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性别比失调与治安形势
首先来看一系列数据。
最近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被公布。该报告指出，2005年以后，中国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自从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2003年抽样调查为119，个别省份超过130。而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报告表明，零岁组的人口性别比为121.18。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程度比较严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国家。其中有7个省超过了120.0，海南和广东高达135.6和130.3。（穆光宗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21世纪经济报道，2006.4.10），城乡均出现异常，农村失调程度尤为严重。印度裔学者蒂亚•森早在1990年就指出，亚洲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忧虑。根据他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4000万的男性因讨不到老婆而成为“剩男”。由此凸现了“婚姻挤压”的问题，有一大批低收入及低素质的男性公民将面临结婚难题，由此可以预见，其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必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
据最近的报告测算，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1.5亿至1.7亿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将持续存在。我国流动迁移人口规模庞大，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平均每年约有1500万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日益庞大的流入人口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能力形成了压力，尤其是每年大批男性失婚族的产生对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农村的情况并不比城市里好多少。安全社会学研究者颜烨认为，农村居民社会治安安全感下滑严重，反映了村民自治制度下，国家公共权力在农村的消隐。目前，农村缺乏强有力的“替代威权”，村霸势力、地痞流氓等社会恶性势力，在有些地方一度膨胀。另一方面，一些村和乡镇的公共权力对农民的非法盘剥现象，再加上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这些都导致了农村居民对自己的财产安全更为担心。
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刑事犯罪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据零点调查公司于06年2月发布的一项针对4128名18岁～60岁常住居民的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从2003年开始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老百姓安全感每况愈下，表明了违法活动及刑事犯罪率在持续上升，而整体的破案率却没有相应得到提高，于是“公共安全”这个问题给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2)“剩男”的生存博弈论
人生在世总是充满着追求，追求的力度受制于情欲需要的激励，人的情欲是不灭的，它也有着“守恒原则”。弗洛依德已作确证：心理能量不灭，只能转移，不能压抑和消除，否则，必然导致病态和精神分裂。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人的自我实现是出于内在的行为动机的激励机制，而推动着自我实现步伐的第一步，是对于生理需求的渴望，尽管它位于最低级的层面，但在高层次的需要充分现实化之前，低层次的需要必须得以适可的满足。惟有如此，它的激励作用才会降低，其优势的需求地位将不再保持着，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当最为低级一层的需要，如适婚期的男人不得不成为独身，因而生理上的性欲、生物功能的繁衍后代无法指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其人往往会采取二种步骤之一进行，要么超越自我，转移进入高级一层需要的追求之中；另一种则是采取报复措施：干脆牺牲自我，放弃掉自我的人生价值，作为代价付出所取得的转换是，使得尽量多地损害和毁坏与自身血缘关系远离人士们的美好生活，使之拖累他人人生自我价值的正常实现，以此来减缓与自身血缘相关的亲属在自我实现形势上与他人相比总体处于不利的颓势，这在社会生物学上称之为“怨恨”行为。
心理学家阿德勒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自卑与超越》，认为先天的生理或心理欠缺可以催人奋进，强力超越自我和别人。可是对于超越性功能先天都欠缺的人来说，已经处于不断被别人所超越的情景，这该怎么办？通常，“怨恨”比起超越行为来，居有更多比重的情感欲念，倘若没有外在足够的制裁力量有效地约束的话。
盖因结婚难者，以低收入和低素质居多，其导源于低智商和低文化素质，思想道德品质和情商当然也低下，最终落实于人格的低下，（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早就立言：“美德即知识”，其反题亦可在宏观数理统计意义上成立，美国学者Richard J· Herrnstein和Charles Murray在1994年合著的《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结构》书中，已经用实证数据分析的方法证明之）。换言之，理性涵养稀少的，便以生物性的感性资源作为激励需求来充盈（弗洛依德氏的“情欲守恒”、拉马克氏的“用进废退”原理）；再者，依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生物学遗传原理，倒果溯因，其亲属群体的整体平均呈现出低文化低智商低德性的几率便会显著高出常态，由此缘故，其亲属总体在社会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窘迫，其自我价值实现阶梯处于低位的境地；更何况，低文化低智商低德性者难以能够洞明人之超越现世的意义、何许遑论企及奔向上帝的境界（培根言：“上乘之伟德，庸人最难识别和领悟”），代之以特别重视家族中男性族的传种接代使命感，尊为至上的神圣，于是通常将自己家族里的光棍看作多余者，是累赘之物。既然如此情景，多余者的累赘之身便在由基因操纵的生物学力作用之下，会施展“怨恨”招数。反映在社会生物学上的进化机制是，做出“同归于尽”的事情来：行为个体在减少（或干脆灭掉）了自己的适应性的同时，也降低了与自身亲缘不相关的竞争者的适应性，以此来减轻与自身相关的亲属基因有机体的竞争压力，间接提高了自身亲属的适应性，从而为自己的亲缘宗族小集体作出“利他性”的贡献。计算亲缘关系指数，亲近血缘的基因库里与自身亲缘指数高的基因有机载体其竞争实力相对增强了，这样的博弈在“丛林”生存观上讲是有利的。
其算计正如玩象棋游戏，高手试图将己方的弱子兑换掉对方的强子那样，把“兵”兑换“马”或“炮”，或用“马”或“炮”兑换“车”，若能将小“卒”兑换到大“车”，那就得到便宜更大了。又如，弈陆战棋时，试图用己方的“工兵”、“排长”去拼耗掉对手的“炸弹”，或用“炸弹”撞上对方“司令”、“军长”将其报销掉那样，是绝对合算的一手妙着。
但这种博弈仅着眼于社会生物学意义上的“亲族选择”，在人类社会，这只能说是一种卑劣低贱的生存竞争策略，因为它未能洞晓人之赋予了文化与文明内涵的关于人的尊严、人格价值的蕴涵所在。
且看05年9月11日在北京王府井开车撞人致3死6伤案件的作案者作的自白，就可以理解其行为背后的社会生物学肉身进化机理：“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因为“我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学历，所以不能致富。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商业街，是富人疯狂购买的天堂，我要向该死的富人进行报复，与王府井同归于尽！”离了婚的31岁河南农民艾绪强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地陈述其行为的动机时，让所有人既感到愤慨又觉得有些可悲。作案前还留下遗嘱，企图要“死得壮烈”！
出于“怨恨”行为的刑事犯罪，带给社会的危害远非只是被害者本人的直接损失，而是会制造出作案地区安全感低下的不良环境和心理氛围，使得整个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指数下降，因为处于自我实现较为低级的第二层次上，保障自身安全、摆脱财产丧失威胁的需要不能充分得以满足。譬如当今中国的各个城市里，凡是居住小区都得聘用专职保安人员，家家户户的门和低层楼的窗子都得安装上铁框防护栏。进而，犯罪得逞，还会造成作案地的治安成本大幅度上升。据称中国现在的各类法律案件数量迅速上升，法律诉讼金额非常巨大，每年平均下来相当于GDP的7％左右。中国人均收入在增长，企业利润在增加，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社会成本。我们国家为了打击各种犯罪，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仅关押一个犯人，每年就需花费1万元以上（《人民日报》2001年08月08日第九版）。犯罪可以使得作案地区社会总体的物力人力成本消耗大幅上升，因而属于个体行为的犯罪会牵动着社会系统的整体，可见，犯罪可造成广泛的报复性！正因如此，我们的制裁思路也得调整为社会系统的整体着手。
3)有效的措施提出
有效遏止犯罪，让百姓安居乐业、使社会安定，是我们社会的迫切任务。然而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大为说，“多年来，中国打击犯罪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形势依然越来越严峻，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深层次矛盾突出；与此同时，新的预防和控制犯罪机制还有待完善。”为此，人们自然会想到思想道德教育的治理，这固然重要，但问题是教育绝非万能，进入了市场经济的高度竞争氛围之中，对于人的“自恃的罪性”（尼布尔语）来说，靠主体觉悟的道德来拯救总是力量薄弱的，对于低智商低文化低德性气禀者来说尤为如此。为此须拓宽思路，将道德负载须适度地法制化，要适当增加些对罪性的主体律以制裁性因素相威慑，就此增强罪性主体人格的负重感和责任感，并赋予人格以扩展的内涵，使人格角色化认同，以让其行事处世由个体自我的人格扩展至相关亲缘族群的“总体人格”（Gesamtperson）来担保。这样的人格担当是与中国悠久的传统，特别是农村的现状，即浓郁的宗法制家族文化相吻
不妨设想，设立一个国家级的权威机构，以居民户口的户籍为根据，将全国所有的行政区域按照一定的户籍人口规模和自然地理区域分布划分出各个统计单元，然后建立起每个统计单元地区的户籍所属居民的犯罪记录统计数据库，将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数据称为“危害信息”，定期予以全社会公布，这样便可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表明属于每个地区户籍的公民对于整个社会安全的危害性，犯罪数量的多寡意味着危害的程度，由此可以进行各个地区的危害程度相比较，并进行人格素质上的较量。竞争促进步，处于文化——人格的公开的竞争之中，从而公民的精神文明素养得到提升，并且增加全社会成员之间的诚信度，以及各个地区对于整个国家“负贡献”的透明度，有助于增进全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内耗。再者，形成对各个地区民众自我有效的激励和监督、约束急智，节省各级政府的管理成本。
我所要强调的数据是“危害性”指数，主要形式是以“相对率”的呈现，即指某地区一定时期里以人口中每万人的犯罪概率计算，这样就具有了相当的客观性质，作为宏观的数理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剔除了偶然性的因素，而“相对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地区人员总体平均的道德品质、精神面貌和守法素质。
由此，“危害性”指数的升降与否，可以作为当地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承担轻微而间接的连带责任。每个年度，需要作“危害性”指数的全国性评比，指数最高的几个地区，国家可以认定为重点的“道德护贫”政策对象，强制性地推行对于适龄人员的思想道德基础入门教育。
4)“道德连坐”的合理性
诚然，人们对于羞辱性的事情远比荣耀来得敏感，但是从正义的理念出发就应该取得“平衡”要求：既然贡献该带来的是荣耀，譬如某地区出了名人、伟人、天才、状元，那么该地区就会增添光彩。同样，危害则理应带来的是耻辱，古人云“知耻者近乎勇”，在现代意义上，“知耻”表明的是责任。唯有负责任的代价付出方可换取权利的资格。为此，我们得建立起荣辱平衡的机制来。
自然，这样的做法会使人联想起中国封建社会里盛行的“连坐制”，这个制度到了现代社会，遭到了否弃，因为它违背了个体自律这个现代法理原则。
但是，大凡宏观性质的社会历史性事物往往都具有复杂的多重价值趋向，也容易引起争议，这本合乎辩证法精神，乃人是灵与肉、个人与社会两重性价值的呈现所导致。就说前些年被废除的“暂住证制度”，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恶法”无疑，尽管如此，但还是不能说它不具有丝毫的积极意义。再说，我国沿用至今的户口制度，使得划分地域和城乡区别来定位公民身份，尽管有缺陷的，但照样在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道德连坐”也是这样，我现今希冀推行它，只是试图在适度的、温和的、有限的道德层面上使用，可以作为个体自律法理的补充。
因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任何个人都不是一座自成一体的孤岛，而是处于社会系统的环境之中，人们在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与周遭他人的牵涉。中国特定的乡土国情决定了，作为户籍所属地区的人员总体，通常以地域关系连的形式表现出的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利益族群关系，乡土国人的社会活动通常总是多多少少与这群族有着连带关系而展开的，尤其是事关荣辱的面子上，而这面子又与家族添丁、传种接代——基因有机载体的繁衍密切相关，所以在此，所谓“养育”当然包括了基于地域血缘纽带上的族群，长期来在日常生活中所哺育以内部成员的道德价值信念养料，由此形成的每个行为主体德性的基础，相应地，个人的行为理应牵涉着该族群总体在道德上应尽的义务，只是在现代个体独立和个体本位意义上看，显得较为间接而轻微些。既然乡土国人的生活价值信念中过多地参与了生物性情怀，为此，需要社会的强力机构作强制地填补以赋予文化内涵的人格因素，以健全人生。
在倡导“诚信”价值观的当今中国，推行诚信体系建设，学生个人普遍被建立起“诚信”档案，这被看作是以后走向社会的“通行证”。那么，作为基于地域血缘纽带利益上的抱团族群总体，为何不可以建立起宏观性质的诚信档案？再如，上海的天气预报有“空气污染指数”一档的数据公布，以表明大气层中的有害成分对于当地居民的危害程度，同样地，作为社会中一分子的某个族群体也会显示出对社会整体具有某种程度的“危害性”，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公布有着统计数据确证的“危害性”指数？
轻度的“连坐”形式在现代社会里，并非是陌生的，有不少场合还保留着一些可取的做法。
譬如，曾经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颇有知名度的上海襄阳路服饰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制假售假行为，它不仅扰乱市场正常的经济秩序，还损害了上海身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声誉（亦即道德连坐！），上海的工商部门对售假现象予以“连坐”整治，一旦发现市场内有售假行为，除追究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外，还将对市场主办者追究连带责任。尽管如此，但还是未能控制住售假，最终采取更为极端的“连坐”做法：关闭掉整个市场，这种“连坐”做法在国际上获得了赞同。
又如，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了“交通事故责任倒查制度”。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和与之相配套的相关办法的制订，若新手驾车闯了祸，便“牵连”到驾校乃至培训教官和体检部门，追究连带责任。
再如，中国的护照，据说在世界上除了朝鲜之外是身价最为低贱的，除了有限的旅游签证外，商务签证就比较困难，单凭护照几乎难以找到可以免签和落地签证的国家。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国每年偷渡客甚众，尤其是福建省的农民多多，由此产生“连坐”，拖累了整个国民的正常因私出境。
2007-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