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主要特征是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极大地冲击并改变着整个世界，形成了一种百年未有的东升西降的局面。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更加突出。从全球视野和百年历史演变的时空两重维度来看，变局加速后，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一、复杂的国际形势
百年变局的加速使大国博弈激化，而这种带有新旧势力不同背景的大国博弈的激化，使得整个国际形势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其典型特征是，新起的东升西降与既有的西强东弱两种状态相互交织、风云激荡，使未来形势充满变数。
美国拜登新政府上台后，毫不掩饰地亮出了底牌，把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在该政府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指出：“我们不能假装世界可以简单地恢复到75年、30年甚至4年前的样子”，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是唯一有可能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美国决不允许中国成为其霸主地位的威胁。
早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掀起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浪潮，技术革新带动了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工业生产量成十倍甚至百倍地增长。到18世纪末，英国已经取代西班牙、葡萄牙的海上商业霸权，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到了20世纪，美国后来居上，借助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高起点、快转型，以快于英国的速度使本国工业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战胜德国，超越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日本，遏制苏联，继续强势维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直到世纪之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强势崛起，使美国有了压力和危机感。突如其来且持久不退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使中美两国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一升一降、反向发展，导致两国综合国力差距大幅度缩小。这种变化趋势又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的压力和危机感。
为了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内攻外打、内外夹击的做法。所谓“内攻”，就是在中国内部制造和激化矛盾，搞乱中国，企图使中国不攻自破。具体做法包括在中国香港、西藏、新疆等有关问题上大打人权牌，挥舞制裁大棒。而且，其制裁和打击范围越来越广，一直延伸到科技企业、军工企业，甚至不惜挑起中美科技战，在量子通信、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所有中国科技走在世界前沿的领域，美国都针锋相对地制定了遏制计划，把科技竞争作为与中国竞争的重中之重，企图从源头上摧毁中国成长为一流强国的基础和条件。美国还采取了所谓“分开打”的做法，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群众区分开，把爱国和爱党区分开，并点名制裁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机构，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
所谓“外打”，是指在国际上拉帮结派，构筑全球性的“抗中联盟”，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具体而言，美国对已有的双边同盟、四边机制、五眼联盟、七国峰会、北约等小圈子进行修补和强化，使其提质升级，以图形成合力。在大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牌的同时，美国还联合盟友，动用军事手段，直接对中国进行威胁和震慑，声称有必要在全球部署军舰应对“中国威胁”，对南海、东海、台湾海峡的军事动作不断升级。仅以南海为例，2020年，美国就向南海部署了航母打击大队、两栖戒备大队、核动力潜艇、轰炸机等等，多型侦察机前往南海对华开展抵近侦察近千架次，侦察空域包括华南沿海等敏感区域，重点对中国濒海地区重要军事目标实施监控。无独有偶，英、法等国也跃跃欲试，分别派出航母、战舰等前往南海。总之，无论是从规模、数量上还是从在南海地区活动的时长上看，西方军事活动强度均为近年来罕见。
但是，形势的复杂性就在于，许多看似极端的事情又都存在另一面。美国的西方盟友也并非铁板一块。美国不断拉拢欧盟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发难，就在欧盟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与美国在同一天对中国进行联合制裁后，中国立即还以反制裁。中国这种前所未有的举动，立即在欧盟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应。欧盟随即表示，从长远看还是需要坚持“战略自主”。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欧盟对华政策将继续贯彻“欧洲主权”，尽管欧盟同美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并非完全一致，欧盟在中国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很重要。匈牙利更是站出来公开批评联合制裁，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并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各国应该做的是拯救生命，而不是制裁。甚至英、法等国也在其他场合、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强调与中国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希望能与中国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北约领导人也表示，必须与中国打交道，称中国的崛起为北约国家提供了新机遇。中欧之间的投资协定谈判，历经七年35轮磋商，终于在2020年12月30日完成协定签署工作。对欧洲来说，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潜力和发展前景及其对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世界其他任何市场都无法替代的。202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欧班列爆发式增长，全年开行1.24万列、发送113.5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50%和56%，年度开行数量首次突破1万列，单月开行均稳定在1000列以上，成为欧亚经贸联系的稳定器。正是欧洲自身利益的刚性需求，使其不可能成为美国的铁杆盟友。
不仅如此，就连美国自身，也并非一直一意孤行。其不愿意放弃中国巨大的市场，甚至一边打贸易战、一边继续与中国对话，就相关领域的合作进行探讨。2020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商品总量的19%，占比居首位。为了给自己留有足够的空间和回旋余地，继特朗普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拜登把这种又打又拉的做法美其名曰“该竞争时竞争、该合作时合作”。当然，拜登的对外政策以及他自身的状态，也都给人以种种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印象。
总之，变化、变数成为百年变局下国际形势的两个突出特征。这种百年未有的复杂局面，给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二、日美同盟
日美同盟一直被日本奉为外交的基轴。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下，日美同盟出现了两个提升。一个是日美同盟在美国全球布局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另一个是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迅速提升。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话说就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正在成为中美对立的最前线。因此，日本也就成了前线中的前线。这种“双提升”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大国梦，使其表现得格外兴奋与活跃。从“2+2”会议到四边机制，从日美首脑通话到菅义伟首相亲往白宫与拜登总统会面，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活跃的身影，特别是与同样场合下其他亚太国家如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表现相比，日本显得格外活跃。日本政府一再强调当前形势下要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关系，而其真实意图则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同盟的力量，保持甚至提高日本在地区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应有地位。在遏制中国崛起这一点上，日美两国有着高度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日美同盟的升级版成为百年变局加速后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日本外交的实用主义传统
明治维新后，日本初登资本主义世界舞台。面对列强混战的角斗场，为了能给自己争得一个有利的位置，后起的日本选择了一条独特的策略，用其精英决策者的话即“附骥尾”，就是把自己绑在快马的尾巴上，与快马一起飞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借强者之力为己所用。当时的世界霸主是英国，于是日本千方百计与英国结成同盟。第一次日英同盟于1902年缔结，期限为五年。借英国之力，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震惊了世界。第二次日英同盟于1905年签订，以日俄战争后新的世界形势为背景，进一步强化了该同盟的性质为攻守同盟。第三次日英同盟于1911年签订，将第二次同盟期限延长十年。正是以该同盟条款为“依据”，日本堂而皇之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列强的分赃会，大发战争财，不仅使自身经济迈上了新台阶，而且取代了德国，扩大了在华殖民利益和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延续了20多年、让日本占尽便宜的日英同盟被新的世界霸主美国强行拆散。
二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日本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正在成为新兴的“快马”，并且已经远远地跑在了自己的前面，这是其最不愿意看到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局面。传统的实用主义外交告诉日本，抵近而不是疏远这匹飞奔的“新马”，将给自己留出最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但是，新旧势力的激烈博弈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又使日本感到单纯地把宝押在哪一边都不保险，只有两面下注、从中谋取最大利益才是最佳选择。日本有一位智库学者曾用一个简明公式对此做了说明，即“日美同盟+日中协调”。这也正是日本政府在现实中的做法。
日本政府把其国家利益明确地设定为三个方面，一是安全，二是繁荣，三是价值观。
安全主要是就政治而言。在这方面，日本通过日美同盟把宝押在美国一边，于是有了在美国牵头下，日本格外活跃的身影。但是，日本也留有余地。在联合抗华行动中，凡是与自己利益密切相符的就全力以赴，凡是有可能得罪中国而自身又捞不到什么实惠的就态度谨慎，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
繁荣主要是指经济。在这方面，日本毫不犹豫地把宝押在中国一边，百年变局的加速更强化了这一点。根据日方统计，2007年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截至2019年日本是唯一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2020年，日本经济受疫情影响由正转负，外贸大幅下滑，但对华贸易一枝独秀，在日本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中日间还开通了商务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中国连续14年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0年11月，日本与中、韩、澳等14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日本政府称，加入RCEP将拉高日本GDP约2.7%，该数值远远大于与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日本GDP约1.0%的牵引力。
日本还努力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也标志着日本在较大程度上认可了“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区域合作新模式。从根本上说，日本是经济全球化、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受益者。在捍卫国际多边主义、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一点上，较之美国，日本与中国有着更明显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近日《日本经济新闻》的一项民调显示，认为中日关系对日本发展“重要”的受访者占78.2%，而认为“不重要”的只占20.6%。可见，不论官方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这一点上，日本民众的共识度是相当高的。
至于价值观，其实质只是日本实用主义外交的一张牌，是为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需要亲美时，日本就打出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文明价值观；需要友华时，日本就亮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东方文明价值观。
日本外交的两面下注使中日关系呈现出一种曲折动荡的不稳定状态，这是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新常态。它既不同于古代史上以中国一边倒为主要特征的状态，也不同于近代史上以日本一边倒为主要特征的状态，而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跌宕起伏为主要特征的第三种状态。这种状态的出现和持续，反映了风云激荡、新旧博弈、错综复杂的时代特点。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美同盟以及日本的实用主义外交传统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要认识这种状态，习惯这种状态，更要学会驾驭这种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对日关系的主动权，才会不畏浮云遮望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