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主要国家都在尽力追求自身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最大化。美俄欧中互动性更为突出，彼此关系更为复杂，其中欧盟地位独特。作为一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联合体，欧盟危机感和紧迫感前所未有，担心不能有效捍卫自身利益，甚至成为大国逐鹿场，因而开始调整其大国外交及全球政策，包括加强战略自主性建设，增加与诸大国的对话筹码；尽量保持相对独立性，扮演大国关系的协调者和平衡者角色；与诸大国合作菜单化、议题化；努力维护大国关系及国际多边机制的总体稳定等。世界秩序的维护和改革有赖于一个互动良好的大国关系。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需要伙伴和合作者。中欧在“双赢”、“世界的相互依赖性”等理念以及反对强权政治、维护多边秩序等方面共同性多于差异性。中欧在促进美俄欧中四大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约束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当前，全球发展不确定性日益增大，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巨大变化正在发生，一个还不清晰、隐约可见的新格局正在形成。美俄欧中是世界上四大主要力量，其互动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的未来。欧盟由于其独特地位，在美俄欧中四方互动中的角色亦很独特。本文试图分析全球主要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欧盟在其中的角色和政策取向，以期更好把脉中欧关系及世界未来发展趋势。

一、美俄欧中四边互动新态势

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竞争正在猛烈回归，主要国家都在尽力追求自身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最大化，即使是号称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欧盟也不例外。美俄欧中互动性更为突出，彼此关系更形复杂。

其一，西方与非西方特别是欧美与中俄之间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仍存在明显的分野，欧美视自身价值观为普世价值观，以有色眼睛看待中俄，这一点目前并未改变，但与冷战时期西方与苏东集团两大阵营的对抗相比，当前欧美与中俄之间的阵营性明显更为弱化。这主要是由于西方阵营内部开始发生分化所致。美欧对全球重大外交与安全事务的看法和政策一致性仍然很大，但差异性日渐凸显，比如在气候变化、国际贸易体系、伊核等问题上处于完全的对立面。特朗普曾公开声称“欧盟是一个敌人”，欧洲领导人也多次公开表态称美国是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建议欧洲要建立“一支真正的欧洲军”以“保护自己免受中、俄甚至是美国的侵略”，这是战后欧美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欧美有所谓的共同价值观，这是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但双方关系中的价值观色彩正趋于淡化，利益导向更为明显。美国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要求盟友“展现意愿”、“贡献能力”，以应对“共同的威胁”，盟友被视为维护美国霸权的工具而非美国须竭尽所能要维护和捍卫的对象，“有用性”而非价值观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能作为美国盟友的标准，交易性明显。欧美对彼此认知及政策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双方对中俄认知和政策有一致的地方，但也出现显著差异。美国对华全面围堵、遏制，欧盟注重协商、合作；美国对俄以孤立、制裁为主，欧盟强调对话、合作。

从中俄关系看，毋庸讳言，双方对国际事务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合作紧密，战略利益吻合度高，这与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西方特别是美国将中俄归属同一阵营。但应指出的是，中俄均为主权独立国家，并非盟友关系，亦无主从关系，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国家关系”，与美欧盟友及主从关系性质完全不同。由于西方内部的分化及欧美矛盾的上升，美俄欧中四方关系更不能简化为美欧对中俄大双边关系，而是形成愈益明显的四方联动关系。任何一组双边关系的变化都会引发另外两方的高度关注。

其二，美俄欧中四方互动中的一个新现象是，美国处于与中欧俄三方都对立的孤立状态已成为新常态，这表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受到另外三方愈来愈大的反抗。美俄欧中四边关系中，两方对一方，第四方或观望或保持形式上的中立，是常见的互动模式。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欧美保持较大一致，联合制裁、施压俄罗斯；中国倾向理解俄罗斯立场，但总体保持中立。在北溪2管道问题上，欧俄立场总体一致，反对美国的干预及制裁威胁，中方立场超脱。欧美在南海问题上联手对中方施压，俄罗斯则相对超脱。

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出现三方合力反对第四方的案例则仅见于中欧俄共同针对美方言行，而中美欧对俄或欧美俄对华或中美俄对欧的案例则较罕见。比如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及《中导条约》、贸易等诸多问题上，美国都遭到另外三方的合力反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比如，在2018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英、法、德、欧及中、俄代表会商如何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欧盟推出旨在绕开美国的“特别目的工具”，并得到中、俄支持。显然，美国滥用其霸权地位，推行单边政策，不仅对中、俄，对其最大盟友欧盟也造成利益上的严重损害。欧盟作为美国的盟友，也不得不联手美国眼中最大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以牵制美国霸权，捍卫自身利益。

其三，美俄欧中关系中的对抗性上升，合作性有所下降，地缘政治色彩更为突出。美国综合国力虽在相对下降，但仍处于“一超”霸权地位，拥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及科技实力，是美俄欧中四方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引领性力量。随着“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政策的推进，主要国家间关系对抗性上升，给国际关系注入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美国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将奥巴马时期主要关注全球结构性问题及合作解决问题转向传统意义上的大国竞争和零和逻辑，称“中、俄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和利益，试图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明确将中、俄列为敌手。特朗普政府的地缘政治竞争概念虽然更为突出，但实际上其来有自，特别是在大国关系方面，具一定连续性。奥巴马政府时期制定的201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也强调了与中国的竞争性。2015和2017两版国家安全战略都提出要加强美国军事能力，以应对所谓中国挑战。

俄罗斯近年来未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最新版也就是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发表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竞争”是主基调，指责美欧在欧洲及俄近邻地区制造不稳定，北约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欧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其军事投射能力也极为有限，成员国保有外交及国防上的主权。但欧盟仍有集体大战略，作为对其成员国战略的补充及引导。2016年欧盟发布的新版“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全球战略”——《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发表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因而还未预料到欧美关系及世界形势的急速变化。尽管如此，相比2003年版“欧洲安全战略”，2016年版基调更为灰暗，称“欧盟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我们的联盟受到威胁”，因而更为现实主义，更关注大国竞争，虽未指名道姓但显然认为俄罗斯是欧盟威胁，称“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和乌克兰的动荡不安，外加在更广泛的黑海地区长期冲突，都在挑战欧洲安全秩序的核心”，将与俄关系定义为“关键的战略挑战”，并明确提出要发展军事能力，称“在这个脆弱的世界，仅有软实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加强在安全和防务上的可信度”，这与2003年版相比是个非常明显的转变。

中国近年来对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视显著提高，包括2014年1月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在2015年1月制定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性，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俄欧中四方中唯一未将任何其他三方列为“威胁”或敌人的一方。

威胁认知和敌友观的变化带来美俄欧中互动新趋向，美视中国为最大敌人，首先要联合欧盟，甚至考虑拉拢俄罗斯，而欧、俄则需根据新发展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欧盟视俄罗斯为威胁，则更为关注中俄合作。俄罗斯视美国及欧盟为威胁，这一因素必然会是其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考虑之一。中国既要联合俄罗斯、团结欧盟，也要稳定与美国关系，无论制定对美还是对欧、对俄政策，都须更多考虑另外两方立场。

二、欧盟在四边互动中的角色特点

美俄欧中四方中，欧盟地位最为独特，一方面力量相对较弱，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其他三方均视其相对“良善”，也均欲拉拢，而欧盟无论加入哪一方或二方，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与中美俄相比，欧盟地位明显尴尬，相对弱势。中美俄都是主权国家，有军事硬实力，有自己的战略文化，政令统一，决策相对简单。欧盟是一个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其权力大小取决于成员国让渡主权的程度。在对外贸易领域，成员国将贸易主权完全让渡给欧盟，所以欧盟在贸易领域最像是一个主权国家，权力最大，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最大。“共同贸易政策”也成为欧盟唯一真正的“共同”政策。欧盟委员会代表所有成员国进行对外贸易的谈判，是一个与美国几乎对等的谈判对手。但在外交与安全领域，欧盟虽然拥有“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但实质上并不共同，因为其决策需要所有28个成员国一致同意，而一项外交政策议题特别是重大敏感议题，往往很难得到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这也是欧盟担心被分而治之，担心会“像中东或拉美一样”成为大国“另一个战场”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主要国家包括美国也都利用了欧盟这一弱点，寻求最大限度对其发挥影响力。美国利用英国及中东欧一些亲美国家破坏欧盟的独立防务政策，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之所以两次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就是因为担心英国会成为美国在欧共体内的特洛伊木马。特朗普2017年7月在赴德参加G20峰会前之所以特意造访欧盟眼中的专制化国家波兰,并发表重要演讲，目的也是想分化欧洲，敲打德国。俄罗斯一直努力发展与德国的“特殊关系”，给“友俄”国家如意大利、匈牙利能源价格优惠等利益上的好处。中国视欧盟为“国际格局中一支重要战略性力量”，希望看到并支持欧洲的统一和强大，“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支持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因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欧盟总体更符合中国利益。尽管如此，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完全正常的交往与合作，特别是中国与中东欧16国的“16+1”合作机制也遭到欧盟“分而治之”的猜疑和指责。

另外，更重要的是，欧盟没有硬实力，即没有自己的军队，有的只是各个成员国自己的军队，相对弱小，无法形成合力和规模效应，在本土防御问题上完全依赖美国。欧盟更多只是一支民事力量，无法与传统大国形成抗衡。换言之，欧盟有其先天劣势，这也决定了欧盟在美俄欧中互动中其独特的理念和行为方式。

第二，由于欧盟主要是一支民事力量，加上其成员国均为中小国家，中美俄三方均不视其为主要威胁。欧美是盟友关系，有极强的经济、人文联系，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基础。尽管特朗普曾声称是“欧盟是敌人”，“德国很坏”，但主要限于经济层面，是利益之争。美国政府显然不认为欧盟是军事、安全威胁，或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欧盟的安全总体还得依赖北约和美国的保护。

俄罗斯反对欧盟特别是北约东扩，警惕欧盟的价值观输出以及在前苏联地区鼓励和推进颜色革命。从这一角度看，欧盟在价值观、软实力等方面对俄罗斯构成一定威胁。但俄罗斯认为这一威胁是可控的、有限的。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2010年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盟频频遭遇重大挫折和困难，民粹主义兴起，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形象和影响力下滑，欧洲价值观和一体化模式的影响力也江河日下。相反，俄罗斯走出最困难时期，民族自信心上升。欧洲的颜色革命政策对俄威胁也随之下降。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最大优势是其军事实力，特别是其核力量，而欧盟在军事上是一盘散沙，核力量更是远远不及俄，因此只存在欧盟惧怕俄罗斯军事入侵的风险而不是相反。俄罗斯的矛头永远指向美国而不是欧盟。

四方中的另一方中国与欧盟相距遥远，无领土纷争，无重大战略利益冲突，因此，欧盟从未出现在中国的外部威胁清单里。因此，在美俄欧中四方中，唯有欧盟一方同时不被其他三方视为主要安全威胁。美国显然被俄罗斯视为是主要威胁，也愈来愈多被中国和欧盟认为是国家利益上的巨大挑战。俄罗斯同时被欧美视为主要威胁。中国则被美国视为主要威胁。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欧盟在美俄欧中四方互动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第三，由于地位独特，欧盟也因此成为中美俄三方均欲借重、拉拢的对象。客观而言，欧盟相比传统大国行动能力特别是军事行动能力较弱，但实力仍然强大，尤其是在经贸领域。欧盟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公平竞争、对外贸易和投资领域高度集权，巨大的市场和规则制定能力是欧盟手中的王牌。欧盟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领域占有“道义制高点”，欧盟的多边主义等全球治理理念也拥有道义上的优势。因此，欧盟仍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有欧盟的支持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合法性的增加。

就主观认知而言，如上所述，中美俄三方均视欧盟为相对“无害”的“中立”一方，因此均对其推进以合作为主而非竞争甚至对抗的政策。特朗普政府虽然推进忽视欧洲甚至敌视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但仍未忘欧盟可能是有用的盟友。美国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充满“美国优先”地缘政治言辞，但仍表示要借重盟友力量。特朗普2018年7月25日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达成贸易问题的联合声明，重要考虑之一也是希望联合欧盟，共同对付中国。在欧美关系总体气氛紧张的情况下，美国也并未放弃做欧盟工作的努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说，要求欧盟改变对美国看法，并与美国一起改造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建立一个“新的自由世界秩序”，对抗中国。俄罗斯在分化欧美联盟之间一直不遗余力，利用各种机会缓和、拉近与欧盟关系。在欧盟最为关心的中东问题如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俄罗斯充分利用自身在中东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向欧洲展示合作解决中东问题的意愿和能力，显示俄是一支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力量，与特朗普中东政策如退出伊核协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驻以使馆迁至该地、从叙利亚撤军等损害欧洲安全利益的行为形成对比。在能源问题上，俄积极推进北溪2管道建设，加深与欧盟的利益捆绑。中国一直视欧盟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维护者，对与欧盟合作一直高度重视，特别是高层访问不断，习近平主席自2014年以来，每年都会访问欧洲。由于中国的努力，中欧合作近年来也在持续推进。综合言之，中美俄三方均与欧盟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与务实合作，各方也都倾向借欧盟来提升对第三方、第四方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欧盟政策取向

在当前“大国竞争对抗性日强的世界”，欧盟作为一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危机感和紧迫感前所未有，担心不能有效捍卫自身利益，甚至成为大国争斗的牺牲品。面对日益严峻的新形势和挑战，欧盟大国外交及全球政策也出现调整趋向。

其一，自强自主，增加与诸大国的对话筹码，也就是进行所谓“战略自主性”建设。近年来，欧盟内部加强“战略自主”、建设“主权欧洲”的呼声高涨。欧盟政策调整的最主要背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变化。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实质上是战略收缩，即以狭隘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将与他国的相互依赖视为约束，将盟友开始视为包袱而非完全正面的战略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经济、安全及战略利益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无视甚至践踏，颠覆了欧洲国家二战以来的美国观及同盟观。欧洲国家认识到，“能完全依赖他人（指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因而感到有必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一方面可以在关键时刻对美国说不，构成制衡，另一方面则可增强自己独立面对世界的能力，特别是与中、俄等大国对话。英国脱欧后，欧盟综合实力将大大下降，内部分歧也可能因此增多，也促进欧盟自省，增强内部凝聚力。

欧盟所谓战略自主建设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防务自主，加强防务联合，主要是落实“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2018年3月6日，欧盟理事会发布了执行PESCO的路线图，正式批准了包括军事训练、网络安全、海洋监控和战略指挥等在内的17个联合项目。11月19日，欧盟外交和国防部长会议批准了PESCO计划的17个新项目，包括研发无人地面车辆和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升级“虎”直升机，设立欧盟联合情报学院以及提出核生化武器和网络防御领域的新动议等。各国防长还决定扩大联合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同时在柏林建立“欧洲危机预防中心”。法国总统马克龙倡议建立“欧洲军”，并得到了德国的响应。

二是金融上独立自主，旨在摆脱美元的“长臂管辖”和“暴政”。欧洲国家深受美元霸权之苦，特别是伊朗核问题让欧盟深受刺激。2018年8月22日，德国外长马斯在德国《商报》撰文指出，应该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支付体系，以此加强“欧洲的自主性”。之后，欧盟内部加紧酝酿，最终确定设立名为“特殊目的工具”（SPV）的支付系统，并向世界其他合作伙伴开放。欧盟还有意扩大欧元的国际使用，比如要求欧盟能源等大宗产品进口以及飞机交易等使用欧元而非美元等。12月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项行动倡议《朝着欧元更强国际化地位前行》（下称“倡议”），明确指出要在关键战略性领域更多使用欧元。该倡议针对美国的意味明显，称“对伊朗实施重新制裁这样的案例，就体现了某第三国在其司法管辖区域外采取单边司法活动的行为，考虑到该国近期对国际规则治理和国际贸易造成的的挑战，这些行为都为欧洲经济和货币主权敲响了警钟”。

当然，欧盟的上述所谓战略自主举措还都是小步骤，有的还停留在言辞阶段，还有待落实，但重要的是，这表明了欧盟的一种态度，也就是说，欧盟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应对“后跨大西洋联盟”的时代，这些措施的逐步落实可能会带来重大的长期影响。

其二，尽量保持相对独立性，扮演大国关系的协调者和平衡者角色。跨大西洋联盟、北约是欧盟和欧洲国家外交、安全政策的基础和支柱，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也有利于欧盟发挥对中国和俄罗斯更大的影响力。比如，在传统安全问题上，欧盟需要借助美国和北约遏制俄罗斯。欧洲人仍普遍认为，正是因为北约的存在，才保证了欧俄之间的总体和平。在经济和国际秩序问题上，欧盟也有意借重美国力量保持对华压力。因此，欧洲虽然不满特朗普政府，但仍试图拉住美国。一是回应美国要求，提升国防开支，当然，欧洲提升国防开支并不完全是为满足美国要求。二是尽可能成为美国一个“有用的盟友”，比如在亚太配合美国行动，为美国遏华政策壮声势。因此，欧盟有较强意愿与美国协调行动。

但与此同时，欧盟在可能会有损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也更不惧与美国拉开距离。一方面，欧盟认为，美国正愈来愈背离跨大西洋联盟共同的价值观，已不是欧盟的志同道合者，“美国优先”不仅有损全球秩序，也严重损害欧盟利益，欧盟认为有责任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政策。德国外长马斯声称，“当美国越过红线，我们欧洲人就要反制”。另一方面，欧盟的地缘政治价值在于其属于西方但不同于美国的特点，与美国政策不尽相同本身就是欧盟国际影响力的一大来源。如果欧盟对美国言听计从，亦步亦趋，就自然失去了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此外，欧盟仍有大国雄心，有自己的利益所在。欧盟的安全重点在其周边，包括东欧、中东、非洲甚至南亚、中亚等地，而美国的利益是维护其想要绝对领先于其他国家的霸权地位。在经贸和金融领域，欧美之间竞争性更强。

也正因为如此，欧盟对俄、对华政策显现出与美国“和而不同”的政策取向。当然，欧盟对俄政策与美有共同的地方，比如反对俄罗斯干预乌克兰，认为俄非法“侵占”克里米亚，破坏欧洲安全秩序，都对俄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反对并防范俄所谓传播假新闻、对西方实施混合战；某种程度上均视俄为主要威胁并采取遏制政策等。但欧盟由于地理及经济特别是能源上的原因，不愿将俄逼到墙角，对俄罗斯更为务实，政策时刻注意留有余地。即使2014年爆发乌克兰危机，欧盟仍未中断与俄政治对话。尽管美国一再施压，并威胁制裁，德国及欧盟并未放弃与俄进行北溪2管道建设。因此，未来欧盟在拉住美国的同时，也会与美国保持适当的距离。在美俄之间，欧盟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即制约美国更为激进的对俄政策，同时给俄罗斯缓和与西方关系的希望，不将俄罗斯彻底变成敌人。

关于对华政策，欧盟与美国一样，寻求改变中国的经济运作模式，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希望中国与欧美一样“对等”开放市场。但欧盟的诉求主要在经济而非维持永久霸权。所以欧盟并不愿选边站，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相反，中欧因为应对美国的霸权政策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对话、合作空间，特别是在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2018年12月17日，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进行第14次贸易政策审议会议，中国和欧盟代表都猛烈批评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其三，大国外交以利益导向为主，价值观为辅，大国合作菜单化、议题化。欧盟外交仍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中、俄也一直是欧盟眼中的异类，这一点未来不大可能改变。但欧盟价值观外交与以往相比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即进攻性减少，不再大张其鼓推进“和平演变”政策，也不再将改变中、俄政治体制作为长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防御性上升，即担心欧盟成员国受中、俄政治体制吸引，因而强调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提升“其民主制度的适应性”。

欧盟淡化价值观外交的背景一是欧盟自身的变化。近年来，欧盟发展出现较大问题，民粹主义兴起，社会激进化，政治劣质化，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随之下降，欧盟所谓价值观已不具榜样和说服力。二是美国的变化，美国看轻价值观，追求强权和霸权，一方面损害西方形象，另一方面更为凸显欧盟所谓价值观外交的孤立无援。

欧盟推进价值观外交的意愿和能力在下降的同时，也开始趋于现实主义。与美国有合作、有竞争甚至对抗，与中、俄有竞争、对抗，但同时也有合作。比如，在施压中国开放市场、“对等、互惠”方面，欧与美合作；在威慑俄罗斯方面，欧与美合作；但与此同时，欧也愿意与中、俄合作，共同维护伊朗核协议；与中国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等，也就是说，欧盟与美、俄、中关系正在去意识形态化、实利化。

其四，维护大国关系及国际多边机制的总体稳定。冷战结束以来，欧盟一直推动建设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及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多边秩序。这是由欧洲一体化及欧盟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一支主要是民事的力量，欧盟对国际多边机制的有效性有近乎本能的维护，对大国争斗也有本能的担忧。

全球主要力量的竞争如果失控，必然会危及欧盟自身利益。这是欧盟极力反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原因所在，因为美俄军事竞争加剧，最受伤的可能就是欧洲国家。瑞典前首相比尔特称，如果美国搞军备竞赛，“俄罗斯能迅速部署大量武器”，“欧洲将受到更大的核威胁”；德国外长马斯也声称，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对我们和欧洲构成很大的问题”，因为欧洲而不是美国将处于俄罗斯的导弹射程内。同样，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也会使欧盟遭到重大经济损失。因为利害关系重大，欧盟既与美国进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对话，也与中国建立了合作机制，目的之一就是调和中美分歧，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及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全球贸易秩序。

四、代结语：中国的利益与中欧合作

世界已进入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全球及各地区主要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价值观等领域展开了全面而激烈的竞争。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同地区和国家间正常和良性的竞争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进步。但由于冷战思维及霸权主义的再兴，大国关系及多边主义世界秩序正进入一个危险境地。这一趋势对世界不利，也将严重损害中国发展利益。

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在一个基本和平、开放的世界秩序下完成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共同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奋斗”。在这一进程中，中国需要伙伴和合作者，愿同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美经济、人文联系愈益紧密，“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中国与俄罗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稳固、深厚，“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作有力维护了地区及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在动荡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了稳定器作用，体现了中俄两个大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担当”。欧盟在美俄欧中四边关系中的角色及政策取向表明，中欧在“双赢”、“世界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反对强权政治、维护多边秩序等方面共同性多于差异性。中国需要欧盟，欧盟要“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同样也需要伙伴和同行者。

2018年12月18日，中国政府发布第三份对欧盟政策文件，指出“中国和欧盟都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也是各自改革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因此，中欧有责任促进美俄欧中四大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约束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中欧关系发展空间还很大，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其一，中欧应摒弃保护主义，持续加大相互开放力度，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各项合作，“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通过良好的中欧双边关系引领不同制度的大国间关系发展。其二，发挥“亚欧会议”潜能，“推动亚欧会议积极变革，聚焦务实成果，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对接欧盟《联通欧洲与亚洲：为欧盟战略构建基础》的亚欧互联互通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亚欧大陆的安全、稳定及共同繁荣，打造互利共赢的亚欧合作样板。其三，维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机制的良好运行，促进世界的稳定、可预期发展。

综而言之，中欧合作有更大的紧迫性和动力，未来双方需要能有效管控分歧，相互理解，避免短期、局部的分歧影响双方长远利益和合作大局。中国政府已经传达出加强中欧务实合作的诚意和信心，欧盟应该积极回应，因为中欧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各自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