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是与我国山水相连的邻邦，中越两国有着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自秦汉至北宋初期的一千余年，今越南中、北部地区属于古代中国的历史版图，为中国王朝统一管制下的地方行政区域。北宋以后，中越宗藩关系稳定发展，两国保持着频繁的封贡往来。同属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越南历史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车书混一 文轨大同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随着中原汉文化的不断传入，今越南中、北部地区已开始使用汉字。汉唐时期，交州（安南）经中国历代王朝千余年的积极经营，普遍使用汉字。直至20世纪初，汉字一直都是越南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正如越南阮朝国王嗣德所说：“我越文明自锡光以后，盖上自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理数、医术，无一不用汉字。”

以汉字为载体，中华传统文化长期濡染越南，奠定了古代越南文化的基础。在其作为中国郡县时期，中华文化已扎根于交州（安南）社会。越南王朝时期，为了巩固政权，强化国家治理，倡导和推崇中华文化的伦理规范、礼义道德。李朝以后，历代越南王朝始终以中华文化中的儒家学说作为治世安邦的统治思想，不仅扩建京城文庙，还在全国各地兴建文庙，提高孔子祭祀的礼仪规格，加封孔子“至圣先师”，弘扬儒家“举贤良方正，以表德行；旌孝顺节义，以明人伦”的社会风尚。

由于官方的积极倡导，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成为越南社会一致的价值观，正所谓“三纲五常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本，礼乐文章，一皆稍备”。越南史书评价道：“凡五经四书、百家诸子，无不贯通。崇师重道，爱民好士，内迪文教，则修政立法，以为太平之制。”中华文化在古代越南的广泛传播和兴盛，为越南王朝的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历代越南王朝都非常注重儒学等中华文化的教育，加强地方教化。儒学教育，既为国家培养了济世之才，也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李仁宗时期，下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被认为是越南建国后第一次开科取士。为了推广和加强儒学教育与传习，越南李、陈、黎等朝代均仿照中国，在京城设立全国高等学府国子监、太学院、国学院等，招收皇室亲眷、官员子弟以及全国优秀人才到此学习。同时为扩大儒学教育的受众面，又在各府、路、州设立地方学校，各级学校讲授的内容主要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经典。李朝以后，越南科举考试在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乡试、会试、廷试三级考试制度。虽不乏改革，但无论如何变化，儒家经义始终是越南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

中华儒学经典是越南人才培养和科举选拔考试的重要教科书和应试教材。为满足社会需求，越南一方面传抄、翻刻、重印、购买来自中国的儒家典籍，另一方面刊刻或抄录越南学者仿照中国经学义理、编纂体例和写作范式而编撰、训释、注解的儒学经典，如《五经节要》《书经衍义》《论语愚按》《四书说约》等。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和治国资政的需要，共同促进了中华儒学经典在越南的大量流传，进一步扩大了中华儒家思想文化在越南的广泛传播。

古代越南以汉字为根柢，以中华文化为圭臬，以教化为指归，崇儒兴学，推行科举制度，发展“风化之本，人伦之先”的学校教育，倡导儒学经义的讲诵、传习之风，通过兴文重教，推动儒学下移，引导地方教化，一化齐俗，促进文化一统。经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长期滋润和陶染，古代越南渐入礼仪文明之境，“交、爱人倜傥有谋，驩、演人淳秀好学”。人文蔚起的古代越南，因此而被誉为“海滨邹鲁”。

衣冠唐制度 礼乐汉君臣

古代越南的政治架构和礼仪制度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故历代越南王朝自称“文献名邦”、“秉礼之国”。越南王朝从中国的郡县行政制度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仿照汉唐等中国王朝的文物典章，制朝仪、定服色，逐步推动由郡县行政架构向中央与地方的国家集权模式转变，并逐渐建立起一套颇具“华风”的行政管理体系。

安南丁朝建国号，制朝仪，初定文武阶品，设都护、士师、将军、牙校，其职官制度和称谓尚有郡县时代的特征。前黎朝初年，设置太师、太尉、总管、督指挥使等重要官职，“改定文武僧道官制，一遵于宋”，其行政架构出现由郡县向中央与地方转变的端绪。在仿照中国体制的基础上，越南王朝的典章制度趋于完备，越南阮朝潘辉注认为前黎朝“改遵宋制，似有可取”。陈朝参照中国唐宋典章制度，并承袭前代官制，形成了一套文武有殊、内外有别、品级有差的职官制度。越南陈朝的官制，无论是官职的称谓和职能，还是官员的品级划分和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架构，都是对中国唐宋王朝体制的模仿和复制。安南属明时期，置交趾三司官统治兵民诸事，其府、州、县置知府、同知、知县等职。明成祖在安南推行一系列中原王朝的统治政策，将明王朝的典章制度延伸至安南，深刻影响着越南王朝行政管理体系，开启越南王朝仿照明制进行制度建设之滥觞。后黎朝建立以后，因循陈朝旧制。同时，尤为注意学习当时中国王朝的儒家礼仪和典章制度，增设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和刑部）、六科（吏科、礼科、兵科、刑科、户科和工科），并改置府、州、县官。从六部和六科的机构设计和制度运行来看，二者均是对明朝中央官制的仿制。阮朝建立后，增设侍书院作为宫中机要之地，又设侍翰院，两者同为皇帝咨询机构，负责草拟表、册、制、诰、章、奏、敕、命等文牍，后改称内阁。明命帝参照中国宋朝的枢密院和清朝的军机处，设立机密院，并仿清朝之制，改镇为省，设置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领兵及学政、教授、训导等官职，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与教化。

历代越南王朝非常重视儒学对于安邦兴国的重要作用，蕴含治国之道的儒家思想文化，为越南王朝健全和完善本国国家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成功范式。古代的越南统治者自觉利用儒学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国典章制度，参酌制定本国的内外官制、法令规章、政区建置、科举制度等，以此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控制，巩固王朝统治。

邦慕仁政 民尚华风

越南处于山海之间，水系发达，江河密布，如何利用这一特殊地理条件对该区域进行有效治理与合理开发，是推进当地农业垦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汉唐时期，随着中央王朝的大力经营，中原农耕水利技术被推广和使用，从而促进了交趾地区大规模的开发，越南北部的红河平原成为产粮大区，促进了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安南自主建国以后，沿袭和发展了已有的筑堤造坝的水利技术。

历代越南王朝的统治者遵循“汉唐盛世，皆行仁政，轻徭薄赋，天下以之富殷”的重农传统，强调“治国以爱民为务，爱民以薄赋为先”，劝课农桑，轻贡赋，耕籍田，祠神农，筑社稷坛，祭神祈谷，推行均田制，统一货币，开垦濒海地区。伴随着中原农耕技术的传入，与农业生产相伴相生的古代中国节庆风俗也纷纷传入越南并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过春节贴对联、放爆竹，元宵闹灯，清明祭祖，端午“吊屈原”、观龙舟竞渡，等等。无论是传统节庆的“岁时节俗”，还是婚丧嫁娶的“人生礼俗”，抑或是伏波、关公、城隍等民间信仰，以及提倡忠君爱国、旌扬烈士节妇的民间戏剧表演，都能看到以农耕为载体的儒家文化因素在越南的深刻影响。

越南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吸收并不单纯地局限在汉文、儒学、科举、典章制度等方面，还包括更广泛的领域，诸如佛教、道教、医学、农学、文学和艺术等。比如，越南古典文学名著中的《花笺传》《宫怨吟》《征妇吟》《金云翘传》，无不以中国古代小说为蓝本而创作。正如学者指出的，这些文学作品，既有中华文化元素，又蕴含着越南本土文化特色，还融入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以及对家庭、伦理、国家等复杂的情感。通过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营养，孕育和创作了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越南文学作品，不仅促进了越南古典文学的兴起和繁荣，也让古代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于越南百姓的知觉意会和行为活动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越南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诚如阮朝名儒李文馥所言：“（我越）以言乎治法，则本之二帝三王；以言乎道统，则本之六经四子，家孔孟而户朱程也；其学也，源左国而溯班马；其文也，诗赋则昭明《文选》，而以李杜为归依，字画则周礼六书，而以钟王为楷式；宾贤取士，汉唐之科目也；博带峨冠，宋明之衣服也。”尤其是随着儒家思想文化在古代越南社会的广泛渗透，不但“夙奉圣教，服习诗书”的越南知识精英以儒家思想的修身治国为人生准则和价值取向，而且儒家文化中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伦理准则以及忠孝仁义、厚德载物、饮水思源的道德规范逐渐成为支配整个古代越南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

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华文化向四周扩散、传播的自然过程。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够持续，绝非依靠武力、强权推进，而是以文化负载者的和平传播以及接收者的自主寻求为主要动力。通过中心引导和文化共享，逐渐形成了平等相待、多元共存的文化态势，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周边文化单位的感召和凝聚，使东亚历史呈现出既丰富多彩又相容相通的多元一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