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两千年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东汉到南北朝是第一个阶段，其特征是尊崇与怀柔；从隋朝到明朝初年是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赶超与因循；从明朝初年到日本明治维新是第三个阶段，其特征是挑战与转折；从“对等条约”的签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第四个阶段，其特征是侵略与削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是第五个阶段，其特征是对峙与再转折。这过程经历了两次转折，第一次转折发生在第三个阶段，第二次转折发生在第五个阶段。当前，中日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是第二次转折前特有的现象，也是双方势均力敌态势被打破、新格局形成之前的必然过程。

东汉以来，延续了近两千年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由量到质的渐变过程。根据不同时期中日交往的不同特点，中日关系可以划分成五个历史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相互衔接和过渡的过程中，中日关系出现了两次大的转折。本文试图通过论述每个历史阶段的形成、演变以及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探索历史性大转折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一

中日两国建立国家间关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57年，即东汉光武帝当政时期。那时日本还处于从原始社会向部落国家过渡的历史阶段。日本列岛上分布着大大小小一百多个部落国家。公元57年，列岛南边一个叫奴国的部落国家派使者携带礼物，渡海来朝见中国皇帝。光武帝赐给他一方金印，这是中国史书上记载最早的中日间“官方”交往。[1]

除了奴国之外，一些有条件的部落国家也都不畏风浪，派使来中国通交。三世纪初，日本列岛上最大的部落国家——邪马台国，为了借助东邻强国的力量，于238年6月派使来到中国。邪马台国凭借其相对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兼并了三十多个小国，但国内形势并不稳定。其最高统治者女王卑弥呼，是一个同时掌管着祭祀大权的女祭司。对倭女王派来的使者，魏明帝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他诏封女王为“亲魏倭王”，并赐以金印紫绶；封其正使为率善中郎将、副使为率善校尉，赐以银印青绶。[2]这是历史上中日两国建立册封关系的开始，魏帝的册封诏书则成为最珍贵的见证史料。诏书中罗列了大量回赠物品，其中除了各种丝织品、珍珠、金、刀、铅丹等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铜镜百枚”[3]。来自中国的铜镜不仅成了以后日本贵族显示身份和权力的重要标志，而且成了天皇制诞生后，代表天皇最高统治权的“三种神器”之一。

得到了中国皇帝册封的邪马台国，以强大的中国为靠山，极大地增强了其对内对外的威慑力。不仅如此，回赠物品的高技术含量和远高于所献礼品的昂贵价值，每一次都给邪马台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正是这种以朝贡名义进行的不等价交换给倭国带来的实惠，以及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技术和物质的需求，使倭国对与中国的交往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

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列岛后，其最高统治者“大王”很快就向中国派出了使者。在频繁的与中国交往中，不少杰出的使者和词句华丽的国书都源自“归化汉人”，即由于种种原因而离开故土，来到日本列岛的中国人。从4世纪末到5世纪末，有大量汉人为躲避内乱而进入日本列岛。他们不仅带去了先进的技术，而且带去了先进的中国文化。在与倭人的长期生活中，以及代表倭国与中国的交往中，他们都起着特有的积极作用。

大和政权的先后五代大王“赞、珍、济、兴、武”，他们多次派出包括归化汉人在内的使节前往中国，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甚至主动请求赐予自己所希望的封号。第一代大王“赞”，于413年、421年、425年、430年遣使来中国朝献，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第二代大王“珍”，于438年遣使来华，表示愿意像前王一样，继续发展两国之间的册封关系。他要求南朝宋文帝授予他如下封号：“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但是，宋文帝只给了他同前王一样的封号：“安东将军倭国王”，对于他觊觎朝鲜半岛的企图则未加理睬。第三代大王“济”，于443年、451年、460年三次派使来通交请封。第二次来时，他得到了前王想要而未得到的全部封号。到了第四代大王“兴”时，有关朝鲜半岛的封号又统统被中国皇帝拿掉，得到的封号只剩下一个“安东将军倭国王”第五代大王“武”，于478年遣使上表，请求的封号比第三代倭王济还要多，把朝鲜半岛的六国增加到七国。宋顺帝只是去掉了百济，其余的竟都答应授予。[4]五王时代之后，直到中国的隋唐时代，百余年间，两国的官方交往中断了。

这一时期，由于两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差巨大，因而中日交往多是日方频频遣使，主动上门，向中国提出种种请求，希望借助中国的强大实力，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而中国则以其东亚国际秩序的核心地位和综合实力的绝对优势，对周边各国采取招抚和册封的政策。

这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根据中日两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尊崇与怀柔”。

600年，在南北朝以后中断了百余年的两国官方交往重又恢复。这一年，倭国向隋帝国派出了首批遣隋使。之后，又于607年派出了第二批遣隋使。这一时期向中国派出使节的目的已经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其最明显的区别是，对中华文明的被动吸收与接受，开始转向主动的、全面系统的学习和模仿。

为了保证学习质量，派往中国的使节都经过了精心挑选。担任正使的往往是与王族有亲属关系的地方贵族，担任翻译的是归化汉人的后裔。使节团到达隋帝国都城后，向中国官吏明确表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来学习的。随团的数十名僧人，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来学习佛法。此后，倭国朝廷派来的每一个使节团，都含有相当比例的留学人员。他们根据各自的学习任务，分散到各个领域，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医学以及宗教哲学等。他们的学习时间都很长，有的竟长达二三十年。在隋朝存在的短短30年里，倭国朝廷竟先后四次派出了使节团和留学生，其学习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从倭国使节递交的国书中也可以看出，与前一阶段请封时的谦恭态度相比，倭国的态度和立场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例如，第二次遣隋使的国书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5]一种要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心情跃然纸上。前一阶段对中国的尊崇、请封、借力的仰视心态，开始转变为谋求与中国对等、不甘居下风、渴望超越的行为。

当惯了天朝上国、一直视倭国为东夷下国的中国皇帝，看到这样的国书当然极不高兴，他命令鸿胪卿：“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6]第二年，倭国又遣使递上国书，国书中仍然以平起平坐的口吻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7]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往后，倭人开始称自己的大王为“天皇”。这一次，隋炀帝虽然不屑于看国书，但是对已经百余年未来朝见的倭国能够在自己临朝时主动前来朝见，还是表示满意，他特意派官员与回国的倭使同行，并对倭国进行回访。

倭国朝廷得知这一消息后，又惊又喜，没有想到隋帝国会派使节回访，这使倭国统治者更加踌躇满志。为了展示对隋交往的诚意，他们专门择地，建造新馆，隆重接待隋帝国使节。隋使到达时，有官员专程去九州迎接；隋使前往新馆时，更有多名高级官员乘彩船30艘陪伴同行；上陆后，一路上数百人的仪仗队敲锣打鼓，热烈欢迎；隋使前往倭国都城时，又有高级官员率领的、由75匹五彩装饰的马匹组成的欢迎队伍前来迎接；最后，执政圣德太子以下文武百官，皆锦衣玉冠、穿戴一新，列队相迎，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直到隋使呈上中国皇帝的诏书时，他们方才感到严酷的现实带来的一种失落感。因为隋帝并未以君主之礼对倭国平等相待，而是仍然以“皇帝问倭王” [8]这种居高临下的口气看待倭国，并且对其能够“远修朝贡”[9]表示赞许。这样的国书让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在巨大的实力落差面前，想要平等的愿望终归是愿望。因此，当隋亡唐兴后，倭国不但继续派遣使节和留学生，而且在得知唐比隋盛的信息后，学习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隋唐时代是日本集中精力学习和赶超中国的时代。

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疆域进一步扩大，农业发展迅速，耕地面积大幅增加。人口增长迅速，到8世纪中叶，已接近5300万人，超过隋朝最盛时期。[10]手工业生产已成规模，不但形成了作坊，而且产生了行会组织。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批繁华的大都市，如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这些都市已出现了邸店、典当、汇兑、存储等发达的商业活动。国际贸易空前活跃，从东北亚到南洋、印度、波斯、大食，远近各国商船聚集中国大型国际商港。在广州的外国商人最多时达到十几万人。[11]

唐朝的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度，法制严密，机构完备，官制规范。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地球子午线测量、雕版印刷术等重大科技成就均为唐代首创、世界领先。唐朝开创了官修正史的先河，由朝廷设专职史官，负责撰修前朝的历史。

从630年开始，到9世纪末唐朝灭亡为止，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8次，不仅在次数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而且在人数上也非以往可比。7世纪初，还是延续遣隋使的规模，派船一艘，人员一百人左右。以后逐渐扩大到两艘船，每艘一百二十人左右。8世纪以后增加到4艘大船，每艘150人。9世纪时船更大，人也更多，最多的一次，人数超过650人。[12]

与遣隋使一样，为确保学习效果，遣唐使及随团留学生的挑选也十分严格。留学生要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知书达理，多才多艺，汉学造诣深厚，既能为本国增光，又能回国后学以致用，当选的多为著名的学者和文人。其中比较典型的如隋末派到中国留学的高向玄理，唐初回到日本。他作为归化汉人，对汉文化的精髓和日本的需求都有很深的理解。回国后，被任命为大化改新的政治顾问，是改革措施的主要制定者之一。654年，他因积劳成疾，在唐病逝，死在了遣唐使的岗位上。

再如阿倍仲麻吕，19岁时被选为留唐学生，717年随遣唐使团到达长安。10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规定的学业，他取中国名“晁衡”，并考取了进士，成为日本人在中国学习，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的第一人。他诗文俱佳，深得唐玄宗赏识，还与著名诗人王维、李白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三次遣唐使到来时，他已在唐为官近20年，他上书玄宗请求回国。玄宗爱才，不准其归。当他在唐为官36年，已经55岁时，他再次上表请归。玄宗不忍再挽留，准其回国。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将其官职升为从三品。晁衡启程回国时，众多友人都来送行。在归途中，他遭遇风暴，漂流到安南，又从安南辗转回到长安。766年，唐代宗任命他为安南节度使，正三品。770年，死于长安，享年73岁。836年，日本仁明天皇追赠他为正二品。可以说，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

每一次遣唐使来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根据不完全统计，遣唐使团多次遭遇海难。如653年的第二次遣唐使团，途中遇风暴，船体破碎，一百多人中只有5人生还。733年的遣唐使团由4艘船组成，回国途中遭遇风暴，第四船被击沉，未能回归，第二船漂流到南海，副使辗转又返回了长安，第三船漂到了林邑国（今越南南部，顺化），人员或淹死或被土人所杀。804年的遣唐使团，第二船在赴唐时遇难。838年的使团，第三船在入唐时遇难，有140人未能够赴唐，等等。尽管如此，遣唐使团仍不畏惊涛骇浪，路途遥远，他们怀着执着的信念和使命，一批又一批渡海来到中国，认真考察，刻苦学习，融会贯通，把先进的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回日本。

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检验这一时期日本学习和赶超的实际效果。

一个是大化改新。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改革。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唐朝为样板，建立日本式的律令制国家。645年，日本孝德天皇发布改新之诏。[13]仿照中国的年号制度，定年号为大化，以当年为大化元年，让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直接参与各项改革措施的制定。经济上，废除传统的部民制，模仿唐朝，实行公地公民制，租庸调制，由国家统一颁田，统一收租税。政治上，按照唐朝的模式，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由中央直接任命各级官员。无论是机构名称还是官职名称，都与唐朝完全相同。在改革过程中，先后编撰了以年号为名称的《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把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法律的编撰也仿照唐朝的做法，分成律、令、格、式四种，具体名称也几乎与唐相同，称为户令、田令、职员令等。

这一时期，日本模仿唐朝，也开始了官修正史的工作，结束了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权威性史书的状况。它的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是用汉字写成的。

大化改新的结果，日本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传统社会的新型国家，这个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律令制国家形态，对日本以后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在政治理念、思想道德，乃至物质文明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白村江之战。这是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兵戎相见，它反映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不甘于做唐帝国的附庸，而要主动参与的心态。

对日本来说，朝鲜半岛是其进入中国大陆的跳板和向外扩张的必争之地。对朝鲜半岛的觊觎自古以来从未改变，但因实力有限而一直未能得逞。3世纪试图介入没有得逞，5世纪通过请封的方式也没有达到目的。到了7世纪，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再次跃跃欲试。对中国来说，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与其安全密不可分，半岛上的众小国一直与中国保持着朝贡关系。中国把朝鲜半岛看作天然的战略屏障，不允许其他外来势力染指半岛。7世纪，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相互攻伐不已。新罗以唐帝国为靠山，屡屡攻打百济。

660年，唐高宗派兵进入朝鲜半岛，一举灭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百济残部为了“复国”，渡海向日本求救。日本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顺理成章”地出兵介入了半岛争端。663年，日本百济联军与大唐新罗联军在白村江交火，打响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唐帝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日本的舰队，焚毁其舟船四百多艘，火光冲天，日军伤亡惨重，海水被染成红色。日本百济联军大败，向唐军投降。白村江之战是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赶超效果的一次实际检验，战争结果使日本清楚地看到了它与唐帝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在现实面前，日本不得不暂时收敛野心，退出朝鲜半岛，然后以更加虔诚的姿态，派出更多、更大的遣唐使团，并开始正式以“日本”为国名，继续其学习与赶超的历程。

9世纪末叶，唐帝国濒临灭亡之际，日本敏感的嗅觉很快捕捉到了中国社会陷入动乱的信息。它立即终止了本已决定894年成行的遣唐使的派遣。由此，也再次中断了中日间的官方交往，这一断就是五百年。

唐以后到宋元明初的几百年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和成功运用中国先进文化，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极大地缩小了与中国的差距。在许多工艺和手工业领域，日本都拥有了自己的品牌，一些优势商品还受到中国市场的青睐。双方在许多领域都开始出现双向的交流和互动，这同以往日本主要是向中国学习和向中国输出原材料的状况相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不同。

这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二个阶段，两国交往的基本特征是：赶超与因循。即日本在学习与赶超的同时，中国仍然在按部就班地发展。

二

日本的跨越式发展使它增强了自信，同时也滋生了其挑战中国地位的冲动。

明朝建立后，日本正值室町幕府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贸易需求不断增加。为了从对明贸易中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1401年，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派使节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开展日明官方贸易。永乐皇帝答应了日本的要求，至此，中断了500年的中日官方交往重新恢复。但明朝规定了贸易条件，对日本加以限制，规定10年一贡，人不得超过200，船不得超过两艘，同时不得携带军器。日船来明，要凭所发牌照（勘合符）入港，否则不予接待。到1433年宣德年间，由于日本的强烈要求，限制稍有放宽，规定10年一贡，人不得超过300，船不得超过三艘，刀剑等商品不得超过3000。[14]因苦于倭寇骚扰，明朝始终对日本抱有戒备之心，不肯放开对日贸易。

这时的日本，对中国态度已明显不如从前。日使抵明后，沿途滋事扰民，甚至殴打明朝官吏，刁难接待人员。日本对明交往时断时续，完全是从国家的商业利益出发，早已不再有遣唐使那种谦恭求学的姿态。15世纪中期以后，遣明船更是变成了以承包制为主要形式，幕府只是向承包商抽取提成。[15] 1523年，发生了争贡事件。组织遣明船的大内、细川两派商人为争利大打出手，从宁波到绍兴往返追杀250里，一路烧杀抢掠，中国多名官员被掳走或被杀，沿途百姓受害更是惨重。

争贡事件后，明朝断绝了对日贸易，并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海禁政策。刚刚恢复的两国官方交往不到百年，再次中断。

1592年爆发的壬辰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预示着自秦汉以来延续了一千五百年多年的中强日弱的基本格局，开始进入转折过渡期。这种过渡是以两国实力对比差距的缩小和逆转过程为主要内容的。

壬辰战争是由日本统治集团头目丰臣秀吉发动的、以中国大陆为最终目标的、中日关系史上第一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592年4月，日本侵略大军渡海从朝鲜半岛釜山登陆，一路向北推进，5月占领了朝鲜首都王京。在丰臣秀吉下达的作战指令中，明确地表达了发动战争的目的，即第一步，先拿下朝鲜半岛，然后，再以半岛为跳板，进入中国大陆。占领后，把中国划分成若干部分，分别赐予日本的大封建主，作为他们的领地。最后，再把天皇请到中国来，由天皇坐镇中国，统治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全部领土。[16]

侵略军占领王京后，继续北上。5月底渡过临津江进入开城，6月渡过大同江，占领了平壤。9月俘获了朝鲜二王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侵占了朝鲜大部领土，兵临鸭绿江，侵略矛头已直接指向了中国。此时的明朝虽然由于内忧外患而捉襟见肘，但朝鲜半岛的战略屏障地位仍然使朝廷决定出兵援朝。最初，只派了少量兵力，认为日本乃东夷小国，不足挂齿，只要天朝大兵一到，倭兵定会望风而逃。没想到，明军接战后很快败下阵来。朝廷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决定派兵部侍郎宋应昌率大军入朝参战。明军于12月底渡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在朝鲜军民的配合下，于1593年1月一举攻克了平壤，接着又拿下了开城，继续南下，日军开始陷入困境。明军则出现轻敌思想，单兵冒进，以为能轻易拿下王京，结果在王京附近打了败仗。这时，明、日双方都没有力量长期打下去，于是双方进入了议和阶段。日本想通过议和拿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而明廷则还想用传统的册封办法安抚日本，以为只要给他一个封号，就可以令他偃旗息鼓，满意而归。为了争取在议和中的有力地位，双方边打边谈，停停打打，战事迁延达7年之久，耗资巨大，却始终没有哪一方能够取得彻底胜利。最后，丰臣秀吉病死，日本撤兵，战争不了了之。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

通过壬辰战争，双方对彼此都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估。明朝认识到，此时的日本再也不是古代那个主动前来请封的倭国，甚至不是靠贸易优惠就能够满足的东夷小国，它的野心正在与日俱增；而日本则通过这次交手认识到，大明并不是像他们战前所估计的那样“畏倭如虎”，一打就倒，大明仍然是一个实力犹存，不可小觑的大国，要想战胜它，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尽管如此，日本的挑战并没有停止，只是转换了一个方位。丰臣秀吉死后，日本萨摩藩主继承了他的衣钵，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萨摩藩主岛津家久连年派人到琉球，要求其国王向日本朝贡，均遭到拒绝。1609年，萨摩藩得到江户幕府中央政权的批准，开始以武力入侵琉球王国。当年4月，琉球国王尚宁兵败投降。1611年，被迫将奄美诸岛割让给萨摩藩。以后，琉球王国又被迫接受了与萨摩藩的附属关系，琉球从历史上一直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变成了与中国和日本两国同时维系朝贡关系。[17]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经济社会有了很大发展。商品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城市发展迅速，全国形成了分别以江户、大阪、京都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工业中心。科学技术也有新的突破，数学、天文学等领域，都在中国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步。1720年，江户幕府以长崎为窗口，鼓励学习荷兰语和欧洲自然科学，由此开启了“兰学”热。1774年，第一部大型兰学译著，介绍人体解剖学的《解体新书》问世。此后，兰学由医学迅速发展到各个学科，由长崎扩展到全国各地。1811年，幕府设置兰学翻译局，开始大量翻译西洋书籍，使欧洲近代科学知识在日本得到普及。幕府末期，在“兰学”的基础上又发展起“洋学”，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乃至政治文化等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影响着上层社会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日本进入了民族意识觉醒、近代国家形成的前夜。

1853年，美国培里舰队前来叩关，以武力打开了江户幕府闭锁了二百多年的国门。1868年，日本爆发了明治维新，摆脱了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中国，比美国舰队到日本叩关早13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港通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随后又签订《虎门条约》，包括片面最惠国待遇、外国驻兵权、治外法权，等等。其他西方列强也接踵而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如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1858年、1860年、1864年先后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仅此三个条约就丧失了总计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此外还有与美国等其他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使中国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

1870年，日本刚刚发动明治维新的第三年，就派人到中国来谈判，也要模仿列强与中国签约，遭到拒绝。第二年，日本再次派人来中国。最后，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中日通商章程》。这是中日两国在近代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这个号称“对等”的条约，并不是宣告中日两国对等的开始，而是宣告：由壬辰战争爆发开始的转折过渡期已经进入尾声。过渡期内，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从缩小到接近，从接近到开始逆转。从此，由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两国的实力差距开始沿着相反的方向逐渐拉大。对抗也开始逐步升级。正如日方所称：“缔约不久便屡生事端，两国都想凌驾对方，其情景实为各国间无以类比，两国官民不快之感逐年加剧。” [18]

这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三阶段：挑战与转折，也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大转折。

三

从“对等条约”签订的第二年起，日本的侵华战争就开始了。日本侵华的开始，标志着中日关系史进入了第四阶段——侵略与削弱。

明治维新后，日本公开向世界宣称，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9]它使用的开拓工具是枪炮，它开拓的首选对象是资源丰富、国土辽阔、正在被列强瓜分而又隔海相望的邻国——中国。侵略—掠夺—膨胀—再侵略—再掠夺—再膨胀，成为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求发展的特有的发展模式。

1872年10月，日本设置琉球藩。11月，借琉球漂流民事件策划侵台。1874年5月，派兵武力侵台。1875年7月，日本强令琉球终止对清政府的朝贡和废除册封。1879年4月，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划归日本版图。1894年，日本以朝鲜为借口，对清政府发动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结果，清朝大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清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及所属岛屿、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赔款白银2亿两，增开通商口岸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日本还以监督条约实施为由，继续占领威海，中国每年要为其提供白银50万两作为驻军费。后来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退回辽东半岛，并为此得到3000万两白银的补偿费。这样，日本仅收取赔款一项，就获得白银2.3亿两，连本带利折合日元3.6亿多，而日本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才有1亿日元。

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获得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而且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甲午战争后，日本出现了后期产业革命高潮。与1887年的早期产业革命高潮相比，1897年，其公司缴纳资本猛增近7倍。其84%的公司和半数以上的工厂都是甲午战争后建立的。其铁路总长度、轮船总吨位，战后都出现了成倍、成几倍的增长。[20]日本还利用巨额战争赔款，使黄金储备急剧增加，1897年10月开始建立金本位制，进入了国际货币金融体制。在对华投资方面，甲午战争前几乎是零，战后的1897年，已经有商社44个。在上海出现了日华合办的纺织厂。1900年，商社增加到210多个，纺锤数增加到1896年的8倍[21]。对华出口总额，1899年是1893年的5倍多[22]。

军事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日本资本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军事工业在产业结构中始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军事工业的发展对其他工业发展起着带动作用。从1885年起日本开始制造村田步枪，年产2.3万支，装备陆军。到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日本已大体实现武器自给。甲午战争后，日本的陆军工厂动力数扩大6.7倍，工人数扩大4.6倍，而同期民间工厂的总动力数只扩大3.4倍，工人数扩大1.7倍。[23]日本利用从中国获得的战争赔款，修建了日本近代钢铁业中心——八幡制铁所，1901年正式投产。所用铁矿石来自朝鲜和中国大冶，钢材主要用来生产武器军火。甲午战争后，日本把陆军由7个师团增加到13个师团，海军舰艇吨位由5万吨增加到20万吨。[24]每年国家预算的40%用于直接军费，实际上已在为更大的战争做准备。

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势力进入中国东北，日本感到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威胁，日俄矛盾激化。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俄两国以中国领土及附近海域为战场，疯狂厮杀，严重践踏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特别是作为主战场的中国东北，民众生活在枪林弹雨中，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俄国势力退出了中国东北，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的殖民据点——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满铁）的建立，它是对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等全面统治的司令部和大本营。从此，中国东北被视为日本的特殊权益和势力范围，中国的资源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

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在重工业领域飞速发展。八幡制铁所在日俄战争后两次扩建，1906年钢铁产量达到18万吨，1911年增加到25万吨。其他大中型钢铁企业也相继建立，产量总和超过八幡制铁所，到一战前，日本的生铁自给率已近60%。日本只用了30年时间完成了产业革命，英国用了80年，日本速度远远快于英、法、美、德各国。

日俄战争后，日本再一次进行扩军。1907年，陆军从甲午战争后的13个师团进一步扩充到19个师团，海军计划从甲午战争后的“六六舰队”过渡到“八八舰队”，军费从甲午战争后的1.12亿日元扩大到1908年的2.13亿日元。[25]1910年8月，日本用刺刀逼迫朝鲜国王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了朝鲜。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认为天赐良机到了，它以日英同盟为借口，迫不及待地派兵参战，实际上是想趁火打劫，进一步扩大其侵华战果。参战不久，日本就以武力取代了德国的在华地位。第二年，又提出了灭亡中国的21条。除了第五项为避免英美干涉缓议外，21条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被化整为零地强加给中国。

在战争期间，日本以武力为后盾，不但对中国领土进行直接的军事占领，而且在经济上也大大加快了对华扩张的步子。它迅速扩大在华投资，大幅度增加其在中国市场的贸易额。从1916年到1919年，日本对华出口增加了159.6%。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日本所占的比例1913年为23%，1918年跃为43.5%。对华投资额由战前的第四位一举扩大到与占首位的英国不相上下。[26]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惊人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日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14年农业在各部门生产额中所占的比例为45.1%，工业为44.5%，而1918年工业上升到56.8%，农业则下降到35.1%。[27]金融方面，一战前，日本是个债务国，负债达12亿日元。一战后，日本一变成为拥有28亿日元的债权国，包括英法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都欠有日本的战债。日本黄金储备1914年为3.5亿日元，到1919年底已超过20亿日元。[28]贸易顺差、工业生产总额以及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资，一战后都出现了成倍的增长。在军事方面，一战后，日本成为仅次于英国和美国的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在争夺中国和远东的角逐中，日本所处的战略地位要优于美国。日本除在台湾、琉球设有海军基地，在库页岛、千岛群岛设有军事据点外，又在一战后新攫取的原德国殖民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建立了军事要塞，从而它可以指挥自如地调度自己的舰队，在整个太平洋海域与美国对抗。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市场的大幅萎缩，使日本这个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国家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日本的产业链是以生丝为支柱，出口生丝——购进原棉——出口棉制品——购进重工业、化学工业产品。在经济危机打击下，生丝价格暴跌，成为世界26种主要出口商品中，出口价格下跌率最高的商品，下跌率为81%。[29]在1921年到1927年间，每出口1磅日本生丝，可换回约30磅美国原棉，但1932年减少到20磅，到1934年只剩下9磅。日本经济的运行链条从根上被切断。为了寻找新的海外市场和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日本把目光对准了中国。日本统治集团提出，合理开发满蒙，日本的景气自然恢复，我国几乎已无路可走，人口粮食及其他重要问题皆无法解决，唯一途径就是断然开发满蒙，“要而言之，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打开现状，稳定国民经济生活的唯一途径” [30]。日本统治集团已不仅仅满足于既有的“在满权益”，而要使整个中国东北与日本“合为一个单位”，把中国东北看作日本的生命线，不想再承认九国公约规定的门户开放原则适用于中国东北，它要把独霸东北定为其军事行动的目标。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制造了南满铁路爆炸事件，紧接着以中国兵炸毁了南满铁路为借口，于19日出兵占领了沈阳和长春，20日占领了丹东、营口、凤城等“满铁”沿线重要作战据点。1932年1月3日，占领了张学良政权所在地锦州，整个东北落入侵略者之手。3月1日，发表了所谓“建国宣言”，日本用刺刀制造了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1933年2月24日，美英通过国联大会宣布，不承认日本独霸满洲。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1934年底，日本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1936年初，日本退出伦敦裁军会议。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使它与美英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对抗已经在所难免。1941年11月6日，日本联合舰队的30艘军舰，包括6艘航空母舰，从南千岛出发，驶向夏威夷，12月8日，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

日本每一次侵华战争都是在中国身上剜肉吸血。一边是日本通过侵略和掠夺不断膨胀，一边是中国在被侵略和被掠夺中不断削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已沦为列强瓜分和蹂躏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本则在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掠夺中快速膨胀为列强中的一员。

四

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日本则成为美军的占领国，在美军主导下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中国作为战胜国，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而日本则作为战败国，受到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并且不得不承受战败给社会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可以说，战前经济实力强大的日本和贫穷落后的中国，战后各自以其相对的优势和劣势，改变着旧的格局，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战后的起跑和新的竞争。

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旧中国，有80%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1949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10公斤。[31]失业人口几乎占了全国职工总数的一半。小学入学率只有20%，文盲率高达80%。专门的科研机构只有三十多个，全国科研人员还不到5万人。[32]钢铁产量不到16万吨。[33]不能够自己生产汽车。陆军只有单一兵种，海军1949年刚刚建立，主要是一些破旧舰船，空军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新中国迈开大步，开始了自己的建设和发展。在1949到1952年的恢复期，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5.4%，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34.8%，初步奠定了工业化基础。1953年启动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第一个大型钢铁企业、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纷纷问世。到50年代末，已经初步实现了陆军武器装备的国产化和制式化，陆军开始由单一兵种向诸兵种合成发展。60年代，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表明我国已拥有核武器的运载工具。70年代，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也是在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国民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持续增长，[34]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快车道。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到2008年，中国的粮食已达到1949年的4.7倍[35]。钢产量已经突破5亿吨，居世界首位。汽车产量已突破934万辆，居世界第三，销量居全球第二。公路通车总里程超过373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46倍。高速路已超过6万公里。[36]这种从零开始的发展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航空运输的总周转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上网人数达3亿，居世界首位。移动电话用户超过6.4亿，居世界首位。每秒超过200万亿次的曙光5000超级计算机面世，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够制造和应用超百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37]在航天领域，继神舟1号无人飞船成功发射并回收，神舟5号首次载人飞行成功，2008年，神舟7号载人飞船完成太空行走，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今天，又取得了神舟10号和空间站技术的新成就。另外，200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在校生规模达2700万人，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38]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80%的文盲率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一年，我国还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向着体育强国扎实迈进。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而日本则降为世界第三。但由于中国人口相当于日本的10多倍，因此人均GDP还远远落后于日本。

在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日本经过战后经济恢复和60年代的高增长，国家实力迅速赶了上来。

日本战败初期的1946年，经济状况跌落到“连三流国家都远远不如”的程度。[39]全国失业人口高达1300万，加上从海外撤回来的650万人，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露宿街头。食品的不足导致许多人营养不良甚至死亡。[40] 1946年日本开始采取“倾斜生产方式”，重点抓煤炭和钢铁生产项目。从1946到1955年的10年间，GNP年均增长率达9.2%。[41] 1955年，除进出口贸易之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60年，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进入了高增长期。这期间，日本从美国引进先进技术，大批新兴产业崛起。从1956到1965年，日本GNP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42]完成了战后重工业化和化学工业化。1964年，日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1970年，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3年，日本GNP达到1946年的11倍。人均GNP从不及美国1/10到相当于美国的60%。[43]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但是，到9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萧条，进入21世纪后，仍不见大的起色。尽管如此，由于日本经济基数较大，总体水平仍很可观。进入21世纪，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盈余居世界第一，科研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最高，科研经费居世界前列，新技术应用和主要工业部门生产能力居世界前列，军事装备保持世界一流。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经过战后的恢复与发展，到世纪之交，两国的实力差距已在不断缩小，双方都已进入世界大国的行列。两强对峙的格局逐渐明朗化，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二次历史性大转折之前的过渡期，这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五阶段——对峙与再转折。

历史经验证明，当两国实力对比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时，对旧格局的挑战便开始出现，在其后的一个时期内，这种挑战变得越来越频繁，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各种摩擦在不断增多。这是新旧秩序转换之前一个必经的过渡期。

与第一次历史性转折相比，第二次转折过渡期的基本特征相同，即都是充满挑战、矛盾、摩擦、博弈等，但是其程度、频度和速度却大大升级了。

首先是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处在全球整体格局与多边关系下的双边关系。影响中日关系的外界因素成倍增长，每个因素都是一个变量，其中一些重大因素通过双边和多边互动，直接影响着中日关系的走向。

二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就进入了冷战状态。处在这个大格局下的中日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冷战的巨大影响。日本被紧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而中国则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敌视、不承认新中国，1950年3月，美国国务院通告日本，只能有条件地开展对华贸易，并且规定了具体的出口货物清单，严加限制。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又命令日本对华全面禁运，实行经济封锁。岸信介内阁上台后，更加紧密地追随美国，一再掀起反共反华浪潮，表示无意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能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所谓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 [44]。1958年2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长崎中国国旗事件，使中日关系蒙上了严重的阴影。1964年佐藤荣作上台后，一再向美国表白不惜与中国为敌。同年11月，佐藤与尼克松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国是“对和平的威胁”，“台湾归属未定”，并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使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日本政府的反华政策使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受到严重干扰。到20世纪50年代末，四个民间贸易协定，第一个只执行了5%，第二个完成了38.8%，第四个则由于岸信介内阁的阻挠，根本就无法实施。[45]

20世纪70年代，冷战形势出现重大变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声明，两国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尼克松冲击”震撼了日本政府，日本惊呼美国搞“越顶外交”，它迫使日本立场也随之发生180度转变。当年7月，田中角荣内阁取代了佐藤内阁。9月25日，田中首相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29日，《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一天距佐藤下台仅仅85天，其立场变化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这显然不是自然产生，而是冷战形势变化带来的结果。

中日复交后的二十几年，成为战后两国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有人称它为“蜜月期”。这一时期从政府到民间，从政治到经济、社会、文化，各层次、各领域，都出现了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大好局面。日本领导人一再表示，要为巩固和发展日中两国永恒的和平友好关系而努力，“要对那不能简单地拭去的伤痕谦虚地进行反省，而且要自戒，向着日中永远的和解前进” [46]。

1978年，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底，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这是一种低息、长期，带有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1980年4月正式签署了协议，并决定在交通、能源、通信等诸多基础设施建设中，对华进行开发援助。从1980年到2000年，日本一共向中国提供了四次日元贷款，平均每5年决定一个批次的贷款总额。这种提供方式适于建设工期较长的大型项目，也有利于中国将贷款的使用纳入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轨道。这期间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的总金额，占了各国对华援助总额的60%以上，超出了其他国家援助金额的总和，[47]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两国的经贸往来也有了飞速发展。从1982年到1992年的十年间，两国贸易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1992年与刚建交时的1972年相比，贸易额增加了33倍[48]。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20世纪80年代，日本进一步提高了对华关系的定位，称之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90年代初，日本开始使用“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提法。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发动集体制裁。但日本认为一味追随西方并不符合日本利益。在法国举行的西方国家首脑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多方活动，劝说西方各国不要制裁中国。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成为西方“制裁”以来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国家领导人。1992年10月，天皇访华。这是日本历史上天皇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日友好也达到了顶峰。

这种大起大落的中日关系，是冷战形势变化对中日关系影响的一个缩影。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格局再次出现重大调整。冷战后的世界出现了两大新的因素，一个是美国的头号敌人苏联已不复存在，一个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两大因素的作用，把中国推到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风口浪尖。冷战时有着特定目的的日美同盟，开始把目标指向逐渐转向了中国。

1997年，日美公布了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把以防卫日本为主的日美安保体制转变为以整个亚太地区为合作对象的新型同盟关系。新指针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和日本宪法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规定，允许日本军队以支援美国的名义向国外派兵参战。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案》，对“周边地区”的解释闪烁其词，声称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性质，暴露了其浓厚的防范中国色彩。2004年，日本颁布了新《防卫计划大纲》，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假想敌”[49]。2005年，日美确立“共同战略目标”，把日美同盟扩大到全球，着手实现地区与全球规模的“军事一体化”，共同干预世界安全事务，其中包含着谋求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2006年，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把海外派兵提升为自卫队的“正式任务”。从这一年起，日本全面加入了美国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其拦截纵深可达中国境内数千公里，活动半径可覆盖中国台湾。2007年，安倍晋三游说欧洲各国，要求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还游说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极力鼓吹建立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机制”，构筑“共同价值观联盟”和“自由繁荣之弧”等。

日本越来越多地借国际力量以抗衡中国，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日关系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因素的增大，加剧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转折过渡期中日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矛盾的多发和尖锐化。一方面，原有的矛盾进一步升级，甚至发展到对抗的程度；另一方面，又在产生新的矛盾。

包括靖国神社参拜在内的历史认识问题，宪法修改问题，领土主权问题等，这些都不是新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了，从天皇的战争责任到南京大屠杀、战争赔偿、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战后日本历届内阁要员都在参拜，首相参拜有的以公职身份，有的选择敏感日期，有的既以公职身份、又在敏感日期参拜，即所谓“双突破”，如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在8月15日这一天前去参拜。宪法修改问题，战后和平宪法制定后，自民党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想要修改关键的第9条，为此各种言论和举措不断出台。钓鱼岛问题，我们不但始终坚持主权在我，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就钓鱼岛问题与日本达成共识。

所有这些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二战结束后，日本并不甘于其战败国身份，正因为如此，它把战后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确定为，摆脱战败加在它身上的绳索，恢复到所谓正常国家身份。历史认识、和平宪法等，都被它看作挡在其国家目标前面的障碍，它要不惜一切地把它们一个一个搬开。就在它朝着这个目标拼命努力的过程中，眼看着中国迅速崛起，综合国力直逼日本，这使它感到目标的实现变得更遥远、更困难，受到这一新的因素的强烈刺激，一种焦虑和恐惧使它实现国家目标的努力开始提速升级，从而带动原有的矛盾也同步升级。

于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从而使两国关系中的不和谐音开始从少到多，从不经常到经常，从个别领域到诸多领域，并逐渐发展到全局。

1995年，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翻案。1996年，桥本龙太郎以现任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打破了1985年中曾根之后，现任首相不再参拜的承诺。1998年，日本各地上映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翻案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2001年，“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了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教科书，并开始在部分学校使用。这一年，小泉上台后，其在参拜问题上变本加厉，开始年年参拜靖国神社，直到2006年下台为止。不仅如此，小泉还扬言，参拜与否是日本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日本要有独立的立场，不能让中国牵着鼻子走。近年来，安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言行，及其态度之强硬更是前所未有。

在宪法修改问题上，日本越来越注重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努力，争取最终实现对宪法第9条的文本修改，并为达此目的，增加了迂回战术，即先设法修改宪法第96条，以便对第9条的修改能够在程序上变得更加容易；另一方面，则采取舍名求实的办法，在文本修改难以很快实现的情况下，通过对宪法的“解释”，特别是通过“实际行动”，追求修宪后想要达到的实际效果。近年来，围绕自卫队海外派兵，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出售武器等焦点问题，采取的一系列与和平宪法精神背道而驰的举措，就是这些“实际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这些行动的不断增多，正在使和平宪法渐渐变得名存实亡。

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日本迫不及待地打破了中日两国已经维系40年的共识，使中日关系紧张度急剧升级，甚至摆出了前所未有的敌对架势，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两国国民感情的空前恶化；贸易摩擦的放大和政治化倾向；政治紧张与军事摩擦的增多和轮番升级等，这些新老问题的交织和激化，使中日关系变得空前脆弱和敏感。

那么，今后中日关系将会向何处发展呢？

首先，如果中国继续按照目前的态势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最终绝对地而不是相对地大幅度超越日本，无可争议地占据了战略制高点，那么中国就真正掌握了对日关系的主动权。我们所期望的和平也就有了根本保证。从目前的综合形势和中国的发展势头来看，这种发展趋势概率最高。

其次，也必须看到，日本也在拼命发展，它在有些领域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海外资产总值、武器现代化水平、科技实力等。日本也在拼命争夺综合国力的领先地位和战略主动权。

总之，在大国博弈的后冷战时代背景下，由于多种因素的参与，使中日关系第二次历史性大转折前的过渡期，注定充满多回合较量且互有输赢。利益与对抗交织，摩擦与合作共存。既有矛盾、紧张、冲突，也有试探、缓和、交流。既有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结果，也存在着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日关系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是第二次历史性转折过渡期特有的现象，也是双方势均力敌态势被打破，新的格局形成之前的必然过程。

注释：

[1] 《后汉书?东夷传》，《二十五史》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104页。

[2]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二十五史》第2卷，第104页。

[3]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二十五史》第2卷，第104页。

[4] 《宋书?倭国传》，《二十五史》第3卷，第271页。

[5] 《隋书?倭国传》，《二十五史》第5卷，第219页。

[6] 《隋书?倭国传》，《二十五史》第5卷，第219页。

[7] 《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天皇十六年，秋八月条，黑板胜美编：《日本书纪》下卷，东京岩波书店1943年版，第134页。

[8] 《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天皇十六年，秋八月条，黑板胜美编：《日本书纪》下卷，第134页。

[9] 《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天皇十六年，秋八月条，黑板胜美编：《日本书纪》下卷，第134页。

[10] 尚钺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11] 尚钺主编：《中国史纲要》，第150页。

[12] 杨正光：《中日关系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13] 笹山晴生等编：《日本史史料集》，山川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14] 《明史日本传》，《二十五史》第10卷，第916页。

[15] 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9页。

[16] 王启宗：《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原因》，《大陆杂志》38卷，4期。

[17] 芝原拓目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58页。

[18] 芝原拓目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第59页。

[19] 芝原拓目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第5页。

[20] 依田熹家：《战前日本与中国》，三省堂1976年版，第47页。

[21] 植田捷雄：《东洋外交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版，第154页。。对华出口总额，1899年是1893年的5倍多中村隆英：《两次大战间日本经济分析》，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22] 中村隆英：《两次大战间日本经济分析》，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23] 依田熹家：《战前日本与中国》，第46页。

[24] 植田捷雄：《东洋外交史》，第217页。

[25] 高桥幸八郎等编：《日本近代史要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第206页。

[26] 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版，第5页。

[27] 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史》，第4页。

[28]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8卷，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475页。

[29] 隅谷三喜男：《昭和恐慌》，有斐阁1974年版，第132页。

[30]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1满洲事变前夜》，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03页。

[31] 张星星主编：《中国巨变》，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32] 张星星主编：《中国巨变》，第85页。

[33] 张星星主编：《中国巨变》，第28页。

[34] 张星星主编：《中国巨变》，第27页。

[35] 张星星主编：《中国巨变》，第66页。

[36] 张星星主编：《中国巨变》，第28、50、40页。

[37] 张星星主编：《中国巨变》，第53、55、95页。

[38] 张星星主编：《中国巨变》，第98页。

[39] 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日本经济新闻社1975年版，第2页。

[40] 韩铁英主编：《列国志日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页。

[41] 韩铁英主编：《列国志日本》，第224页。

[42] 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日本经济新闻社1975年版，第144页。

[43] 韩铁英主编：《列国志日本》，第227页。

[44] 杨正光主编：《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时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45]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全国本部编：《日中友好运动史》，青年出版社1975年版，第98页。

[46] 杨正光主编：《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第392、321页。

[47] 韩铁英主编：《列国志日本》，第315页。

[48] 刘天纯等：《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

[49] 韩铁英主编：《列国志日本》，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