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观转变之前的十几年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自觉不自觉地执行了一条实用主义的思想路线，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断犯战略性错误，使人民群众感到资本主义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却是渺渺茫茫的。“不争”的智慧启动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但全方位的市场化，浪费了中国特色，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成本，阶级对抗、信仰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以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为标志，我们党逐步转变发展观，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力图使被改变错了的中国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面对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阶级阵线分明的社会关系和三个发展阶段地区结构的僵持状态，面对劳力、资金、产品、产能的四大剩余和社保、医疗、教育、住宅四大体制性短缺并存的严峻局面，任何人都没有采取“不争”、“不问”的策略回避改革取向的借口和能力了。目前要为社会主义讨个说法的声浪越来越高。尽管这些声音中搀杂着偏激和空想的因素，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执著追求，对中国共产党的赤胆忠心是天日可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决不能再采取实用主义、含糊其词的态度对待来自自己社会基础的呼声，要处理好纠正改革失误和巩固改革成果的关系，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在基础理论上实用主义或瞎子摸象的混乱状态，对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科学内涵必须用彻底的理论掷地有声地、明确地、一个都不能含糊地阐述清楚。
一、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如果劳动力没有普遍转化为商品，货币没有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不是生产的目的，就不可能普遍实行按要素分配，也就没有市场经济。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经济不过是从运行机制角度表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形式。所谓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市场化到什么程度，资本主义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化到什么范围，资本主义就扩展到什么范围。如果市场化到政府职能和公共品领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立身之处，这个国家就是彻头彻尾的私人资本主义社会。
只要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企业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就不可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除了极少数集体经济可能是公有制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外，我国目前所有真正的企业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规范的国有企业，即利润能够基本上缴国家的企业，也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凡是利润基本上没有上缴国家的企业，都是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至于那些以国有企业的名义霸占国有资产和行政资源，不创造剩余价值，吸食大量财政补贴的寄生性封建毒瘤，连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都不是。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工商业的主体生产方式已经普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广大小农户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封建时代的小生产方式。我们应该正视，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不仅已经客观存在，而且正在不断尖锐化。
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要指望回避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上一个时代是封建主义时代，下一个时代是共产主义时代，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不是资本主义时代，它还能是什么时代？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时代，它只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具有双重属性的历史时期。所谓现代化就是发展中国家消灭封建主义的小生产方式，改变按权力分配的运行机制，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按要素分配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一步到位进入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过程，是把微观上的资本主义化和宏观上的社会主义化结合起来的特殊形式的现代化过程。
凡是剩余价值率可以超过100%的企业，其生产方式就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凡是社会资本剩余价值率都可以超过100%的国家，就是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剩余价值率是现代化水平的唯一考核指标。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现代化的达标运动所要达的标，十几个、几十个，就是没有一个指标是现代化的指标，几乎全是不反映生产方式变化的人均占有量指标。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时代的性质，他们宁可不要划时代意义的决定性指标，即剩余价值率，也不愿意正视生产方式的性质。人们把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只重视三字经的第一个字，他们根本不了解化的对象是什么，化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统一的现代化过程的三个方面，只是一个化，即资本主义化，只有一个对象即小农生产方式，不是三个化，更不是四个化。我们应该明确所谓城乡一体化的“体”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市场机制。小农户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要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逐步消灭小农生产方式，消灭小农户，建立资本主义的农场制度或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场制度。所谓新农村的新，是新的生产方式和市场机制，而不是新村庄和新设备。
人从小到老，必须经过儿童、少年、成年、中年各个成长阶段。儿童经过化装，可以酷似老人，但是他骨子里还是个儿童；一个社会特别是大国的社会，也必须经过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不能跳过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取代封建主义，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取代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企图用原来没有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直接取代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产业工人不可能成为人口的大多数，没有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的教育，清除不了人们头脑中靠权力分配的封建意识和帝王思想。即使真心实意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人们掌握了政权，也会在或长和短的时间内被环境改造为封建彩色浓厚的统治者。封建主义在哪里？就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训练的大多数人口的头脑中。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告诉我们，人这个本没有变，大多数人没有变，少数精英是改造不了大多数的，是必定被大多数所改造的。能改造大多数人的力量，是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说教。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国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即使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都无济于事。而今无情的铁的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当年所要反掉的东西几乎全部复活，所谓“封、资、修”，黄、赌、毒、黑、邪、贪、腐、恶，样样俱全，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是绕不过去的。目前那么多的干部成为以权谋私的腐败份子，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而是市场经济受到封建官僚集团的权力分配严重阻碍，没有完全贯彻按要素分配原则的必然结果，是大多数人口还没有稳定在现代生产方式之中基本土壤没有改变的必然产物。我们不要忘记，小农经济是封建专制和权力分配的社会基础。
既然如此，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堂堂正正地告诉人民，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按要素分配必然有剥削。我国的劳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关系，不是什么同志式的合作关系。我们必须正视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而不是回避这个矛盾。我们共产党人不应该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我们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历史合理性，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寄生性的超经济剥削，决不允许权力分配，在按要素分配的基础上，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保障分配的权利。资本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私人资本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可怕的是把社会主义抽象化、纯意识形态化，使社会主义脱离市场经济的根基，成为没有人相信的政治说教。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大部分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
我们一直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前面都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定语，但始终讲不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十几年来，我国的人民群众已经深切地感到了私人资本主义的阵阵寒风扑面而来，就是不知道社会主义在哪里？什么东西能把一个国家定性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多少人会真正相信我们的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搞鸵鸟政策，不能再搞实用主义、模糊哲学，必须给社会主义一个毫不含糊的科学准确的定义。即使目前暂时还不是社会主义，也没有关系，只要明确了离社会主义还有多远，还差什么东西，为什么差这个东西，如何补上，什么时候补上，人民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根据图纸就能人为地构建出来的，它是人的素质提高、人际关系升华、人天关系演变的一个阶段，它需要一个或长和短的发展过程。在大多数人还生活在小农生产方式下，不具备社会主义公民素质的时候，就宣布这个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能是自欺欺人。
1、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社会主义是社会范畴，不是企业和市场范畴，不要到企业和市场中去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全社会的主义，不是企业的主义。到企业里去找社会主义，社会的范围就缩小为企业。剩余价值在个人之间的分配决定人们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决定企业生产方式的性质；剩余价值在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决定社会的本质属性，决定全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社会主义就是主张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主义，只要人们的这种主张基本实现，人类社会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生产社会化的水平决定剩余价值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分配的比例。根据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原理，在私人占有还是矛盾主要方面的阶段上，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归私人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和属于私人资本主义性质，人类社会处于私人资本主义阶段；当生产社会化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剩余价值大部分已经归社会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和就转化为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社会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如果社会完全占有了剩余价值，就没有了剩余价值生产，没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其他的属性和特征都是由这个本质属性决定和派生的，因而都不可能是它的本质属性。
剩余价值在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必须以剩余价值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因此，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旦人类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为它的微观基础，从划分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上看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是单一的，不是宏观和微观一体化的生产方式，而是宏观结构正在逐步否定微观结构的一种过渡形态的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时代分为私人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阶段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生命周期中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是一对矛盾，不是空间上并存的两条不同的道路，而是时间上继起的生产社会化水平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它们是继承、演变或转化的关系。走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成熟了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在微观上直接否定而是在宏观上不断扬弃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比重逐步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一种过渡形态的特殊的以社会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即间接公有制的全社会整体上的生产方式。所谓间接公有制是通过所得税和遗产税把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归社会占有，把微观上的大部分资本主义剥削在宏观总量上转化为全社会的积累。生产社会化是这种转化的根本动力。当生产社会化成为市场经济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转化就发生了质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基本形成了。
剩余价值通过税收的形式首先归政府占有，但是归政府占有还不等于归社会占有。而一旦归政府占有的剩余价值满足了社会保障开支，解决了全体人民的后顾之忧，在客观上就转化为归社会占有，使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府转化为全民的政府。不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的政府，肯定不是全民的政府，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把微观上的按要素分配和宏观上的社会保障分配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以社会为单位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保障不是商业保险，不是社会救济，而是一种分配制度，是按需分配的初级形态，必须纳入财政预算。社会保障分配使政府占有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归社会占有，从而确保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既然社会保障分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也可以把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保障主义。坚持商业保险，还是建立社会保障，是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种社会制度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是在生产社会化的压力下，为了克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被迫的过程逐步走上自觉的过程，把商业保险转化为社会保障（详见《社会保障主义宣言》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商业保险是按要素分配的转化形态，社会救济是对灾难的应急措施，而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由于这种分配制度采取对个人支付能力和社会保障标准差额的目标补贴方式，带有按需分配的性质，所以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既有资本主义基因，又有共产主义基因。但是从整体意义上，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只能是社会主义。这就像动物驼羊一样，它既像驼，又像羊，但它既不是驼，也不是羊，它只能是驼羊。驼羊也决不是羊披着驼皮化妆的产物。如果没有作为公共品的社会保障制度，给私人资本主义披上多么美丽的外衣，它也不是社会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事物由此及彼转化的过渡状态下，不是非此即彼立见分晓，而是彼此共存逐步此消彼长的。没有了资本主义就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的社会，不是封建主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不想要封建主义，又没有能力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接受社会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总而言之，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在微观主体内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按要素分配原则继续存在，在国民经济整体上，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已归社会占有，按需分配还限于社会保障的范围内，没有进入劳动力扩大再生产领域。因此，社会主义只能是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基本上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距离彻底消灭剥削和阶级的共产主义还相当遥远。
2、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2页）今天重温这两个“决不会”，不能不让我们感慨万千。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切失误和失败几乎都是人们不能充分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两个“决不会”造成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只记住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论，而没有重视或根本忽视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论。在实践中碰了壁的人们，往往不是反思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误区，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甚至根本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少数人慑于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影响，不敢打出自己的旗号，就妄图篡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用所谓与时俱进的劳动价值论代替剩余价值论，企图从根本上颠覆马克思主义，为全民党制造理论根据。
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问世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在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已经形成并逐步尖锐化。以生产过剩为标志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不断反抗，使马克思认为改变私人占有的时机已经成熟，工人阶级只要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就可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立公有制、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自己对两个“决不会”的条件论在具体把握上也产生了巨大的误差，没有从全球经济的范围把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育水平。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还没有上升为基本矛盾的地位，市场在空间上扩展的潜力还相当巨大，世界市场的不断开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工业化国家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因此，私人占有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地位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没有改变。生产社会化要成为矛盾主要方面必须是市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扩张都没有余地的时候。对于1848年那个时代来说，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实践不成熟，理论也不可能完全成熟，马克思的思想也不能超出认识论的规律。任何人在具体操作中都不可避免产生误差，除非人们只停留在大跨度的理论推论上，不做具体决策。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个大的历史趋势，马克思的论证是科学的、彻底的；而对资本主义灭亡、共产主义胜利的具体条件、具体时机、具体方式，只有实际变革已经发生或事后才有说清楚的可能，在马克思生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今天能够比马克思说得更清楚一些，也是150多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比马克思时代更丰富、更具体的新情况，决不是我们比马克思更高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十分明确地宣布：“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8页）所以，他们认为“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和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同上267页）然而，历史事实是，150多年后的今天，虽然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社会生产力却比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要强大许多倍，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所容纳的财富还在不断增长。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实际上还处于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无论劳资矛盾多么尖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私人占有，现代化并没有完成。私人占有还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还有利于就业的增加，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促进力量。劳资矛盾看起来你死我活，实际上是劳资双方都不成熟的表现。劳资双方争夺的还不是剩余价值归谁所有，不是消灭一般剥削，而是争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归谁所有，工人能不能获得满足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工资和时间。因此，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的实质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是为了争得按要素分配的权利，实际上是进一步清除劳资关系上的封建主义残余，为劳资矛盾的同一性而斗争。
一旦资本主义的发展越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资本积累的历史规律使那些不成熟的资本家在竞争中被资本家阶级自己逐渐消灭之后，私人占有膨胀到了影响私人占有实现的地步，生产社会化逐步成为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私人占有必须让出一部分私人占有，提高低收入消费者的购买力，达到实现剩余价值的目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税率不得不逐步提高。财政型的真正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因素一旦超过商业保险之后，劳资矛盾的同一性就得到相对的巩固，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人口的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逐步向高级阶段过渡，社会生产力获得更加突飞猛进的发展。面对这样一种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如果不善于综合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系统地一体化地研究和认识问题，只看到财富生产能力量的变化，看不到财富分配关系质的变化，看不到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已经下降为社会的次要矛盾，中等收入阶层已经成长壮大为一个独立自为的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那么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资本主义长盛不衰，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失败。许多人就会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历史局限性，而丢掉整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判断失误，把初级阶段当作最后阶段，而且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路径选择上也过于武断。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斩钉截铁地向资产阶级社会发出公开的挑战：“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同上307页）无产阶级导师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斗争。我至今还认为这个宣言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奋起抗争，如果没有苏俄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存在过一个历时70年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没有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使其殖民地的丧失，欧洲资本主义是不可能那么顺利、那么迅速地进入资本主义高级阶段，进入社会市场经济的。尽管如此，市场经济基本矛盾主次矛盾方面地位的变化，才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生阶段性变化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不管外部环境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夺取政权，而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却已经从私人占有转变为社会占有。所以，把暴力革命当作代替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不符合生产方式转变的客观规律，不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预测只能是一种在理论推理基础上产生的科学假说。他在《哥达纲领批评》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0-11页）如果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这个论断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俄罗斯和中国的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后，虽然都需要不同程度的补资本主义的课，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是相当成功的。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变化否认列宁主义的辉煌成就。后人没有守住江山，不等于打下江山是不对的。但是，欧洲的现代史证明，暴力革命不是资本主义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唯一途径，只要社会主义在私人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发育成熟了，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比重超过了50%，即使社会或国家的旗帜不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已经成为客观存在。这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实际上，当资本家把50%以上的剩余价值都交给了社会之后，他就不再是资本家了。既然资本家阶级不存在了，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同归于尽的。所以，如果在瓜熟蒂落的条件下实现两种生产方式、两种经济制度的转变，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达到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的水平，即使用暴力夺取了政权，掌握政权的人们即使来源于无产阶级队伍，也很快就丧失无产阶级属性，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封建色彩浓厚的官僚资产阶级。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关系的客观存在，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主制度。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已经是被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只是我们有没有勇气正视而已。冷战的结束，柏林墙的拆除，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假社会主义的破产。社会主义是不会失败的，凡是失败的肯定都不是社会主义。
公有制加按劳分配等于社会主义，这个公式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认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同上21页）我国在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就是这样设计我们的经济制度的。而实际上，我国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按劳分配，由于政府剪刀差政策对农民的剥夺，在农业集体经济中倒经常出现“按劳分亏”的现象。虽然在公有制生产关系单位内部可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但是实践已经证明，使用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单位不一定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无论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生产关系公有制都不能确保剩余价值大部分归全社会占有。我们应该想清除，不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企业所有制性质，决定人们的分配关系，而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决定企业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人们的分配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少数劳动力没有转化为商品的集体经济内部可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管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企业都不可能是公有制企业，都必须按要素分配，而不可能按劳分配，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在劳动力普遍商品化的条件下，所谓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都是国家的雇员，没有权力按劳分配，也必须服从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如果他们硬是要按劳分配，否认了自身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实际上是在坚持按权力分配，把国有资产变成了集团的资产，变相剥夺了企业外的广大劳动者对国有资产的共同占有权。这种所谓的按劳分配必然产生工资侵蚀利润或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我国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实际上是工资侵蚀了利润，职工侵犯了全民产权的结果。他们高于其他行业同等素质劳动者的收入，实际上是按权力分配获得的超经济收入。特别是在同一个企业里，所谓国有身份和合同工、“农民工”身份的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已经不是劳动者之间的按劳分配关系，而是一种同工不同酬的封建等级制度按权力分配的超经济剥削关系。
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如果国有资产不继续流失，在形式上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分配，还是不能确保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归社会占有。因为政府占有剩余价值和社会占有剩余价值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我国政府不是已经占有剩余价值的大部分了吗？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哪里？政府至今还在企图用强制储蓄、商业保险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这实际上是把公共品商品化，把市场经济限定在私人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人们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看不到社会主义的踪影。
坚持生产关系的公有制为主，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劳动力已经普遍转化为商品了，货币已经普遍转化为资本了。即使倒退回去，假定全国所有的企业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成分，也不能确保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归全社会所有。因为每一个集体企业虽然在内部可以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而在集体企业外部在市场上，它们还必须服从按要素分配的原则。这种“内方外圆”的运行机制，可以使它们坚持本集体这个小社会的公有制，但不能确保剩余价值大部分归全社会所有。况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的再生产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异化，一旦外雇劳动力超过它们自身的劳动力，集体企业就会转化为集体的资本主义企业。雇佣劳动和公有制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由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决定和支撑的，而只能是由社会保障制度决定和支撑的。当市场经济基本矛盾中生产社会化的地位超过了私人占有，市场经济就具备了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条件，政府财政承担了社会保障功能，私人资本主义就羽化为社会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公有制、按劳分配没有必然联系，人类社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经过一个按劳分配的历史阶段，从按要素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是借助社会保障分配逐步实现的。社会保障度就是社会和谐度。人们在不断追求更高层次和谐的时候，必然要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度，一旦社会保障的范围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领域进入并覆盖了劳动力扩大再生产领域，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结束了，共产主义社会就到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所主张的只能用暴力夺取政权，靠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路线图，没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马克思身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的上述判断和观点大相径庭。
然而，不管实践中做的怎么样，大多数共产党人在主观上一直把上述观点当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发生了暴力革命的国家由于没有满足两个“决不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得不以改革的名义补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的课；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却已经或者正在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当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却走上了背叛的道路，利用手中的权力贪得无厌地侵吞人民的财产，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甚至成为触犯法律的腐败份子；而马克思故乡欧洲的大资产阶级，却成为接受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尊崇马克思为千年第一伟人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严酷的历史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正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进程的判断，对社会主义微观基础的认识，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事实上不是公有制决定按劳分配，从而产生社会主义，而是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产生了社会保障意义上的按需分配，从而产生了社会主义，实现了实际上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天下为公意义上的公有制。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保障主义，建立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建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里，要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首先发展创造和积累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人阶级虽然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但不可能承担为社会积累的职能，能够承担为社会积累职能的只能是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阶级。所以，邓小平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质意义是给资产阶级提供一个产生发展的土壤，让他们来完成积累的历史任务。由于顺应了历史的规律，仅仅经过20多年的时间，资产阶级就成为我国社会实际上的主宰力量。
成为主宰力量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意图把剩余价值的大部分自动自觉地交给社会，他们特别是他们之中的大资产阶级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他们本能地认为资本主义是最符合人性的永恒的范畴。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他们最怕听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明确概念。你说什么他们都不在呼，只要一提到主义，讨论什么姓资姓社，他们就和触了电一样，立即跳起来，给你扣上一大堆吓人的帽子。他们大多不是靠自有资本和能力经过长期经营发达起来的，而是靠改革的失误和腐败官员的权力暴发式致富的。他们至今还紧盯着国有资产，企图实现彻底的私有化。幸亏我们没有把毛泽东时代的遗产量化到个人，保留了中国特色，否则中国的前途无可选择，只有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条路可走。
当前最可怕的是，人们不知道改革发展的真正阻力在哪里？我们在同谁争夺、争夺什么？其实，改革发展真正的阻力——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主体，就在我们党内。他们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打着维护国有经济、坚持按劳分配的旗号，已经占有和正在瓜分大量国有资产和利润。他们获得的巨额利润从来也不上缴国家，有了一点亏损甚至是局部性的亏损都要求政府补贴。实际上把国有资产当作抵押，把产业工人当作人质，作为左右政府决策的筹码。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分配是所有制的实现，所谓公有、私有，不在其名，而在其实，关键看剩余价值归谁所有。剩余价值归谁所有就是谁的所有制，归什么范围所有就是什么范围的所有制。目前，我国的公有制已经逐步空壳化，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归少数人所有，而西方国家的私有制也在逐步空壳化，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已经归社会所有。我们共产党人在当前要争，而且必须要争到手的是，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归社会所有。当前我国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在各级政府和所谓国有企业手里。如果国有资产和企业的租、息、税、利都上缴政府，只要动用一少部分，就可以解决社会保障，就可以使剩余价值的大部分转化为归社会所有，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在现实的分配关系下，所谓国有企业已经不是国家的企业，而是实际经营者自己或某个集团的企业。所谓国有经济对全国人民是虚的，对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才是实的。我们用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样十分难听的字眼来描述这个集团，不仅是出于感情上的义愤，而且是恰如其分的。他们以官员的背景，靠权力分配获得了财产的支配权，并通过把部分优质资产卖给外国人，使自己获得了和国际接轨的高收入，从根本上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海等特大城市的部、委、办、局的主要领导，在临近退休之前，有计划地安排到大企业，挣几年大钱，这已经成为人们见怪不怪的潜规则。他们是什么人，还是共产党人吗？这样的所谓共产党员不应该坚决清理吗？不应该没收他们超出按劳动力要素分配获得的一切收入吗？
为了彻底根除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经济基础，我们应该让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彻底消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与市场机制是不相容的，如果它们真是国有的，政府就丧失了宏观调控的资格。我们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只有国有资产和国民经济，没有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国有资产只租不投，只贷不投。国有资产除土地之外也可以出售变现，但变现之后必须形成全民的不断增值的金融资产，不能当作财政收入耗费，更不应该用于安排所谓下岗职工，那实际上也属于少数人瓜分国有资产。为了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可以通过人大立法动用国有资产的租金和利息部分，但决不能动用本金和利润。改革之后，真正的企业都是非政府企业，政府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是为纳税人服务的特殊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只能是私人的和集体的，不可能是全民的或国家的。
所谓政府企业是提供准公共品的企业。那些自然垄断性的，不能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资源、产品和服务，必须由政府计划控制。这些资源、产品和服务，不可能均等使用，就必须有偿使用，而使用价格又不可能完全由市场决定，主要是由政府决定的。所以它们是既不是完全的商品，也不是完全的公共品，我们把它们称为准公共品或准商品。准公共品的范围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我国目前至少能源、铁路、航空和医疗行业应该属于提供准公共品的政府企业经营的范围。这些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又不能亏损经营，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为政府企业。政府企业的领导干部应该是政府的公务员，而不是企业主，其工资不能超过同级别公务员的水平。
3、破除社会主义概念上的种种迷雾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科学范畴应该有它的严谨准确的内涵，抓住一两个非本质性的，不能同其他社会形态、其他发展阶段明显区别的表象来表述社会主义的含义，是十分不严肃的。我们不应该继续用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社会和谐”等简单化的政治口号来敷衍群众。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形态、任何生产关系都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形式，用发展生产力的形式充当社会主义显然是说不过去的。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就不发展生产力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高呢？这是因为我们用比现代资本主义还落后的生产关系在发展生产能力。实际上，市场经济前一个阶段姓私，后一个阶段姓社，我国的生产关系体系中姓封的比重还比较大，姓私的发展的还不够充分，姓社的有也是凤毛麟角。
如果发展生产力不问姓私姓社，你知道生产力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吗？其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分不开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个名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形成生产力，而结合的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没有结合方式的结合和没有结合的结合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没有生产关系，就没有生产力，没有生产力，也就没有生产关系。所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人们常常把不同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当作同一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有姓，生产力当然也是有姓的。不要把生产力和生产能力、技术设备混为一谈。
当然，我们不是主张问出来姓私，就不许发展，只能姓社，才发展。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用什么方式发展生产力不是人们选择的结果，是由生产力自身发展阶段决定的。不是私人资本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决定生产力，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什么时候出现私人资本主义，什么时候出现社会资本主义。但无论如何，决不能认为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好猫，但不是所有的好猫都是社会主义的猫。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是无所畏惧的，能够搞什么主义，该搞什么主义，就搞什么主义，搞什么主义，就说它是什么主义，这才是实事求是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看起来还说得过去，但也是不准确、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知道只有共产主义才完全消灭剥削，如果社会主义就已经消灭了剥削，就是共产主义了，哪里还有什么按要素分配的市场经济？如果说社会主义是消灭剥削的过程，这也会混淆它的定义域，从什么时候起，算是进入了社会主义？以什么形式消灭剥削？我国目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兴未艾，广大产业工人正在受到经济剥削甚至超经济剥削，能够说我们正在消灭剥削吗？另外，社会主义是在微观上消灭剥削，还是在宏观上消灭剥削？如果在微观上消灭剥削，哪里还会有按要素分配的市场经济？如果是在宏观上消灭剥削，也就是说，把剩余价值越来越大的份额归社会占有，那么就必须以微观上存在剩余价值生产、存在经济剥削为前提。所以，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的定义过于简单化、过于含混，反而会造成思想混乱、信仰危机。
一个社会只有当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在宏观上转化全社会的积累，才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也必须使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归社会所有。即使社会主义的纯度很低，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仅仅超过50%，也算是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但我们绝对不能把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发育中的社会用指鹿为马的方式让人们相信它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特别是就全国而言，还有7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小农生产方式下，还苦于资本主义不发达，他们想接受资本主义剥削都不可得，说他们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普照之光下，不是自欺欺人吗？
即使“共同富裕”、“普遍幸福”可以算作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但它们不是社会主义所独有的，同样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还是不能为社会主义定性。共同和普遍、富裕和幸福都是相对的主观性很强的概念，是人们无止境的美好愿望，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范畴和语言，不能准确反映生产方式发展、发育的状态和历史阶段。
和谐是矛盾统一性或同一性的人性化表述，是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比较稳定、同一性相对大于对抗性、矛盾转化相对缓慢的状态。和谐社会是指一个社会主体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双方对既定的利益格局比较认可、对抗性相对缓和、同一性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和谐也没有世界。我们不能抓住一个好东西就认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本质属性是为事物定性的属性。社会和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社会形态都有其相对和谐的历史时期，和谐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独有的。
在封建社会，在孔孟之道的长期熏陶之下，人们认可了“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在佛教的“六道轮回”、不求今世求来世的蒙蔽下，认可了现存的利益格局，各安天命，只要统治阶级不忘乎所以，是可以相安无事和谐相处的。而谁要违背了“三纲五常”，不安于现状，却反而被认为是叛逆，是破坏安定和谐的罪魁祸首。在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阶级只要能给工人较为合理的工资，只要把他们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拿出一点来收买工人贵族，就可以进入相对和谐的状态。当然这种低层次的和谐是难以持久的，阶级社会都是在天下大乱和天下大治交替中度过的。
只要一个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不管阶级斗争达到如何惨烈的程度，最后都要恢复到相对和谐状态。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不管多么激烈，甚至达到推翻旧政权的程度，但都是“改朝”而不能“换代”，地主阶级的统治不是农民推翻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也不是无产阶级推翻的，他们是同归于尽的，取代他们的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力量。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不管如何激烈，实际上争的不是剩余产品归谁所有，争的只是活命的产品归谁所有，农民和工人不是反对主体生产方式所确定的分配原则，不是反对剥削一般，而是反对超经济剥削。这实际上是为既有生产方式矛盾的同一性而斗争，构建他们所理解的和谐社会。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统治阶级不得不让步，使对立的双方恢复到矛盾同一性弹性范围内的相对稳定状态。和谐是以矛盾双方理性的让步为条件的，一方认可另一方的经济剥削；另一方承诺不再超经济剥削。这就是阶级社会的所谓和谐。
所以，和谐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把和谐状态绝对化、抽象化、宗教化。绝对的和谐只能是佛教的虚无、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寂”。如果把和谐绝对化，当作最高境界，当作唯一目标，就成为麻醉人民的鸦片，就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维护不合理分配格局的工具。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历史阶段的和谐，层次是不断提高的。人们在追求更高层次和谐的时候，往往痛感当前的不和谐，而回过头去，眼前的不和谐要比过去的所谓和谐却和谐得多了，谁也不想回到过去的和谐状态。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永远处于和谐状态，在人们追求更高层次和谐状态的时候，也会产生社会冲突，也会有相对不和谐时期。没有矛盾的社会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矛盾。只要有矛盾，矛盾运动就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状态。
实事求是地说，和谐永远是一个愿景，现实总是不和谐的。如果人民把现实看作是太平盛世、和谐社会，社会就不能发展不能进步了。正如当前的世界格局一样，哪一个国家敢于公开否认美国的世界警察地位，就是邪恶国家，就是搞恐怖主义，就是要冷战。和谐世界在哪里？但当前的国际关系同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相比却和谐得多了。人们只能追求相对的和谐，理想化的和谐是不存在的。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谐不是一厢情愿的，执政党的地位不是命里注定的，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靠不讲原则不讲立场的和谐出来的，在过去是靠武装斗争打出来的，而今后要靠社会主义取向的改革改出来的。在当前以斗争和改革求和谐，则和谐存，以退让和等待求和谐，则和谐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只有对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拥有压倒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归社会占有了，才谈得上社会和谐。就和谐论和谐，和就“三农”论“三农”一样，是无济于事的。要和谐就必须改革，就必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达到什么程度，社会和谐就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和谐是主体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同一性大于对抗性，在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构建城乡统一的和谐社会的。这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水火不容，已经没有什么同一性可言，不过是政府就地消化农民的政策捆绑式地在维持这种极为不稳定的所谓同一性。农工潮和农工荒，以铁的事实证明矛盾双方转化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想人为地把它们稳定下来，让它们和谐相处，实际上是在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已经也必将继续是屡战屡败。如果我们继续坚持就地消化农民的政策，用补农或反哺的办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么小农经济永远得不到改造，中国就永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三、中国特色就特在社会保障可以一步到位
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都必须使劳动力普遍转化为商品，都必须按要素分配，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都必须使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所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家特色和国家差别的，只有发展程度的差别，强调国家特色必然会搀杂非社会主义和非市场经济的东西。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都是不科学的提法。中国特色既不能为市场经济定性，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定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之所以再加上一个中国特色，不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性的，它只是说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进入社会主义的路径与任何国家都不同，不必再经过私人资本主义阶段，而是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再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他含义。
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劳动者在走向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不是真正一无所有，而是拥有巨额共有资产产权的市场经济主体。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早已牢固占有不可替代的绝对优势。这就是中国特色。有了这个中国特色，就有了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的经济基础，我们就凭这个本钱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里笔者顺便指出，对我们上面所说的生产条件不能形而是学的理解。它包括金融资产在内的一切社会财富，不仅仅是机器设备和厂房之类有形资产。即使我们把所有有形资产都卖掉，也不是什么私有化，只是资产形态的变化，不是资产优势和中国特色的丧失。当然，有意无意的白送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国劳动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计划经济的形式积累、积聚了完全可以支撑一步到位、全覆盖、高保障度、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共有资产。少数国家曾经有过这个经济前提，但都被浪费了，现在只有中国有，所以我们才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私人资本主义阶段应该完成的资本积累、积聚的历史任务，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因此，我国完全可以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就应该采取宏观和微观一体化的“双取向”的改革措施，一步到位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除此之外，谁能对中国特色做出令人信服的其他解读？！如果中国特色不是作为前提，而是作为定语，只能定义出一个变了味的社会主义。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程度，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社会主义的纯度。不同国家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纯度可以不同，但最低也要超过50%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世界上可以有千奇百怪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即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的主义。
如果离开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途径解读中国特色、强调国家特色，对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什么实际意义？要想告诉人们什么？说白了，某些人强调的所谓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都不过是把它们当作微观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遮羞布”。而在微观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是人间正道，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无须掩盖，也无论如何掩盖不了。那么人们要掩盖什么呢？实际上是掩盖自己理论不彻底，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人们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朦胧地感觉到路是应该这样走，但又说不清楚为何要这样走，怕群众不接受。于是，为了保持所谓的政策连续性，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就以“拨乱反正”之名，行“正反乱拨”、指鹿为马之实，制造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有实践经验的人，常常是悟性大于理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为了走好今后的路，我们必须扫荡理论上的种种迷雾，把真相告诉人民。
我国的改革取向既不能简单地称为市场取向，也不能简单地称为社会主义取向，应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双取向”的改革。中国特色允许我们、要求我们必须实行宏观和微观一齐化的“双取向”的改革。在微观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宏观上利用共有资产的租金、利息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一步到位地实现确保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巨额共有资产就是我国全体劳动者安身立命的社会保障基金，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充分利用这个中国特色，在我国构建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只是举手之劳；如果社会保障不能一步到位，继续用强制储蓄、作实账户的办法重新积累社会保障（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基金，就等于否认了共有资产的客观存在，否认了中国特色，剥夺了工农群众对共有资产的所有权，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将遥遥无期；如果社会保障不包括谁，就否定了谁的公有权、公民权；如果保障度达不到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就把社会保障降格为社会救济，和封建社会的“开仓放粮”没有本质区别，浪费了中国特色；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全国不统一，就不能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十一五”时期是决定我国命运的战略决战阶段，两种社会保障制度的选择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两种社会制度的选择。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走向封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决于政府选择财政性社会保障还是选择商业性社会保险。
我国1979年从农村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没有准确把握农村经济的主要矛盾，也没有认清改革的主要对象，在否定公社体制的同时瓦解了集体经济，使农业经济的原始积累一风吹，恢复了小农生产方式。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病，既不在大，也不在公，而在于政社合一。改革给农村、农民带来的积极意义上的变化，都不是农村、农业内部经济关系变化的结果，而是政府和农民关系变化的结果。政府逐步还给就农民自主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废除“剪刀差”政策，允许农民多种经营，是农民收入提高、粮食问题解决的主要原因。在本质意义上，改革的对象是政府，而不是农业经济体制。而恢复小农经济恰恰是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败笔，是今天所谓“三农问题”产生和难以解决的真正根源。农业经济原始积累一风吹，在农村丢掉了中国特色，使农业劳动者和农户失去了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现在看来，要把所有农村人口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使加倍努力还需要至少30年以上的时间。可见，好行小惠、言不及义的后果是何等的严重。
往者尤可已，来者尚可追。时间的问题需要空间来解决，农村的问题要靠城市来解决。农村虽然在体制上暂时丧失了中国特色，但是在全国范围决定中国特色的全民共有资产的总量至今还是增量大于流失量。我国至少在城市范围内早就具备了实现真正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条件，也就是说，具备了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先建立城市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打开城门、降低门槛，只要农民放弃土地就可以转化为城市居民，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然而，我们却一错再错。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所谓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单一的市场化取向，不仅没有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反而用私人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因素，继续浪费中国特色。一方面强调国家穷，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市场制度上和国际接轨，于是就只能接了私人资本主义阶段市场经济制度的轨，把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宅中应该属于公共品的部分也市场化了，让这四座大山压在了中国人民头上，并以企业改革的名义把大量产业工人直接推向了劳动力市场。这实际上走的是典型的私人资本主义老路，与国情和时代反差太大，所以才引起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至今连资本主义的和谐都没有达到，按权力分配和超经济剥削还十分严重。在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农工潮”愈演愈烈的条件下，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工荒”。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农工潮和农工荒的政治历史意义。农工潮和农工荒，是什么？是中国农民史无前例的悲壮的新形式的长征。毛泽东说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宣言书，实际上当代的农工潮和农工荒也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农业小生产方式改造的条件早就成熟了，已经出现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而由农民转化的产业工人却受到了城市社会的严重歧视。他们创造了GDP的40%到60%，然而还被称为农民工，不能享受正常的国民待遇，像候鸟一样春来冬去。而我们许多同志却把这些当作了中国特色，继续坚持几十年不变的就地消化农民的政策，对农民转化为市民设置重重障碍。岂不知，农工潮和农工荒，就是对就地消化农民政策、歧视农民工政策的一种和平的抗争！？如果这就是中国特色，那么这个特色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是格格不入的，它不是中国经济基础的特色，而是中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特色。中国的封建社会比任何国家都漫长，封建的意识形态比任何国家都强大都顽固。坚持和强调这个特色，中国就永远建立不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永远构建不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永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完整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特色的科学内涵，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凭借国有资产的优势，平衡大资产阶级和广大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以直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号召，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号召，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实际上归社会所有，达到事实上基本消灭剥削和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
笔者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当前只要充分利用中国特色，动用国有资产租金和利息的一部分，弥补政府财政在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方面开支的不足，就可以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我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使广大中小企业获得的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小企业主的主要社会职能是创造就业岗位，为社会积累不是他们的主要职能。我们不仅不能过早地提高他们的所得税的税率，还应该继续对他们轻徭薄赋，为他们的资本积累、积聚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我们的政策只应该消除超经济剥削、杜绝寄生性收入、抑制垄断性资本的扩张，永远不打中小企业主的主意。
但是，这决不能成为缓征遗产税的理由。虽然我们有中国特色，暂时还不需要靠遗产税来使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但遗产税的社会意义是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社会价值观，杜绝寄生性收入，保障人们在起点上的相对公平。遗产税的税率应该使资产阶级的后代既能保持职能资本人格化的社会身份，又不能靠寄生性收入维持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必须靠个人努力才能积累自己的财富。为了确保遗产税不影响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只征收退出职能资本的遗产税。基于这样的政策设计，为了抑制职能资本蜕化为货币资本，我国的遗产税不仅要迅速开征，而且税率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一些。目前民营企业的第二代抛售企业、变卖资产的现象值得注意。
总而言之，完整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我们就可以坚定不移地光明正大地坚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双取向”的改革；认准了真正的中国特色，我们就可以义无返顾地拒绝私人资本主义的老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了避免人们望文生义，今后在表达我国经济社会性质、改革取向和目标的时候，只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表述就十分清楚了，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再加上一个中国特色。在表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形式、途径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归宿，各个国家的起点不同、基础不同，路线不同。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可以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但决不盲目照抄照搬他们走过的老路。令人遗憾的是，人家的老路我们现在学得是惟妙惟肖，至今还没有看到中国特色在哪里。
四、我国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多远
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当前的主要矛盾。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矛盾的两个方面按人口比例目前大体上处于三七开阶段。小农生产方式和工商业的生产方式不是一般的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而是两个时代的差别。要把70%左右没有脱离小生产方式的人口转变为市场经济人口，每年转变一个百分点，即每年需要2000万（包括平均每年新增人口）左右的农村人口转换社会身份和分工角色，至少需要70年的时间。如果发展的速度提高一倍，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2006年我国GDP增长10.7%，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即使都给农民工，假定都可定居在打工地，也只有1180万人，加上赡养人口，也不过1770万人，发展的速度即转变农民身份的速度连1%都没有达到。即使政府改变了就地消化农民的政策，完成城乡一体化的历史任务也是相当艰巨的。
总理替工人讨工资、农工荒，都充分说明，城市工商业的劳资矛盾的焦点是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归谁所有，劳动者能否按劳动力要素分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权力分配和超经济剥削还十分严重，更谈不上大部分剩余价值归占有了。我国目前只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带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因素，但还没有脱离社会救济范畴，而退休金和养老金制度是按要素分配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继续，不属于社会保障制度范畴。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还不存在。我国目前这样一种经济状态，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封建资本主义阶段，连资本主义的中级阶段，即资本主义的和谐社会还没有达到。
近十几年来，所谓的体制转轨，凡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都“与国际接轨”了，实际上是在竭力模仿私人资本主义时期的政府行为；而对工人阶级有利的“轨”却总是条件不成熟，迟迟接不上。改革取向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致使政府严重缺位、错位和越位。于是，逐渐形成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普通民居四大制度性短缺，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四座大山。有多少剩余必有多少短缺，所谓劳力、资金、产品和产能的四大剩余，就是由四大短缺造成的。不转变改革取向，要破解所谓四大剩余、缩小三个发展阶段性质的地区差距、转化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是根本没有希望的。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转变政府职能、推翻这四座大山。
我们党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为了减少分配结构调整的阻力，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上启动社会主义取向的改革，即补建社会保障这个决定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分配制度。从文件把和谐社会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点来看，所谓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构建社会主义社会，间接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到来的客观现实。
能够正视现实，就有解决问题的希望。现在，我们党手中有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新时期的三大法宝，已经开始着手推翻社会保障等体制性短缺的四座大山，转变发展模式。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一定会像“遵义会议”一样进一步明确真正的中国特色，引导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双取向的改革进行到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平崛起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