变并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时空意义上的，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1,与人类的存在及其生活紧密相连。因此，认清社会时空的本质，对于把握全球化的本质显得格外重要。在厘清这一点的前提下，人们不仅可以看到社会时空与物理时空之间的本质差异，也可以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理解社会时空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从社会时空的认识史上看，如果说牛顿在17世纪通过创立经典力学理论，提出“绝对时空”概念，从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的话，那么，涂尔干与齐美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相继提出“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概念，则帮助人类成功地完成了时空概念由物理时空向社会时空的转型。如果说在涂尔干与齐美尔之前社会时空对于人类来说还是未知世界，那么在其之后，人类开始自觉运用“社会时空”概念去积极反思其所生活的现实生活世界，构建起属于人类自身的社会时空世界。社会时空与物理时空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体现了人在时空中的存在，是将人的存在作为理解时空的重要因素来看待。当代英国学者厄里曾说：“从某些方面来看，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2其实，这一说法既充分强调了社会时空观念建立的重要性，也有对于社会时空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中的误读成分，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及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等，都是对于社会时空有着深刻认识的重要展现。

雷蒙·阿隆曾说道，马克思“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他对这一制度、对人类的命运和所感到的变化都有一套理论。他是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学—经济学家”3,因此，面对马克思的理论，应当认清其在现代社会理论领域的特殊意义。作为社会学的开创性人物，马克思早在涂尔干与齐美尔之前，便在阐述社会时空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四维时空是三维空间与一维时间的结合，是物理世界的基本维度。但是，马克思则明确提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4“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 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5。这就是说，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时间本身就是空间，人们是不能简单地用物理时空的四维性来理解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在人类社会的时-空结构中，时间因素被提到首位，和人的积极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6马克思曾说：“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 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7由此，人们更深入地看到了社会时间与人的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因为社会时间充分体现了人的积极存在以及人的实践活动(如劳动)的存在，所以，社会空间能够通过它们从而在社会时间中展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人是通过自己在社会时间中的积极存在与实践活动，来搭建自己的社会空间的。因此，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相互之间是依赖关系，同时时间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参与到社会时空的建构与发展之中，所以社会时空是在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互动中形成的时空结构。

吉登斯曾经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贡献在于看到了资本主义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性质，但是由于在马克思那里有着将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加以混淆的迹象，因此，针对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中“时间商品化”的观点，人们又需要进一步作分析与探讨。8可以说，吉登斯的上述认识反映了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深入理解。其实，马克思的贡献不仅在于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与时间的关系性质，揭示出“时间商品化”以及资本家从中获取的剩余价值剥削，还在于通过揭示人类实践活动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意义，将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进行了有机结合。而且正是这种结合，又帮助人们进一步地认清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性。人类的实践活动使人的生命活动的时空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时间因素由此具有了能动的意义，而不再是死的计量单位。对此，正如马克思在阐释劳动的本质时所谈及的，“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9。由于劳动在给予物的存在以形式的同时，也给予时间和空间以内容，因此，在此种情况下，时间和空间能够获得其特定的社会性，也才会成为活的时间与空间。否则，时间和空间就仍然是人的外在的存在形式，甚至就是类似于牛顿所说的空箱子，最终只能由上帝来对它们的存在作出解释了。

人类实践活动通过社会时间从而使社会空间具有了生命力，同时它本身也成了人的生命时间的实体，赋予时间以新的内涵，使时间成为人的积极的存在、能动的存在以及主体性的存在。这样一来，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如马克思所说，是“人的感性活动”10,而且在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一旦离开了人类实践活动，不但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不复存在，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联系也会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面对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不仅可以从技术层面去理解它们的意义，而且可以从它们本身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角度出发，深入地把握它们在社会时空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当代信息技术、时空高度压缩与当今世界全球化

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的社会时空理论的分析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伴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出现，目前我们运用社会时空理论需要思考的则是以全球化作为社会时空表现形式的当今世界。从涂尔干关于社会时间的内生性理论出发加以理解，全球化可以被视为人类社会在时间的内生性上发展的重要结果，所体现出来的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区隔化走向一体化的时间发展序列。吉登斯曾经强调，全球化内生于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11。由此可见，按照吉登斯的分析，人类社会历史自身发展的时间内生性是全球化出现的重要原因。但是，从当代信息技术对于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影响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全球化在社会时间上的内生性已经不再是自发的，而是与促使当代信息技术兴起的人类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因此，不能简单地从社会时间的内生性角度出发来理解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出现及其重大意义。

大卫·哈维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曾将现代性在“时-空”向度上的变化用“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 12加以概括，认为现代性在改变了时空表现形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经历和体验时空的方式。目前，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哈维所强调的“时空压缩”已经转变成为“时空高度压缩”(high compression of time-space),也就是说，人们需要用“时空高度压缩”来重新理解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时间空间化”已经增加了“速度”维度。原来人们也谈论“时间空间化”13问题，但在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等当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趋势下，时间空间化增加了一个新维度，即“速度”维度，也就是说呈现出“时间快速空间化”的态势。随着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等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花费在空间跨越上的时间正在被快速地缩短，人们已深刻地感受到当下现存的就是全部的存在。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时间压缩的发生，社会空间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虚拟空间”的出现上。所谓“虚拟空间”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有限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虚拟空间”已充分地实现了时间的空间化发展，在互联网上任何人都能够实现在有限的时间里享受到无限的“虚拟空间”;或者说，人们在互联网上享受到的无限的“虚拟空间”,是可以用以速度为计量单位的极其有限的时间换来的。第二个方面是，“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也增加了“速度”维度。“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是马克思曾经提出的观点14,而在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等当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支持下，“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也增加了“速度”维度，即呈现出“用时间去快速消灭空间”的态势。随着通讯时间的急剧缩短，世界范围的大空间已经不仅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地球村”,而是已经可以被浓缩成为类似于数学意义上的“点”或黑格尔视阈中的“点性化”(punktualitat)15,以及由此带来的“点性化”的“虚拟空间”。由于通讯时间的大幅缩短，人们可以超越时空而享受到由“点性化”所构成的“无限大”的“虚拟空间”带来的信息与资讯快乐，以及经济运营的最大化效益。

当代信息技术的出现所带来的时空高度压缩，正在加速改变并深刻影响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与走向，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当今世界全球化已不再只是一种思想观念，而是由时空高度压缩带来的重要发展趋势，其本身已经是“没有好坏之别”的。16从社会时空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全球化是一种表现为时空高度压缩的社会时空框架体系。吉登斯曾经极力反对将全球化视为经济的全球化。在他看来，全球化主要涉及的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而不应该仅仅或者说主要将全球化内容看作“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17严格说来，当今世界全球化与社会时空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出现与发展，是与由当代信息技术引发的时空高度压缩紧密相连，人们实际上已经不能离开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来理解当今世界全球化问题；第二，当今世界全球化出现之后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人们对于社会时空的认识，使人们生活中的社会时空观念发生了深刻改变，例如，人们会思考全球化与本地化之间的时空差别问题；第三，尽管当今世界全球化仍然主要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观念，但它同时具有在思想观念上重塑社会时空的作用和意义。在当代信息技术没有建立与发展之前，全球化主要是一种思想观念，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18意识。但是，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建立与快速发展，当今世界全球化不再只是一种思想观念，而是已经转变成为人们必须适应的一种客观现实。目前，人们需要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这个客观现实存在的前提下，重塑自己的社会时空观念与意识。

曼纽尔·卡斯特曾经极其深刻地指出，计算机、互联网等新信息技术带来的时间压缩发展到极限，就会导致“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的涌现以及“空间流动性”的急速加剧，而且在这里，“资本脱离时间以及文化逃离时钟都受到新信息技术决定性的促动，并且嵌入网络社会的结构里”19。卡斯特由此得出结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20严格说来，由当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时间压缩，不仅会造就“无时间之时间”,而且会使这种时间发展走向最终深入地体现在社会组织的社会空间结构中，即成为“嵌入网络社会的结构里”的要素，使社会空间不再体现为区隔化、无序化与松散化，而是体现为紧密化、结构化、网络化与平台化。因此，针对目前社会组织在社会空间结构上表现出的高度网络化的发展趋势，需要充分看到时间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大影响力。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展现出来的高度结构化、严密化、网络化与平台化的社会空间，是需要从当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时间压缩角度出发加以理解的，它是时间高度压缩之下的空间压缩的重要体现，由此展现了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离开了人类实践活动在社会时间意义上的高频率的互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的空间高度压缩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发展与完善。这也正是黑格尔所说的，“空间与时间在运动中才得到现实性”“运动的本质是成为空间与时间的直接统一；运动是通过空间而现实存在的时间，或者说，是通过时间才被真正区分的空间”。21正因为人类实践活动在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及其联系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才成为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桥梁，也成为将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区分开来的重要因素。人类实践活动在空间中的展开形成了一个时间性的链条(即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这种时间性的链条又使空间得到了区隔化的划分，人类只可能生活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不同空间中。

卡斯特曾特别谈到“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对于“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的巨大的制约作用。在他看来，“无时间之时间属于流动空间”22,这是因为“流动的空间借由混乱事件的相继次序使事件同时并存，从而消解了时间”23,如此一来不仅时间成了无时间之时间，空间也将会被设定为永恒的瞬间。卡斯特的结论是，“我们社会里的支配性趋势则展现了空间的历史性复仇，亦即根据空间的动态，而以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逻辑来结构时间性”24。这就是说，即便人们能够充分地理解空间对于时间的重要影响力，也还是需要看到时间的根本性，这是因为，尽管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时间的存在都会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空间只不过是将时间结构化的结果，历史上留下的具有空间意义的建筑物都是曾经的时间的历史痕迹。因此，针对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的高度时空压缩现象，人们更应当看到由当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时间变化在其中起到的根本性作用。倘若没有通讯、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等当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时间的压缩性巨变，无论是“虚拟空间”还是“地球村”都是无法实现的。简单地说，所谓当今世界全球化，就是社会时空压缩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呈现。表面看来，当今世界全球化体现出来的是社会空间的压缩。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由当代信息技术引发的社会时间压缩带来的社会空间的压缩，在这里，充分认清社会时间压缩的根本性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正如哈特穆特·罗萨所说，时间规范已经成为晚期现代社会中最具支配性与控制性的规范形式。时间规范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绝对不同，“它没有披上伦理的外衣，也没有佯装为一种政治规范，而是表现成一种赤裸裸的事实、一种无可辩驳的自然法则”25。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的时空压缩强度会不断增进，这已经成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三、空间生产、加速主义、“加速社会”与当今世界全球化

“时空压缩”概念的问世是哈维对当代社会的时空巨变的重要思考结果。但是，“时空压缩”究竟会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针对这一问题，哈维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化”视角作了回答。哈维认为，在“空间生产”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一种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26。在哈维看来，可以通过地理上的扩张与占有新的空间，来横向转移过剩资本，并且进而规避经济危机，他称之为“空间修复”。哈维指出，资本积累从一开始就具有空间性，“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27。但是很显然，“空间生产”只能让人们看到时空压缩中的空间维度的重要性，而对于时空压缩在时间上的表现却是回避的。因此，有必要从时空压缩在时间上的表现出发，继续深入解读时空压缩的涌现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正是在这种思考下，我们看到了加速主义的意义以及“加速社会”的存在。

“加速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倾向，早在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运动那里就已萌生。在未来主义者们看来，现代技术可被视作一股强大、高速的力量，而且技术革命的加速度发展是应当得到肯定的。进入21世纪之后，加速主义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2014年，尼克·斯尔尼塞克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出版了《加速主义的宣言》一书，明确指出：“正如马克思所意识到的，资本主义不能被看成是一种真正的加速运动的原动力。同样地，主张左翼政治会反对技术社会的加速运动这样一种分析结果的思想认识，至少从部分上说是一种严重误读。确切地说，如果政治上的左翼希望拥抱未来的话，情况就必须是这样的：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正视这种受到抑制的加速主义的发展趋势。”28这段论述清楚地表明，技术社会中的加速运动是人们必须加以肯定的社会发展趋势。针对“加速主义”,需要看到它与现代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的紧密内在联系，是人们对现代技术社会中存在的加速运动的一种重要分析结果。当然，正因为加速主义与技术进步相连，所以，面对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也应当充分看到其对于加速主义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力。

作为加速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哈特穆特·罗萨从时间社会学的视角研究“速度”,指出整个现代化的发展表现为社会时间的“加速”。29他在《加速》一书中指出，社会加速有三个平行并且相互牵引的面向，即科技进步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与生活节奏的加速，而且这三个面向是处于内循环的封闭的加速圈之中的。30罗萨强调了上述三个面向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科技进步之所以能够带来速度的发展就在于它能够提供加速发展的物质基础，例如，铁路的发明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便是此种加速的最好佐证。在前工业时代，跨越两地之间距离只能依靠人力(步行)、畜力(马车)、自然力(帆船、风车),等等； 进入工业时代之后，技术的进步使铁路这种机械力量开始与自然展开较量，火车在铁轨之上可以跨越高山和沟壑，其所耗费的时间相较于过去大大缩减，这正是“时间消灭空间”的表现。同样的道理，当代社会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促使信息成了人类所发现的能够将时间与空间快速联结在一起的物质基础，并由此使时空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为明显地呈现为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因此，罗萨明确强调，社会变迁的加速意指社会各个事物、信息的时效性已经越来越短，即体现出“当下时态的萎缩”31。

当代社会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时空巨变，不仅使加速主义重新进入人们视野，让人们开始关注加速主义如何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存在与发展，同时也使人们开始正视与加速主义相连的“加速社会”的脱颖而出。20世纪初加速主义刚问世时，主要是为了肯定技术革命的发展会在不断地演进中，带给资本主义发展毁灭性的打击。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对于加速主义的认识，更加强调它是一种拥抱未来的方式，这是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加速主义相连的不再仅仅是技术社会，还包括“加速社会”。在传统意义上，加速是指资本主义机器本身的加速，是最终获取利润的速度加快。但是，伴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已经开始进入全面加速的时代，即生活在“加速社会”(High-Speed Society)之中。在“加速社会”中，原本线性的钟表时间逐渐走向消失，人类的日常生活世界正在高度压缩、叠加的时间内发生，并被这种时间所改变。为此，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希留专门发明了“速度学”(Speedology)一词用以解释人类面临的加速化世界。维希留较早看到了“加速社会”理论的政治哲学意义，他在《速度与政治》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没有工业革命，也没有政治革命，只有速度革命。32由此可见，维希留注意到速度革命在“加速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甚至认为其所具有的重要性可以替代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瓦克曼在《时间紧迫：数字资本主义下生活的加速》一书中描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时间政治的巨变，促使人们看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加速化生活方式的存在。瓦克曼还在《生活在通向技术与时间社会学的快车道上》一文中指出，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的变革让人的休闲时间以及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增多，但是出现时间恐慌的原因则在于，“移动通信方式可以创造新的时间实践形式，改变了交往的质”33。因此，面对当代社会在时间上的加速化发展，人们更应当看到的是，这实际上已表明人们的时间实践形式是可以被信息技术所改变的。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时间而不是距离，来描述空间的存在及其意义，也就是说，“空间开始在晚期现代世界中丧失其重要性，过程与发展不再是被定位的，定位已经开始成为无须历史、认同或关系的‘非在场’”34。

当前，有些西方学者只是单纯地从速度革命角度来理解“加速社会”的意义。35但严格说来，“加速社会”的涌出不仅体现了速度革命，也是当今世界全球化这个重要的社会时空因素进入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这一社会时空的框架体系内，世界各国正在不断充分地进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大循环中，由此也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加速化发展趋势。关于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6目前，“加速社会”已经不再仅是国家范围内的，更是全球范围内的，因此，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成为“加速社会”发展的背景与重要诱因。在当代信息技术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情况下，社会时空的高度压缩会更加剧烈，这样一来，不仅当今世界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时空框架体系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型，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会相应地有所改变，而且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加持下，“加速社会”的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也会变得更加迅猛。

对于“加速社会”来说，当今世界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背景概念，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时空概念，它表明“加速社会”是发生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压缩性的社会时空框架体系内的，并会直接受制于当今世界全球化所搭建起来的社会时空框架体系。当今世界全球化这个社会时空框架体系的压缩程度越高，“加速社会”的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就会越迅猛，因为空间的狭小与时间的缩短，只会加剧社会发展的步伐与节奏。但是，如果当今世界全球化这个社会时空框架的压缩程度变得相对宽松一点，“加速社会”的发展规模就会呈现出减缓的趋势。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加速社会”的发展会表现出受制于当今世界全球化所搭建起来的社会时空框架体系的特点；而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又会受到“加速社会”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的影响。一旦“加速社会”呈现出急剧快速发展的态势，那么，当今世界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时空框架体系，就可能因为难以承受这种急剧快速发展而走向自我解体。

四、结语

马克思曾说：“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37这一论述强调了交通工具在世界史“真正成为”世界史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其实这一论述同样适合于今天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时空高度压缩这一客观现实，也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全球化”“空间生产”“加速社会”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由当代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时空的高度压缩，全球化、“空间生产”以及“加速社会”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就不可能呈现出今天的样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加倍关注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走向以及其会给时空巨变带来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力，以及这些影响力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等系列问题。因此，针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我们需要看到全球化、当代信息技术、社会时空高度压缩以及“加速社会”四者之间的互相叠加关系。

从总体上说，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时空巨变已使当今世界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它表明目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经济发展，势必会受制于时空高度压缩的当今世界全球化框架体系。特别是，随着5G时代的到来，不仅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时空巨变的影响将会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发展态势，而且“加速社会”与当今世界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会得到怎样的呈现这一问题，也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因为人类毕竟需要谨防社会的加速发展与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时空高度压缩所带来的“宇宙大爆炸式”情形的发生。

【注释】

1[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3页。

2(1)[英]布赖恩·特纳编:《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5页。

3(2)[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6(5)刘奔:《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哲学研究》1991年第10期。

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8(7)[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3-164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3页。

11(1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56页。

12(11)牛俊伟等:《论吉登斯、哈维、卡斯特对现代社会的时空诊断》,《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3(12)刘奔:《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哲学研究》1991年第10期。

14(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15(1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0-71页。

16(15)[法]魏明德:《全球化与中国:一位法国学者谈当代文化交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页。

17(16)[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3页。

18(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19(18)[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530页。

20(19)[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569页。

21(20)[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9页。

22(21)[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566页。

23(22)[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567页。

24(23)[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567页。

25(24)[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

26(25)[美]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27(26)[美]戴维·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28(27)R.Mackey,A.Avanessian,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s,Windsor Quarry:Urbanomic Media Ltd.,2014,p.354.

29(28)郑作彧:《社会速度研究:当代主要理论轴线》,《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30(29)[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

31(30)[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页。

32(31)Paul Virillio,Speed and Politics,tran.by Marc Polizzotti,Los Angeles:Semiotext(e),2006,p.69.

33(32)Judy Wajcman,“Life in the Fast Lane?Towards a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and Time”,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59.No.1,2008,p.70.

34(33)Hartmut Rosa & William E.Scheuerman,eds.,High-Speed Society:Social Acceleration,Power,and Modernity,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9,p.82.

35(34)Paul Virillio,Speed and Politics,tran.by Marc Polizzotti,Los Angeles:Semiotext(e),2006,p.6.

36(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541页。

37(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原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