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程之一。城镇化模式的实质，是在不同发展内容和约束条件下的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最优空间组织方式问题。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福祉。工业革命后大规模城镇化现象的出现，根本动因是这种空间组织方式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提高人们福祉。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现在互联网条件下的绿色发展时代，随着发展理念和发展内容的深刻变化，经济发展对空间组织方式的要求也相应地发生实质性变化。现有的城镇化模式，不论是城市承载的内容，还是城市自身的组织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产物。当作为城镇化基础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因不可持续而发生根本性转变时，城镇化模式也要相应地发生根本性转变。尤其是，目前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一个新的绿色发展时代的来临。新的发展范式必然要求新的城镇化模式。因此，思考城镇化问题，必须从传统工业文明思维转向生态文明思维。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关于城镇化的概念以及城镇化理论，主要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并不是那么可靠。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需要对其中的很多方面进行重新思考。下面用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说明。
（一）关于城镇化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第一个问题，关于环境不可持续的根源。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环境问题发生在城市，所以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城市问题，只要解决好城市的环境问题，就可以解决环境可持续问题。然而，环境问题并不只是简单的城市问题，更是发展模式问题。如果不改变环境问题背后的经济发展内容和发展方式，就很难解决城市的环境问题。现有城市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传统工业化逻辑。所谓传统工业化逻辑，在内容上更多的是以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在组织方式上则基于大规模和单一的专业化生产。工业化模式的不断扩张，一定会对自然界进行超量攫取并持续产生污染，最终超出生态环境容量。同时，由于生态系统更多的是基于多样性和共生效应，社会系统则是一个多维的复杂性系统，工业化逻辑与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的内在逻辑之间，往往会产生一定的矛盾。这是工业化模式扩张普遍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第二个问题，关于思考城镇化问题的逻辑起点。在讨论城镇化问题时，人们习惯于从已有的城市出发进行思考。那么，思考城镇化问题的逻辑起点在哪里？不应该只是从已有的城市出发，而是要回到为什么会有城市这个初始问题上来。城市的出现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说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福祉。因此，城镇化模式的本质，是在不同发展内容和约束条件下的一个关于最优空间组织方式的问题。当发展内容和约束条件改变后，城镇化模式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第三个问题，城镇化是否一定促进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相关。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比较反直观。城镇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大规模的城镇化却是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现象。在农业时代，人口大规模聚集到城市是反生产力的；在工业时代，人口聚集到城市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城镇化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取决于所处的历史条件。目前，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时代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发展内容和发展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能否按照工业时代的思维线性地外推未来城镇化的模式，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城镇化的根本驱动力是什么？通常人们会说是工业化。在城镇化理论中，我们可以用工业化模型去内生工业品种类的增加，但城镇化不只是工业品种类增加以及既有厂商的区位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工农业结构变化的问题，后者又涉及偏好的变化。在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分析都是在给定消费者偏好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消费结构的变化一定要有内生消费偏好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些变化，就很难出现工农业部门劳动力相对比例的变化，即城镇化。在给定偏好的条件下，工业部门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更多的是降低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却难以改变工农业之间的需求比例，以及由此决定的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配置比例。因此，在理论上，城镇化问题背后涉及的是偏好的内生变化及价值理论等经济学基本问题。
第五个问题，城市人口规模扩大是否一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存在着争议。先不讲“规模经济”概念和“分工与专业化经济”概念的本质区别，即使在基于规模经济的城镇化理论中，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也不是就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点很容易从理论上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小人口规模和高交易效率的经济体，其收入水平可能高于一个大人口规模和低交易效率的经济体。同时，在基于规模经济的城镇化理论中，如果引入土地价格、拥堵等因素，则企业的规模效应终会为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成本上升所抵消。因此，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且，在有规模经济的城镇化理论中，企业的生产规模与城市规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规模变化完全可以出现背离。在统计上，大城市的人均GDP往往更高，看起来似乎城市越大越有利，但这种结论似是而非。虽然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人均收入相差悬殊，但由于大城市的收入中包含更多的交易费用等因素，使得大中小城市的福祉差距，并不像其收入反映的那么悬殊。如果只是对人均GDP和城市规模进行统计回归，因大城市人均GDP总是高于小城市，由此得出城市规模越大越好的结论，在理论和政策上就会形成误导。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充满争论，可能不是简单的“是”或“否”的问题，而是需要对背后一些深层的理论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二）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
上述这些争论可能缘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实践方面。现有城镇化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当作为城镇化基础的发展范式发生深刻转型时，与之相应的城镇化模式也必然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包括城市承载的内容以及城市自身的组织方式。人们目前进行的所谓“基于证据”的城镇化研究，大多是基于现有城镇化模式下观察到的“证据”。就像无法用农业时代观察到的小集镇证据去推测工业时代的城镇化模式一样，我们也无法用工业时代观察到的城镇化证据，去推测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下的未来城镇化模式。
二是理论方面。现有标准经济学及城镇化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的，很多方面可能需要进行重新思考。正如爱因斯坦与海森伯格在一次对话中所指出的（Heisenberg，1989），“你是否能够观察到一个事物，取决于你运用的理论。是理论决定你能够观察到什么”。一旦我们跳出传统的工业化思维，从生态文明这个新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就会给我们的研究打开一扇新的窗口，新的理论和新的政策含义就可能会出现。
二、传统工业化思维及其局限性
（一）关于可持续城镇化的代表性研究思路
第一种关于可持续城镇化的研究思路是，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城市的规模越大越好；至于城市出现的很多问题（比如“大城市病”），则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甚至一些专家认为，城市问题本身，也需要依靠扩大城市规模来解决（Fujita and Krugman，1995；Glaeser，2011；Bettencourt，2013；Romer，2013；Lobo et al. ，2020）。但是，对这些说法，在理论上和证据上都有很多反例。技术能不能真正解决不可持续问题呢？标准经济学信奉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往往面临所谓技术悖论和效率悖论（Huesemann and Huesemann，2011）。我们现在有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技术，但却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可持续困境；效率的提高确实会降低环境破坏强度或资源消耗强度，但是效率提高的驱动力却是通过扩大消费和生产使资本获得更大利润，而这又会带来更多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因此，效率提高本身并不一定会降低对环境的冲击，很多时候恰恰相反。
第二种关于可持续城镇化的研究思路是，由于城市环境容量决定着城市规模的上限，因此要给经济发展施加一个容量限制(Meadows et al. ，1972)。这个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当然不能超过其环境容量。但是，不同发展内容的环境资源强度亦不同，当发展的内容发生改变时，环境容量就可以对应非常不同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如果发展内容进行绿色转型，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就可以很大程度地脱钩。
（二）传统工业化思维的局限性
现在对城镇化问题的很多看法，都未能跳出传统工业化的思维框架。2015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有一张图片(世界银行，2015)，从窗户看出去有一片小树林，人们头脑中可能会认为周边是一片森林。实际上，这片人们头脑中的“森林”只不过是几栋楼房之间的一小片绿地。我们现在对所谓城镇化“事实”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我们观察到的传统工业时代呈现的“事实”，很多时候这可能是盲人摸象。因此，很多基于这些所谓“事实”得出的“逻辑严密”的结论，可能是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
目前关于城镇化的传统思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柏拉图洞穴寓言的思维困境。这个寓言讲的是，一群囚徒被锁在洞穴里，他们只能背对着洞口看到身后火光投到墙上的影子。他们以为，这个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当有一天一个囚徒跑出去，发现外面的真实世界，回来告诉里面的囚徒世界的真实景象时，里面这些囚徒断然不会相信。就算他们相信，也无法适应那个不同的世界。由于我们一直生活在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时代，对世界的认知及接受的关于发展的理论，一定程度上就像囚徒待在洞穴里接受的那些东西，使我们难以跳出传统思维框框去思考。爱因斯坦曾说，“我们无法用过去导致这些问题的思维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要解决城市以及传统发展模式面临的不可持续问题，一定要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从生态文明视角进行重新思考。
三、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镇化
（一）什么是生态文明视角
从传统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视角的转变，类似于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狭义的生态文明概念是指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范畴。但是，环境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发展范式转变问题。要改善生态环境，仅仅就环境论环境远远不够，必须通过发展范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和发展之间相互冲突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当人们的发展理念或对美好生活的概念发生转变时，需求就会发生相应转变，而用于满足这种需求的经济发展内容，也要发生相应转变。不同的发展内容对应着不同的资源概念，不同类型的资源又有不同的物理属性，需要不同的商业模式、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政策。因此，发展范式转变是一个系统性转变。与此同时，不同发展范式的空间含义不同，与之相应的城市形态也会不同。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交易效率和通信技术的大幅提升，经济发展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度依赖生产要素的物理集中。
如果更广义地看待生态文明，则它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工业化视角的新的坐标系，包括分析视野和价值观念。在分析视野方面，传统工业时代的经济学更多的是在“人和商品”之间关系的狭隘视野下分析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而生态文明的视野则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更宏大的视野，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社会成本被充分考虑。在价值观念方面，“美好生活”或福祉这一发展的初心成为发展的目标。其中，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大体上，新的分析视野对应着经济学分析中企业约束条件的变化，而美好生活则对应着消费者目标函数的变化，效用不再只是简单地取决于商品消费的多少。因此，在新的坐标系中，关于成本、收益、福祉等概念，以及约束条件、最优化行为等等，都会发生深刻变化。原先在传统工业化视角下形成的经济学结论及其空间含义，很多都会发生改变（张永生，2019）。
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标准经济学其实更多的只是予以象征性重视。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甚至不认为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而认为市场会催生新技术、新材料，总之市场会解决可持续问题(Simon and Kahn，1984；Beckerman，2002)所以，主流经济学研究生态环境问题，更多的只是将标准经济学的方法引入生态环境领域，将生态环境问题当作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边缘领域。简单地将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现有标准经济学引入生态环境领域，当然很难解决可持续发展危机。我们必须从生态环境危机出发，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价值理论、分析视野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拓展。
（二）从生态文明视角对未来城镇化的重新思考
从传统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意味着发展范式和现代化概念的转变，从而经济发展对环境、社会的含义，以及对城镇化的含义亦会发生相应变化。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经济发展被定义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在标准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城市被定义为生产工业品的地方，农村则是为工业提供劳动力、农产品、原材料和市场的地方（Fujita and Krugman，1995）。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从事工业，传统生态农业则被用工业化的逻辑进行“现代化”改造，变成所谓的工业化农业、化学农业和单一农业。诚然，传统发展模式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但也带来了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问题。
目前全球广为接受的现代化定义，是以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为标准。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的过程，更多的是集中在如何通过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取得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发展，而很少对发展内容本身进行重新思考。但正是由于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在传统工业化模式基础之上的发展内容，才导致了全球的不可持续（张永生，2020a）。
现有的城镇化模式，很大程度上在传统工业时代发展理念下形成，需要在生态文明概念下对城市进行绿色转型。在讨论绿色城镇化时，很多研究思路是希望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引入一些新的所谓绿色内容。但是，绿色城镇化不只是“在城市里建公园”，更多的是要“在公园里面建城市”。城镇化不仅不能破坏生态环境，还要充分利用大自然的力量。这意味着城镇化底层逻辑的重构，即城市承载的内容及城市自身的组织方式均要进行深刻转变(张永生，2020b)。
与此同时，“乡村”的概念也要重新定义。城市和乡村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以前将“乡村”称为“农村”，“农村”是一个传统工业化视角的概念，“农”对应“工”，意味着农村是为城市提供农产品、为工业提供劳动力的地方。这种传统定义，不仅大大限制了乡村的发展潜力，也是造成乡村环境、社会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而不是“农村振兴”，发展含义就有了实质性改变。这意味着，“乡村”是一个新兴的地理空间概念，而不再是狭窄的“三农”概念。乡村除了农业功能，还可以有很多非农功能，包括教育、休闲、旅游等。这样，乡村的发展空间就被大大拓展了。
（三）未来中国城镇化模式
思考未来中国城镇化模式，必须从为什么会有城市这个逻辑起点开始。为此，我们首先要理解经济增长的机制，以及城镇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根据斯密（Smith，1776），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又取决于市场的大小。这里有一个两难折中，即更高的专业化分工带来更高的生产力，但专业化分工又必须依赖交易，交易就会产生交易费用。因此，如何提高交易效率，就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生产要素和市场在城镇的集中，就可以大幅提高交易效率。这是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Yang，1990；Bettencourt，2013）。
因此，决定城镇化模式有三个关键因素：一是交易效率的变化；二是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与方式的变化；三是发展内容的变化，即生产、消费和交易的内容。这三个因素之间相互依赖。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和快速交通体系的来临，传统时空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很多经济活动不再像传统工业时代那样，高度依赖生产要素和市场的大规模物理集中，也不一定非要在城市或固定地点完成。尤其是，当经济增长从过去以有形的物质资源投入和产出为主，转向越来越多地依赖知识、生态环境、文化等无形资源投入的高质量新兴服务业时，这种绿色转型对空间聚集的要求就会发生改变，而城镇化的内容和组织方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模式，将发生深刻改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上述三个变化导致很多经济活动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度依赖生产要素和市场的物理集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的衰落”，也不意味着大量经济活动会离开城市，而是意味着传统的“城市”和“乡村”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且在新的发展内容和组织方式下激发新的增长来源。因此，简单地讨论城市的规模问题，就不再有特别的实质性意义（张永生，2020b）。
总之，随着工业时代向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型，决定城镇化模式的关键因素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意味着，未来城市承载的内容及其组织方式，均会发生深刻变化，包括对“城市”和“乡村”的定义都会改变。虽然生态文明时代城镇化的具体模式现在还很难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城镇化模式一定不是工业时代城镇化模式的线性延伸。相应地，关于城镇化的研究范式，也要发生转变。
本文基于作者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青年论坛N0.5——城市、房地产与经济增长” 研讨会（2020年8月26日）上的演讲形成，内容有删改。
原文发表于《城市与环境研究》2022年第1期（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