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国内学术界围绕区域研究的讨论已成热潮，其中不乏对美国相关研究的梳理，以期勾勒出中国自己的发展蓝图。尽管在不同语境、情境和环境下，学者们对区域研究的理解呈现出高度的差异性，但对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能够达成一定共识。简言之，区域研究是指以某一特定区域或文化为单位，利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和多元化的资料呈现，开展的系统性知识生产。关于区域研究的核心目标和基本功能，学术界内部的分歧较大。一般而言，学者们承认区域研究有很强的实用取向和咨政功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必不可少的智识资源。
尽管世易时移，美国区域研究的历史仍是最为切近的参照。区域研究在美国高校形成学术团体，完成学科建制，并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优势地位，经历了很长的历程：先是私人组织发起，后有行政机构参与，区域研究建制实际上是由多元力量以“运动”的方式推进的。美国没有统一的文化体制或文化政策，但由私人基金会、学术共同体、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的松散的“权势集团”非常热衷于文化战略规划。当美国政府意识到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后，又以多个立法的方式确认了其国家利益攸关地位和资金保障。官私机制亦开始提供更为深思熟虑、更具指令性的战略指导。尽管20世纪70年代区域研究遭遇众多批判和重大冲击，但基本实现了学科建制时期的战略构想。迄今，区域研究的美国范式仍在全球发挥着影响力，其衍生效应更是不容忽视。
毋庸讳言，中国的区域研究刚刚起步，已有讨论主要集中于学科建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然而，区域研究若想取径得法、履践致远，特别是若要不落窠臼、自成范式，一些更为根本的宏观定位与理论依据问题也必须纳入研究之中。中国范式的区域研究，如何结合自身文化传统、学术积累、社会意识、政治需求和时代背景，进行合理的学术定位？应该从哪些方向着手制定适当的国际议程？应该带有何种前瞻性的观念、思想去看待目标国家、地区乃至全球？本文就此进行初步探讨，亦期待学界对这一议题的持续关注。
一、学术定位：在学理与问题之间寻求平衡
在探讨区域研究学科建制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其学术定位问题，即偏学理性构建（基础研究）还是偏问题构建（实用研究）。由于区域研究在诞生之初就极其鲜明地提出了跨学科方法，很多学者期待通过突破学科边界，产生创新性的知识产品，形成内在一致的区域研究学科理论，但其结果却不尽理想。后冷战时代，学术界对区域研究的批判多集中在它过于迎合现实需求和知识产品出现碎片化的现象，甚至所谓的跨学科事实上只停留在多学科的层面，没有基于跨学科的新理论创建和贡献。可见，很多学者十分期待区域研究的学理建设。
事实上，对美国区域研究项目的设计者、赞助者和实践者来说，并没有很深的打破学科界限的执念。很大程度上，学者仍以某个单一学科为支撑，寻求多学科的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或者借用多方位的思考来复原目标区域的全貌。换言之，区域研究本身是问题导向的，不以理论创新为核心诉求。1968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在年度报告中总结了该协会3722名会员的研究领域。从专业方向来看，历史学家数量最多，有1079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者731人；语言和文学专业343人；人类学255人；经济学168人；哲学和宗教159人；社会学122人；地理学113人；远东研究112人；艺术学72人；教育学34人；法学33人；图书馆学41人；新闻学15人；心理学21人；印度语言文学15人；自然科学7人；戏剧学10人；其他科学7人；未知385人。可见，美国区域研究在高校成功建制后，大多数学者仍保留明确的专业属性；当提及另一重身份时，则倾向于使用区域问题专家来指代。
然而，区域研究并非不追求学理上的贡献，只不过项目设计者将视野放在社会科学这个更大的思考范畴。区域研究的诞生本来就与其时盛行于美国的“行为科学运动”密切相关。行为科学致力于研究个人行为与人类关系，特别强调跨学科合作和社会调查。在“行为科学运动”影响下，原本“处于（高校）机构列表边缘地带”的新社会科学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走向了中央地带，也引发了私人基金会的极大热情。在私人基金会和知识精英看来，拓展有关人类行为的知识，是战后增进“人类福祉”的最大保障，其重要性不亚于自然科学创造的知识产品。美国需要“支持旨在增加有关影响和决定人类行动之相关知识的科学活动，并为推动个人和社会的最大利益而传播这种知识”。而区域研究在高校的建制，本质上是这一大的学术潮流的一部分。可以说，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为区域研究提供了基础方法，而区域研究则为行为科学提供了无限宽广的多样性社会和文化的实验场地。被视为美国区域研究“宪章”的霍尔委员会报告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推动区域研究项目的一个目的是要推进社会科学发展。对于学术共同体本身来说，区域研究更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了一个知识生产平台和测试程序，借此提出新问题，促进新方法论的产生。区域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总体上的学理性发展密不可分。
与之相关的还有区域研究培养理念的设定：是培养应用性人才，还是学术性人才。除了知识生产，区域研究在高校建制的另一个目标是教育和培训。美国的区域研究项目一开始主要用于培养应用性人才，即掌握目标国家（或地区）语言，并对当地社会文化有广泛了解的外交人员和商业领域的专业人才。战后初期成立的三大俄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俄国研究所、哈佛大学的俄国研究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很重要的功能是为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培训人员。但随着时间推移，官私机构的资助越来越指向学术人才的培养。美国官方资助“语言和区域中心”的主要立法是1958年《国防教育法》第六款。该法是在1957年“苏联卫星效应”影响下，联邦政府为保证美国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而通过的旨在“加强基础教育”的立法。在此背景下出台的政策，其视野不会仅限于解决短期的应用人才缺口。事实上，美国高校在具体落实该项政策时，明确区域研究中心的培养目标有三个：其一，为学术研究和教学、政府机构、商业和新闻业培养区域专家；其二，推动大学课程设置中不常见的学科的发展；其三，通过对外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深化对美国文化的理解，扩大教学的范畴。可见，美国区域研究项目的教育目标更偏学术性人才的培养。
当然，区域研究发展的核心动力仍然是现实需求，但无论在哪个社会，这一需求不会长期存在。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美国区域研究的资金链曾经几次断裂。到1980年，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冷战缓和的背景下，《国防教育法》第六款被纳入《高等教育法》。这意味着区域和国际研究更加强调高等教育使命，弱化了支持军事和安全需求的功能；同时，也意味着官方资助的急剧减少。即便如此，作为近30年大力扶助的结果，区域研究的美国范式已经成型。并且，通过突破学科界限，打破学术藩篱，区域研究推动了大众传播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诸多新兴学科的发展，亦催生了诸如女性研究和民族研究这样“应用跨学科方法”的新研究方向。迄今，以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为代表的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由是观之，抓住变革时期的历史契机，做出适当的学术规划是极其重要的。
目前中国的区域研究正处于高校建制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学术定位，便可能无法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发展目标整合起来。更重要的是，这样也无益于在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分析框架、问题意识和研究议程等方面提供一个受到认可的中国方案。高校区域国别中心建立起来后，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与各学科建立联系，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跨学科方法的创新能力，如何使区域研究能够滋养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
二、国际定位：知识和人员跨国流动中的权力构建
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区域研究获得有组织的推动和大规模的资助后，必然会引发极其显著的知识和人员跨国流动的现象。但现有思考大多停留在区域研究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组织化和制度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样一种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学术活动，会引发大规模的人际交流和知识传递，以及其间产生的诸多重要的学术权力和话语权力构建问题。从美国研究来看，区域研究项目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知识跨国传播的国际战略考量。其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否认区域研究与大国战略外向之间的关联。汉斯·摩根索认为，区域研究毫无疑问是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加速推进其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学者们不仅致力于研究由某些地区、国家或组织引发的问题，而且致力于向外传播这些科学知识。无论如何，国内学术界和战略界加强对区域研究项目之国际定位的思考，正当其时。
以福特、洛克菲勒和卡耐基为代表的美国私人基金会，是美国区域研究高校建制的主要赞助者，同时也是区域研究国际化的重要推动者。三大基金会的理念原本就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力主美国承担战后世界的领导责任，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加强自由人民的力量……向欠发达地区的人民输出知识、指导和资本”。洛克菲勒基金会多次强调，某一区域研究中心在美国建立起来后，应立刻转而发展相应的海外中心。美国官方则从教育交流和文化冷战两个层面开启了海外知识输出活动。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海斯法》（Fulbright-Hays Act），正式授权行政机构“向外国推行促进知识、加强全世界教育、科学和文化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官方视《富布赖特—海斯法》为《国防教育法》第六款的配套政策，分别指向海外和国内区域研究的能力建设。
在美国官私组织看来，推动这场规模堪称宏大的跨国知识传播运动，至少有三重理据。其一，培养对美国“世界领袖”身份的广泛认同。战后美国的对外教育和文化活动，特別着力于把自身打造为知识的前导，进而助益于美国的身份塑造。这一点在区域研究项目的国际化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新闻署在实施海外美国学项目时，确认其目标是通过支持美国题材的学术尊享地位，“增进对美国文明的信任”，“克服对美国领导世界能力的质疑”。福特基金会在谈到资助区域和国际研究项目的目的时表示，基金会已经认识到有必要提高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履行其责任的能力，尤其是在帮助新兴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力。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为例，学者们关注的研究议题主要是东南亚的社会变革、国家构建、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化，而各大高校则借助东南亚研究中心开启了双向交流活动。大量美国学者将在东南亚高校任职和田野调查两项使命整合起来，东南亚地区则有为数众多的学生到美国求学。美国知识权威地位在此进程中逐渐确立。有学者认为，东南亚“区域研究”最早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由这些海归学子创建的。
其二，培养所谓“愿景认同”。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美国必然会承袭西方国家在前殖民地的负面形象。因此，美国在对外信息与教育交流活动中不断强调，要将美国的政策意图“有效传递”到有重要影响力群体的思想和情感中，进而影响这些政府的行动和民众的态度；要使亚洲人民相信美国与他们有共同的愿景，并且有意愿和能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合法愿景。区域研究项目在争取新兴国家学术领袖和舆论领袖方面有突出的作用。《富布赖特—海斯法》规定下的博士论文海外研究项目、教师海外研究项目、团体项目海外计划和外国课程顾问项目，全面支持区域研究学者进行田野调查活动。以美国学为主的富布赖特奖学金项目，其目的之一是向世界各国提供美国的文化使者，并将外国学者和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带到美国，“以构建一个世界观适合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群体”。另有各种基金会项目和各行政机构的外包项目，支持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外区域中心、著作出版等活动。毋庸置疑，围绕区域问题展开学术合作，是打破文化歧见的最佳方式之一。
其三，培养“反共”共识。美国区域研究的盛衰与冷战进程密切相关。尽管有学者反对“冷战社会科学”这一命题，但区域研究在美国的兴起，的确得到冷战需求的大力推动；而冷战结束，促进区域研究计划形成的战略考虑也随之消失。实际上，美国官私组织在冷战缓和年代已经失去了资助区域研究的动力。在冷战尖锐对峙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对区域研究项目的使用是极其功利性的。如迪安·腊斯克所说，反击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不仅需要培训美国战士，更需要向亚洲盟友开放美国的“培训设施”，以训练更多的“反共斗士”。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方向的区域研究项目，大多为找出欠发达社会冲突和危机的根源，以应对“共产主义支持下的民族解放战争”。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战后众多新兴国家正处于重建民族国家叙事的关键时期，这一重建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自国家未来的道路选择。因此，美国冷战机构挑选了一些特定的区域研究项目，希望其能有助于“为亚洲国家（地区）的民族主义目标创设适当的历史情境”。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官私机构不仅资助区域研究的知识生产，而且推动了美国范式区域研究的全球复制，使之成为20世纪美国知识迁移这一宏大历史场景的一部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研究，以及和区域研究有关的单一学科，在学缘构成、组织创建、研究议程和学科思想方面深受美国范式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区域研究及其跨国传播，对目标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冲击，引发了负面效应。一些后殖民理论家甚至担心，美国构建的区域叙事替代了当地叙事，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区域研究国际化战略究竟对世界学术共同体、单个国家，以及国际秩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需进一步分析。但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制定区域研究的国际化战略是当务之急。当前，已经有一些中国高校在海外建立了区域研究中心，但数量不多，投入亦有限，其目的多为获取学术资源，加强人文交流。这一现实与中国现有国力和国际发展并不匹配。
三、观念与视域：融入统一而有机的历史进程
区域研究引发的诸多争议中，一个根本性的、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我们以何种世界观和认知方式来指导区域研究。或者说，中国范式的区域研究如何在满足现实需要的同时，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时代大势，进而回应目标地区的知识期待？我们很难不借鉴包括美国区域研究在内的已有知识成果；但又与其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政治意识和时代背景。因此，完全沿用既有的研究范式，嫁接前人的学术议程，进入他人的话语体系，显然是极不可取的。
美国区域研究的生成与创制，得失兼有，但总体上满足了官方、社会精英、学术界的观念和理想，形成了内在一致而又充满张力的知识体系。大多数学者关注到，区域研究在高校制度化的时代背景是美国海外兴趣和利益的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涌现，以及非殖民化运动和新兴国家国族构建正当其时。这是美国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投射在区域研究项目上的现实影像是自我认知，这是始终未曾间断过的美国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洛克菲勒基金会直接用“拓宽文化视野”来概括区域研究的宏观指向，即通过整合从世界各地人类最好的思想和创造性工作中学到的东西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并宣称“我们必须使世界文化成为我们自己的（文化组成部分）”。前文亦提到，区域研究的教育功能是充实美国大学中有关他者文化的课程设置，通过对外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深化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区域研究事实上成为新形势下美国塑造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途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来构建自己作为全球大国国家身份的重要途径。
然而，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是，区域研究作为民族国家主导的知识生产方式，很难超越固有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范式的区域研究遭到激烈批判。后殖民理论家指责其通过坚持既定的西方概念工具，以帝国主义的视角再现他们研究的地区。虽然不断有美国学者试图冲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却很难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学者创作中的问题意识一般都来自主体文明，间或带有一种“救赎”心态，很难真正理解“他者”社会的真实样貌。一个经典的案例是战后20年间美国学者从现代化视角出发对非西方国家的叙事重构。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成为区域研究学者广泛接受的理论假设。在“区域研究+现代化理论”模式下，非西方国家被视为一个线性发展的、具有潜在普遍意义的合理化和进步进程的产物，而美国（西方）的发展模式是值得这些国家仿效的对象。区域研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构建和维护这一新叙事，以及论证美国研究有效性的工具，如“冲击—反应”论、传统与现代社会、大分流等理论假设，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是西方式的。
当然，始终有另外一条区域研究的发展路径可供选择。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呼吁打破二元对立，摒弃文明优劣之分，“在一个因科技冲击而变得愈益统一起来的世界，我们必须学会将这一幅人类文明铺展开来的画卷视为统一而有机的进程”。与此同时，各种学术背景影响下的亚洲本土学者开始著书立说，越来越强调亚洲人自身的研究视角，对旧有的“西方中心观”构成了挑战。只不过，在学术话语权仍掌控在西方国家的情况下，这些努力如同投石入海。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开始有序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培育计划。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问题凸显，全球主义和跨国主义兴起，区域研究这一关注地区特征的领域逐渐“落伍了”。事实上，关注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区域研究“旧范式”的确已经过时。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都在探讨新范式的可能路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建立起区域比较研究（CAS）委员会。当前，从比较视野来考察跨区域问题正成为欧美学界的主要趋势。区域研究仍是美国观察、认知和影响世界不可或缺的方式。只不过，在全球化和权力分散化的国际形势下，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不再适用，甚至遭到激烈批判。
新旧范式鼎革之际，中国的举措恰逢其时。近年来，中国活跃在国际经贸和文化领域，跨区域“流动”的中国元素愈益增多。相对于欧美国家，中国有天然的身份优势，与知识空间的“全球南方”有相似的历史体验和现实需求。中国范式的区域国别研究，其固有的认识论应当是“去西方中心主义”，可以同其他区域和国家共享和共情。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的提出对区域研究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范式的区域国别学，要强调共同体意识，从全球视角看区域问题，也要从区域实证来解释全球现象；要通过学科交融和文化交流来促进学术话语能力的增强；要高屋建瓴，真正做到使区域叙事融入统一而有机的全球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