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原创性、民主性、世界性等三大特质。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原创性的现代化
习近平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段话，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进行了强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将其写入其中，成为全党共识。西方国家那种赤裸裸的殖民霸权性质的现代化，是现代任何文明国家不可能再去选择的道路，中国更不可能去复制，去仿效。一些新兴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依附性，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所极力避免的。中国不翻版任何国家的现代化，也不需要去翻版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世界上根本也不存在让我们去直接翻版或者作为模板的样板，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自身的伟大创造性。
1. 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体现在要把一个文明古国而且一度文明蒙尘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中国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基础上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要从一个古老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一个万分艰难的过程。我们不仅要摆脱旧的封建制度和传统的束缚，还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我们不仅要摆脱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还要摆脱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强权和欺凌。在28年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主权独立的国家基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基础、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的国体和政体保障、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经济制度保障和党的领导制度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具有勃勃生机的体制机制安排、具有不断进取精神的思想解放、具有与时俱进品格的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科学成熟的理论指导、成熟定型的制度保障、民族团结的共同意识等。这每一个时期的创造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都带有重大原创性。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不仅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而且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我们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关系中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2. 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体现在是把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结合起来的现代化
一些国家的现代化是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既没有理论指导，又缺乏战略规划，往往出现现代化中断、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中国式现代化是有丰富理论创新的现代化，包括：有明确的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也就是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强国是全面的强，是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有清晰的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之上，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强有力的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安排，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些理论创新有效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在人类现代化思想史上也是重要的贡献。这些理论创新廓清了很多现代化理论上的迷雾。中国式现代化是注重实践创新的现代化，包括：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注意量的积累与质的跃升之间的关系，把握现代化生长点的面的扩展与重点突破，注重积跬步与至千里的关系；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摘帽成为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这也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强调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物质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区域分工定位与均衡协调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些实践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是注重制度创新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注重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这些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转化为激发各种活力的现实动能，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蹄疾而步稳。
3. 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体现在是所有领域的现代化齐头并进、并联推进的现代化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按顺序发展的过程，先是工业化和产业化，后是城市化和服务业化，再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用了近200年的时间。其特点是相对自然展开，在每一个阶段和环节有时间和空间去解决存在的问题，现代化产生的矛盾和问题的叠加性不强，带来的难度相对不大。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场景是宏大的，特别是从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事业更加宏伟壮丽，也更加艰巨复杂。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市场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所有领域叠加进行的现代化。这种叠加性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这种叠加性表现为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最为复杂的叠加。中国的工业化是新型工业化，它不仅涉及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关乎全球众多国家的产业链条，而且产业体系还在不断升级迭代。我们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它不仅涉及全世界最多的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而且其所有的权利都会得到充分保障，包括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和政治权利等。农业现代化不仅涉及数亿农业人口进入现代化行列，涉及广大乡村的振兴，涉及粮食安全问题等，而且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这种叠加性还表现在其是在时空交错中进行的叠加。我们现在还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还要振兴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推进城镇化意味着每年还要从农村大量转移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乡村振兴也需要大量人才支撑，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民主性的现代化
谈及中国式现代化，一些国内外学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它是一种非民主式的现代化，是“威权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民主的现代化。实际上，这种认识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遍览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发现这是一个非民主化的过程，整个过程不仅充满着血与火，而且充满着对民众的政治高压与权利剥夺。德国学者鲁道夫·哈曼在1983年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是以大部分人民的巨大苦难和悲惨生活为代价取得的，社会不安定则被独裁政权或极权统治所制服。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几乎不存在民主的权力形式。”[3](P280)可以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并非建立在大众民主基础之上，而是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为基础实现的。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人民民主为基础。我们经常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1.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我们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为基础的。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体和政体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性。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不懈地实现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当家作主使中国式现代化真正能够实现以下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这一国体从根本上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不会成为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现代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更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发展的好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且，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所有重大战略决策以及安排都要经过全国人大审议，很多政策和制度安排都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中国式现代化在法律与制度轨道上平稳运行。
2. 中国式现代化是指向建设民主强国的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提出新“两步走”的战略设计，明确了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里有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建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理解民主的现代化强国？就是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体现在：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十分广泛，制度完善，实现了内容与形式、层次与结构都极为丰富的人民当家作主；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运行体系健全高效，各层次的协商活跃，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建构起了能够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有极高的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证了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有系统完整的广纳群贤、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能够把各方面优秀人才充分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建成了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目标，形成了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建立起了多层次监督体系，充分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这样一种政治文明在世界上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十分先进和有巨大吸引力的。
3. 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依法保障全体人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方面的权利都能够得到充分保障，很多协商和决策的事情都会涉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不仅如此，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权利的行使，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广泛政治共识，形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政治动力。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这种统一把民主的内在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群众会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以民主的和理性的方式解决遇到的各种难题，而不会出现不少国家以街头政治那种非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局面。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民意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性不仅有效回击了西方有些学者臆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威权主义的现代化”的谬论，而且也打破了所谓的“政治民主与高增长率不能兼容”的思想迷雾。美国学者R.M.马什在1979年指出：“在穷国当中，权威主义政体提高了经济发展率，而民主政体则确实像是有碍于发展的一种奢侈品。”另一位学者苏查特莫科在1979年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西方大多数发展理论家似乎都已接受并带有几分懊丧地确认：发展须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唐纳利在1984年认为，一个欠发达国家想要获得经济高增长率，就不得不接受一个致力于发展权威主义的政府。这就给发展中国家下了一个判决书：实现现代化就不能发展民主，民主是现代化的绊脚石。这个判决书是无效的，原因在于：其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民主是移植了西方的民主模板，并没有结合自身的国情，本来就是水土不服的制度，当然无法推动现代化的进程。这不能说明，民主不能推动经济发展，只是说明不适合国情的民主不能推动经济发展。其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是受西方经济体系控制的，西方发达国家本来就希望这些国家发展不起来，因此，就利用各种政治手段在这些国家掀起社会动荡。实际上，我们看到，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混乱的背后，都有西方国家的影子。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现代化，人民在充分享受民主权利的过程中推动着现代化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性的现代化
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4]习近平特别谈到，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事实也是如此。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法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埃万德罗·卡瓦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在过去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的元素，最近又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元素，并且越来越多地在制度、实践和思想中呈现中国文化的特征。”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又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哪些难题？
1. 中国式现代化具备破解人类社会发展诸多难题的强大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拥有人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遵循了人类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要遵循的普遍规律包括：要从传统农业走向工业化、后工业化，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习俗社会到法治社会。西方国家是这样的进程，中国同样如此。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一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城镇化发展。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所以，我们解决的关于现代化的重大问题都带有普遍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上，尊重人类不同文明的特性，能够融合不同文明优势，所以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其发展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文明大道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趋势，就是人类文明体现出来的共同价值和精神旨归。中国式不是说仅仅中国独有，而是通过中国的特殊性映照文明的多样性和普遍性。习近平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出场就追求文明的平等性和互补性，就是在推进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发展的，而不是像有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别的文明视作低人一等的文明，通过坚船利炮毁灭其他文明。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中国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对人类文明平等性的坚定维护，这种新形态的文明反对文明上的等级秩序化和优劣差别化，更反对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是促进人类文明美美与共发展的强大引擎。
2.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中众多谜一样的难题、悖论、困境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活力与社会稳定的两难抉择。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挖掘中华文明的特殊优势，使现代化进程既充满活力又保持稳定。西方现代化以其残酷性高压态势，压制着社会大众，使社会保持着基本稳定。在这种强制性社会稳定中，资本主义使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利用科学技术把生产力呼唤出来，在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在对外掠夺战争中实现了现代化。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对内残酷镇压工人阶级。在俾斯麦的操纵下，帝国议会在1878年10月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法令》，即“非常法”。对此，恩格斯在1879年3月指出：“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敢于认真对待宪法自由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7](P3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过程中既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性，又能够保持社会的活力性，稳定和活力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矛盾。有不少国家存在的问题就是有稳定性就缺乏活力，有活力就无序，就动荡不安。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始终把社会各种力量紧紧凝聚在一起。《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伊朗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切格尼扎德说：“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一度盛行，而中国共产党贡献了一种非西方的全新发展路径。”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还有一个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好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和诉求总会在第一时间得到充分满足，使社会矛盾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性。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不断续写着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文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家国情怀的理念。中国从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家就是国，国就是家，没有国哪有家？儒家也一直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己及人乃至国家和天下，这种情怀长期浸润着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血液。中国人民向来自觉服从国家号召，舍小家顾大家，做好自己，以国家为重。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人民群众能够做出自己的牺牲和奉献。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的第二个难题就是：政治治理的制度规范化与服务人性化的两难抉择。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一个科层制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有自己的运行规则，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与人民大众是日益脱离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科层制不是指一种政府类型，而是指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依照既定规则持续运作的行政管理体制。韦伯还认为，尽管科层制发端于普鲁士那样的官僚制国家，但是这种行政管理类型越来越盛行于所有的政治体制之中，不管是君主制还是代议制，甚至是所有承担大规模复杂行政管理任务的组织如商业企业、工会和政党等。科层制趋于一种非人性化、非情感化的发展，其特点就是冷冰冰的公事公办，在处理公务时，科层制成员只能按规则办事，而不能掺杂个人的好恶爱憎。其优势在于严格遵守规则制度，问题在于完全没有了人性的光辉。其实，这种科层制的内在矛盾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矛盾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无法解决的。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建立了公务员制度，这一制度既吸收借鉴了西方科层制的某些理念，也吸收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科举制的某些优点，同时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与西方的科层制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一方面使公务员制度更加完善，使制度的刚性更强；另一方面强调执行制度的这支队伍的人民性，是忠于人民的队伍，是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至上的理念，都要求刚性制度的执行必须人性化，公务员不仅是照章办事的办事员，更关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及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向各级领导干部强调要给老百姓当勤务员。这个传统，我们共产党人代代相传。2013年11月，习近平来到湖南西部贫困的十八洞村，不识字也不会说“官话”的苗族大妈石爬专把习近平迎入家中，非常客气地问习近平：“怎么称呼您？”习近平自我介绍：“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勤务员”这个称呼是共产党人的准确定位，它要求我们的每一名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决不能徇私枉法，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制度。同时，作为人民的勤务员，就要用最热情的服务态度、最真诚的感情来做好每一件事情。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的第三个难题就是：高速发展与人权之间相互冲突和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西方学者断言，人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无法兼容。唐纳利说：“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常人智慧认为，除非就非常长远来看，高速发展与人权在目前是互相冲突的。”中国式现代化恰恰相反，正是在高速发展中充分实现了人权，在保护和发展人权事业的过程中促进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党历来都重视人权事业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推进各类人权全面发展，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权利。2022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我们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我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继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对人权的保护与发展，中国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保障与维护，使现代化的动力强劲澎湃。
中国的现代化走到今天，已经越过了千重水、万重山，已经有了广阔的前进道路。但是，前进道路上依然还会有重重难关，还会有无数的“娄山关”“腊子口”，我们必须有强烈的风险意识，抢抓机遇，勇毅前行，奋力到达现代化的彼岸。
辛向阳，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