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所谓转型时期。但实际上处于转型之中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其中也包括性别文化与性别意识。如今“性经济”或“性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虽不便于公开承认却无法视而不见的一个部分；性别成为流行文化和消费市场中一个优先的考虑因素；由于性别还构成了一些社会问题的主要源头，它也成为社会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不可逾越的一个部分；同时，性别意识形态的变迁也给作为个体的男男女女的生活方式带来极大的冲击。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处在一个性别的转型时期，由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意志的无性化形态转向改革开放后的市场主宰的性别主义（sexualist）形态，其主要特征就是在所谓传统文化的重新包装下所呈现的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这种特征的产生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一、对国家意志的无性化形态的矫正

毛泽东时代倡导男女平等的政策，鼓吹妇女能顶半边天，客观上给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带来了一些实惠，比如妇女一开始就有了政治上的选举权和平等参与权，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使得妇女就业率在很长时期内高于其它国家，并且较早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虽然并不彻底），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意志的平等政策的实施，使人们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观念上的许多转变，男尊女卑的传统至少在表面上已被划归为“封建残余”而成为批判的对象，男人和女人在革命和建设的旗帜下成为并肩作战的“同志”。

然而这种平等政策的实施是通过国家意志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它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倡导的。性别与任何其它个性化的特征一样，消失在那个时代国家利益、集体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可以说，性别本身始终没有成为那个时代作为个体的男人和女人的自觉意识（实际上那个时代任何带有个体特征的意识都是危险的、不被允许的）。所以一旦外在的这些环境和因素发生变化或者消失，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缺乏自主意识的女性自然无法抵御来自市场的性别文化的猛烈冲击，反而把它作为一种新时尚来欢呼拥抱。

这种经过市场包装、却明显带有传统性别文化特征的“时尚”之所以能获得人们包括女性在内的拥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是作为对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意志的无性化形态的矫正而出现的。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所谓男女平等，实际上是以男性尺度为参照体系的男女等同，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两性之间的差异，树立了许多无性化的“铁姑娘”、“铁娘子”形象，从而将性、性别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引向畸形发展。经历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禁欲时代的中国人，在开放的一瞬间将性和性别文化作为人性复苏的重要内容加以颂扬，从而为市场经济时代传统性别文化的复兴准备了土壤。

二、市场与传统性别文化的结盟

影响性别话语的因素主要来自三种力量：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和传统文化的力量。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在性别问题上只是延续了以前的政策，对新出现的性别问题基本上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市场逐渐上升为影响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个主要因素，并成为宣扬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平台。从媒体和广告上的女性形象、商家促销时的性别导向、演艺界和娱乐圈的时尚热潮等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商界和消费人群在共同创造着一个带有传统性别文化特征的流行时尚。这种时尚鼓吹“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贤妻良母”似的女性美德以及美丽、性感的女性身体形象，两性之间的差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强化了。

带有现代气息的市场势力之所以能与过时的性别文化传统结成同盟，就在于它反映了操纵着市场的主流群体的需求和利益。这个群体以男性为主，他们手中掌握的财富足以创造和引领整个市场的取向，并且足以购买整个市场（虽然有可能这种购买行为是通过女性完成的，但却是为男性的需求而消费的），因此女性被最大限度地身体化，成为被观赏、被利用的对象，也成为财富和权力场上普遍的交换工具。这种性别的生理取向迎合了市场和掌控着市场权力的男性的口味，包含着一种危险的“本质主义”的倾向，即将男人和女人看成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概念和范畴（有一本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畅销书题目“男人来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就很好地反映了这种倾向）。于是在人们自觉追求性别时尚的过程中，这种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性别意识反过来成为决定社会资源配置和等级体系、支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桎梏。

三、性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从国家意志的性别同化到市场取向的性别异化的转型，反映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事实，即性别在中国的任何时期（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时期）都未能成为社会的主宰因素，它总是依附于其它因素而起作用，而它的作用方式则取决于所处时代的权力的控制主体和运作方式。毛泽东时代的性别意识形态是由当时控制一切的国家权力所创造的，改革开放后的性别意识形态则转而被市场的势力所操纵，依附于市场背后的财富与权力的走势。而在旧时代的中国鼓吹“三从四德”的传统性别文化之所以能够横行霸道，是由于当时一切的财富和权力都掌控在宗族势力手里并通过它一代代地相传。

性别真正在社会发展中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是在60、70年代西方由女性主义所推动的性解放运动之后。文明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对于性关系的排他性，使得性终究成为市场上的一种稀缺资源，而性开放所崇尚的自由性关系为这种资源的市场获得提供了可能性。性享用与性占有成为拥有财富和权力的标志和象征。由于财富与权力主要掌握在男性手里，因此对女性身体的自由占有成为男性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女性的身体化、工具化、商品化便自然而然成为市场的特征之一。中国当今的性别文化历经国家意志的扭曲和市场力量的强化，正堕入传统性别文化与西方性解放浪潮相混合的时代，因此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成为其基本特征并在市场发育的相当时期内还会盛行。

然而性或性别是与阶级、阶层、财富、权力、文化等因素交叉起作用的，所以脱离了这些因素，单从性或性别的角度并不能准确而有效地解释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现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性别转型也只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总体上说，女性的身体化并非市场给予性别的唯一定位，市场同时也赋予性别摆脱生理束缚机制的可能性。市场只以追求效益为目标，所谓文化或传统都是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再造出来的。所以只有性别的获得性资源在市场上比先赋性资源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才会最终得到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