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是作者2022年3月19日在“中国社会治理：范式与使命”研讨会上的发言。

刘建军教授是政治学界特别具有创造力的学者。本次议题是政治学界特别具有冲击力的议题。这在于：小社区，大中国；小切口，大范式。著书容易，立说难；立说不易，范式更难。

理论突破的重要动力和标志是研究范式的创新。范式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法则、定律。但不同的学科对范式的认识不一样。自然科学的理论、法则有普遍性。石头就是石头，其基本元素都一样，没有中国石头，只有出自中国的石头。社会科学则有所不同，有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由此产生的理论有所不同。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政治学是最西化的学科，也是最应该中国化的学科。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的政治社会是最具有中国性的。发源于西方的政治学很难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事实作出充分有效的解释。

建军教授是我国最早对“单位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在相当长时间，中国的社会是由一个个“单位”构成的。而在西方的学术术语中，根本没有“单位”一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华尔德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的单位制有过深入研究，但在英语词汇中找不到对应的单词，只能以汉语拼音加以表达。不是英文没有“单位”这个词，而是英文的词无法表达中国的“单位制”的涵义。这说明用西方固有的范式研究中国遭遇了困难，只是这种困难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思意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促进了研究范式的创新。“社区”是地道的外来词，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政治生活。一旦进入便开始中国化了。中国的实践赋予了社区的中国涵义。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单位制”解体，城市居委会重组为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大量政府事务，也成为政府与居民的联结处。这已大大超越西方的社区涵义。建军教授在这一历史转变中是先行者，继写作《单位中国》之后又写作出版了《社区中国》。

通过建军教授的著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学人在研究范式创新方面的探索。早在近百年前，中国学人便有了西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意识。他们把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归纳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是费孝通。其名作《乡土中国》的写作背后有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但它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出的中国理论。

建军教授的《单位中国》和《社区中国》，显然是对《乡土中国》的接续。特别是《社区中国》无论从风格，还是内容上都有《乡土中国》的特点，创建了一系列基于中国事实的概念，如“业民社会”、“无缝政治”、“齐民政治”、“熟悉的陌生人”等，可以说是城市版的《乡土中国》。

费孝通先生晚年对自己的学术进行了反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命题，强调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重视文化的主体性。这要求中国学人不仅是运用西方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更重要的是在综合基础上进行自我创造。其中就包括通过对既有范式的突破，获得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建军教授在这方面更是走在前列。他在“社区中国与基层善治”丛书的总序中明确提出了分析中国基层治理的四种基本范式：一是有机统一的政治，二是关联主义政治，三是良性互动的政治，四是生活政治。这是非常可贵的理论自觉。

建军教授之所以能够具有理论自觉，相当程度上在于走向事实，本人还特此到地方政府部门挂职。从《单位中国》到《社区中国》，历时20年。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理论探讨，后者则更接地气，是扎根中国大地上更具有原创性的著作。这得益于建军教授进入生活，进入现场。这种“现场主义”的方法与我们所说的“田野政治学”是一致的。“田野”不只是指农村，更重要的是实地和现场。只有进入实地和现场，才能感受到事实本体，并基于事实提炼出理论，再通过理论加工创建新的范式。

五十知天命。建军教授出版《社区中国》时临近5旬，不仅是出版了一部著作，更重要的有了范式创新自觉。

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史诗般的伟大实践，但还缺乏史诗级的学术理论。中国政治学人面临双重使命，一是基于中国事实寻求治理之“道”，一是基于中国实践提出原创理论。

相信本次会议在完成这一使命过程中将发挥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