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重要问题。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无助益。为此，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史专家、博士生导师蒙培元研究员。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境界主要是指心灵的境界，首先请您谈谈中国传统文化对心灵及其特点的认识。
蒙：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把心灵问题作为重要的哲学问题来对待，都认为心即大脑思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人能够“灵于万物”，即在于此，从而都主张心灵具有自我超越的特点。这主要在于心灵有认知功能，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这种心灵认知的对象主要不是外界的事物，而是人自身，即是对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自我反思。孟子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讲的正是这个意思。“思”则“得”，“得”则“立”，“立”则“先立乎其大者”。在儒者看来，人有“大体”与“小体”之别，“小体”即耳目感官之类，“大体”则是心之本体，即道德心，也就是仁。“仁者，心也”（孟子），“仁者，心之本体”（朱熹）。以“思”而“得”，而“立”，以达仁，这就实现了儒者关于心灵的自我超越和道德创造。道家反对所谓仁义之心，但他们也主张道心，认为道心来源于宇宙生生之道，潜在于人的内心之中，只有通过心灵的直觉即神明之心的作用方能实现。而道心的实现，就超越了世俗之我，达到了“真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
记者：心灵自我超越的结果就会达到某种境界，请您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境界观。
蒙：是这样，境界是心灵经过自我提升所达到的一种境地，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是十分自然的。儒家认为，人就其本性而言，具有一种善或向善的完满性，人的心灵创造过程，就是人的道德心自我实现的过程，而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如儒者讲“仁”，这“仁”不仅包含了对人的爱，也包含了对物的爱，即理学家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一境界的实现，表现出普遍的宇宙关怀，可以使有限的生命达到无限、暂时的生命达到永恒。道家崇尚自然，但它要实现的也是“天人合一”的境界。道家讲的“天”有“自然”之意，但不是与人相对而存在的自然界，而主要是指世界本体，即“天道”，“天道”无为而无不为，不刻意追求却能造就万物。人也应效法“天道”，与天合德，通过自我体验，把握道体，显扬道心，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道家的“天人合一”境界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它反映了自然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与愿望，但它的根本意义却在于解决人的心灵问题，老庄则把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的人格称为“真人”、“至人”。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界观虽各有差异，但也有其共同点，即不仅讲主客统一、心物统一，而且讲物我合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普遍提倡的最高精神境界。而能够体验到这种精神境界的人就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如道家的“至乐”，儒家的“孔颜之乐”等都是如此。
记者：境界的达成需要心灵的自我认知，是否也包含有情感的因素在内？
蒙：是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境界观中，情感因素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既有道德情感（儒家讲得最多），也有审美情感（道家讲得较多）。儒家文化是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的，其自我超越之情，是人的真生命真性情。孔子所提倡的“真情实感”就是以孝与仁为内容的。孟子讲：“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认为道德情感是人所以向善的内在根据。当他进一步提出“可欲之谓善，存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时，已是超越了感性自我，进入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不仅是可欲之善，而且是“神圣美大”的宇宙情怀。道家超越了社会的道德情感，但从“生道”而言，却充满了生命情调。认为人之情不应由礼乐教化来表现，而应是自然而然的真实情感。庄子一方面主张“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但另一方面，他的著名的“大鹏游”、“蝴蝶梦”以及“鱼之乐”，却又表现了炽热的情感。庄子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其真正目的是把人的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超脱世俗之情的纠缠，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达到物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记者：如此看来，是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境界观是情理合一的呢？
蒙：正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情感，但情感是有层次的，有感性情感（如情欲、情绪），也有理性情感（即情理、情义）。关于感性情感，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承认其存在，但并不提倡，对于“私情”、“私欲”则是批判的。它所提倡的是自我超越的理性化的情感。比如美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重视具体的感性美，而是重视具体中的抽象，庄子说：“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所谓“天地之美”，即审美体验，是一种情境或意境，而“万物之理”即是生生之理，“情美”与“生理”是统一的，主观客观是统一的，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儒家的道德情感与体验，更是理性主义的。陆九渊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心性情合一之理，是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统一，也就是“以情顺理”、“以理化情”。孟子“四端”说中的“是非之心”，亦可说是“情识”，合于义者即为是，不合于义者即为非。“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这个理义之心即情理、情义之心，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良心，“是非之心”就是这种道德良心的自我判断，它既是普遍的，同时又是与情感心理不可分的。这一方面还可以举出许多，不再赘述。
记者：心灵与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此重要，那么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蒙：心灵与境界及其与此相联系的情感与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所凸显的自我超越的思想，在解决人类精神生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生价值方面，具有意义。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亦是如此。毋庸讳言，在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蔓延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人的心灵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的心灵受到蒙蔽或某些价值观念的误导，而放弃了对人格理想境界的追求。解决这一问题，固然不能照搬传统文化的既定模式，但却可以从传统文化的心灵与境界说中得到启迪。首先，作为社会来说，应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上，有层次有分别地确立起不同社会群体需要的价值目标和理想人格目标，以引导人们向着理想的境地迈进。其次，作为个人来说，要不断地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理性地把握自己的情感，克服不应有的私欲，在心灵之中确立起远大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努力不懈地加以践行。这样，就能不断地超越自我、完善自我，使心灵得到净化、境界得到提高，也就能使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得以不断提高，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向前进。
（访谈人：姜克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