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在提出“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时，已经明言“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能否全面准确贯彻的关键，因为只有爱国者才能深刻理解“一国两制”的初心和真谛，让“一国两制”能够全面和准确实践、并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香港的繁荣稳定。
“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84中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因此，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加快培养爱国的政治人才、并把他们放在适当的位置上非常重要和迫切。邓小平在1984年10月曾提议：“在过渡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爱国力量在香港持续不断受到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排斥、打压和香港“主流”社会的歧视，难以发展成为庞大的政治势力。即便香港回归已经是既成事实，但英国人仍然拒绝与中方合作培养和任用爱国的政治人才，而且对中方在这方面的努力百般阻挠和设置障碍。与此同时，英国人却致力扶植华人公务员、亲英人士和反共反中分子成为政治人才，意图迫使中方在回归后在爱国政治人才短缺的情况下不得不起用英国人精心培育的政治人物。在形格势禁的情况下，中央在回归后只好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起用那些经由英国人提拔的政治人物，致使爱国人士在特区管治架构中的数量寥寥可数。再加上部分那些担负管治香港的主要责任的人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爱国人士有着不同程度的怀疑和抵触情绪，所以对爱国力量在回归后的壮大和发展不但欠积极，反而诸多抗拒，对中央提出扶持爱国力量的要求经常阳奉阴违，甚至用尽办法“拖后腿”。在“不干预香港事务”的大原则下，中央也难以在香港大力开展壮大爱国力量的工作。相当部分在过渡时期积极协助中央“另起炉灶”安排香港回归事宜的爱国人士基本上也投闲置散。“爱国者治港”从而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不少爱国者心情抑郁不平，对特区的领导人心怀怨怼，对从政亦意兴阑珊。
在“爱国者治港”未能实现之同时，回归后香港的管治一直处于艰难和失效的状态，不但政治斗争此起彼落，政局长期不稳，政治体制不受尊重，管治精英不受信任，政府威信持续低下，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举步维艰，社会民生深层次矛盾愈益恶化。更为严重的，是在危机和困难重重的环境下，不少肩负管治任务的人员除了表现出管治意志、能力、担当和勇气不足外，他们还缺乏“国之大者”的襟怀、视野和承担，没有能够在重大事务上从国家民族的安全和利益的视角思考和处理问题，反而往往倾向从狭隘的“香港本位主义”出发，对内外敌对势力百般姑息和讨好，甚至罔顾因此而对国家民族所造成的损害。再有就是，由英国人扶植的反对势力在香港回归后更不断壮大，肆无忌惮宣扬反共反中意识，处心积虑阻挠“一国两制”的实践，锐意打击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恶意攻击和诋毁爱国人士，和挑拨离间香港人与中央和内地同胞的关系。随着时间的过去，反对势力愈趋偏激，而且与外部势力深度勾连，共同形成了一股越来越庞大的危害“一国两制”实践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反中乱港”力量。过去十多年，内外敌对势力更策动了一波又一波、带有“颜色革命”内涵和目标的大型政治运动。
爱国力量薄弱以及备受特区管治者的贬抑和反对势力的围攻，使得“爱国者治港”原则无从体现，这毫无疑问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难以全面准确实践的最重要原因。201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的白皮书，特意重新强调“爱国者治港”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大意义。它指出：“‘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这就是邓小平强调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内的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爱国是对治港者的基本政治要求。如果治港者不是以爱国者为主体，或者说治港者主体不能效忠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就会偏离正确方向，不仅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维护，而且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广大港人的福祉也将受到威胁和损害。”
尤为重要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把香港回归后所碰到的重大困难和动乱归咎为“爱国者治港”未能充分实现。2021年1月27日，习主席在听取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述职报告时强调：“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一个深刻道理，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得到有效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各种深层次矛盾才能得到有效解决，香港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021年2月22日在“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发言时坦率承认“爱国者治港”在香港回归二十多年后尚未实现这个基本事实。他表示：“反中乱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兴风作浪、坐大成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尚未真正形成稳固的‘爱国者治港’局面。”
至此，为了确保“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践、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以及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央不得不把尽快实现“爱国者治港”提升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在中央眼中，管治香港的政治人才的能力和才干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心态和人格特征，特别是他们是否怀抱“国之大者”的胸怀和抱负。如果一个人不是时刻心系家国，并以报效国家民族为个人的光荣和使命，则这个人便不可能是一名合适的治港者。因此，过去两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多次对肩负治港责任的爱国者提出有关思想和人格上的严格要求。
在上述的2021年2月22日的研讨会上，夏宝龙强调：“凡是治港者，必须深刻认同‘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旗帜鲜明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充分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正确处理涉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有关原则，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坚守‘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坚持‘爱国者治港’是关系到‘一国两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他进一步指出，爱国者和反中乱港分子在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一是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不从事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活动是对爱国者的最低的标准。二是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国家不是抽象的，爱国也不是抽象的，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这个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里，可以允许有不同政见，但这里有条红线，就是绝不能允许做损害国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事情。“一个人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却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那岂不是自相矛盾？”“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并强调“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就理应先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夏宝龙表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在爱国标准上，对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肩负管治责任的人士来说，理应达到以下几点要求：一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二是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掌握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的人必须勇敢站出来，站在最前列，把维护“一国两制”作为最高责任，同那些挑战“一国两制”原则、破坏“一国两制”实践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三是胸怀“国之大者”。要站在这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国家发展全局，谋划香港的未来，办好香港的事情，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四是精诚团结。把全社会的正能量激发出来，从而形成爱国者治港的强大力量和声势。
夏宝龙2021年7月16日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讲话时表示。新的形势和情况对治港的爱国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不仅要爱国爱港，还要德才兼备、有管治才干。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想干事，还要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一是善于在治港实践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做立场坚定的爱国者。二是善于破解香港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做担当作为的爱国者。具有战略思维和宏阔眼光，注重调查研究和科学决策，勇担当、敢碰硬、善作为，逢山能开路、遇水能架桥，消除影响香港社会政治生态好转的各种痼疾，冲破制约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种利益藩篱，有效破解住房、就业、医疗、贫富悬殊等突出问题，不断提高特别行政区治理能力和水平。三是善于为民众办实事，做为民爱民的爱国者。树立市民至上的服务意识，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解市民之所困，始终贴基层、接地气。特别是要聚焦广大市民关注的事，花大力气采取务实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每年办几件让广大市民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事，以施政业绩取信于民。四是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做 有感召力的爱国者。五是善于履职尽责，做有责任心的爱国者。对新选举制度下产生的管治者，广大市民期待很高，各方面都很关注，希望他们展现出新气象新风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工作的实际成效来赢得广大市民的口碑，不辜负中央的期望。”2022年3月9日，夏宝龙在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时再就爱国治港人员的精神状态提出标准。他表示，爱国者要做到“五有”：有情怀、有格局、有担当、有本领、有作为，维护国家安全，推动香港发展。
毋庸讳言，中央对肩负管治香港任务的爱国者之所以谆谆提出期望，其实是对回归以来香港的管治者在思想心态和工作表现上有所批评，尤其是他们在应对“占领中环”、“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等特大危机时所呈现的胆怯、不足和缺失。同时，中央也表明中央决心加大力度培植、组织和起用爱国政治人才，以确保“爱国者治港”得以充分实现。
2019年10月31日，中共第19届四中全会决定要“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对此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作出阐述：“以爱国者为主体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必然要求。必须确保行政长官由中央信任的爱国者担任，符合爱国爱港或爱国爱澳、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香港或澳门社会认同等标准。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也必须以爱国者为主组成。行政长官领导的管治团队作为治理特别行政区的第一责任人，需要不断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当前，港澳内外环境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管治也面临不少新问题、新挑战，更加需要特别行政区政府敢于担当，善于作为。”
要尽快和充分实现“爱国者治港”，加大力度培育和起用爱国者的政治人才，已经是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的当务之急。为了有效推进这项重大和复杂的政治工程，中央必须发挥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而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则需要积极和诚心予以支持和配合。为了顺利开展这项已经迟来了的政治工程，一系列急迫的工作必不可少。
首先，“反中乱港”势力必须要从香港的选举过程和管治架构中彻底驱逐出去，杜绝他们利用香港的政治体制培育接班人，让有志从政的英才对“反中乱港”分子“怕而远之”，最后是要完全消灭“反中乱港”势力，让越来越走向灭亡的“反中乱港”势力没有能力阻碍爱国者政治人才的成长和壮大。香港国家安全法和特区选举制度的深刻改革在遏制和取缔“反中乱港”分子上已经取得赫赫成果。为了完成爱国政治人才培育的大业，在未来一段颇长时间内，遏制“反中乱港”分子的高压态势不能放松。
第二，必须防范和抵御外部势力破坏爱国政治人才的培育。毫无疑问，外部势力会不断对爱国人士及其家人朋友进行抹黑、利诱、威逼、诋毁或制裁等不道德手段打击爱国者政治人才，阻止他们加入爱国阵营、迫使离开或背叛爱国阵营、削弱他们的政治威信或政治能量。海外媒体、外国政府和政客、西方智库、社交平台和潜逃在外的“反中乱港”分子在此发挥很大的破坏作用。特区政府可以制定具针对性的法律来打击这类损害爱国政治人才培育的行为。
第三，对于爱国政治人才的培育和任用必须有顶层设计和由此而衍生的制度、政策和机构，不能假设有了香港国家安全法和新的选举制度后爱国政治人才便会大量涌现。中央和特区政府有需要拟定一套长远的发展和任用的战略和部署，并与爱国力量一起联手推进。这套战略应该包括人才的物色、鼓励、分类、培养、考核、监督、任免、调配、纪律处分和问责等方面。由于国际形势愈趋复杂严峻，而特区管治的管治工作又愈趋繁复和艰巨，爱国政治人才的视野、魄力、担当、勇气、定力和智慧至关重要，尤其是他们对国家、中央和特区的忠诚和他们与外部势力斗争的意志和能力。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的翘楚可以成立一个总揽全局的最高机构，统筹和协调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并因应工作成效和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爱国政治人才培育和发展的战略和部署。
第四，中央官员、特别是中央驻港官员，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和爱国力量的领导人应该利用与社会各界密切接触的机会物色和鼓励有从政意向和能力的人士。部分经常在媒体和公开场合曝光、活动和发表意见的爱国人士应该具备成为爱国政治人才的潜质，因此应该是关注的对象。“反对派”人士当中有才干者，如果愿意接受香港的宪制秩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体制，亦应该是罗致的人才。当然，也有需要建立有志从政人士“毛遂自荐”的途径，避免出现有政治价值的“漏网之鱼”。
第五，可以把中央和特区政府所掌管的政治职位分为不同类别和等级排列成为政治事业发展和晋升阶梯，把有政治潜质、政治能力和从政意向的爱国人士分配到不同职位上进行锻炼，并在严格考核他们的表现后决定是否对其作进一步的发展和提拔。中央所掌管的政治职位主要是全国人大港区代表、全国和各级地方政协委员、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以及各类国家级和地方级的机关、机构、组织和团体的职位。香港特区政府所能掌握的政治职位为数不少，包括主要官员、法定机构的管理人员、咨询组织的成员、地区团体的负责人等。
第六，应该在中央与特区政府掌握的政治职位之间建立“旋转门”，让爱国政治人才得以在两类职位之间流动，从而让爱国政治人才能够取得在内地和香港从政的经验，提升他们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这会有利于推动内地与香港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特区政府公务员对国家的认同。
第七，鉴于相当部分爱国政治人才不一定把从政作为终身事业，并倾向游走于政治职位和非政治职位之间，如何保障他们可以同时兼顾政治事业和非政治事业便十分重要。因此，在政治机构和非政治机构之间设立“旋转门”便不可或缺，“旋转门”可以让爱国政治人才不在政治职位时得以在商业机构、智库、大专院校、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团体任职。在政治政治人才培植上，那些非政治机构更可以成为爱国政治人才的“蓄水池”或“人才储备库”。相对于香港的私人商业机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应该更能发挥重要作用。那些由爱国人士领导的商业和民间机构也可以积极作出贡献。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的领袖应该大力鼓励、奖励和支持非政治机构参与爱国政治人才培养和任用的工作。
第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显示，智库在培养政治人才上发挥显著的作用。除了作为政治人才的“蓄水池”或“人才储备库”外，那些专注国际事务、国家发展、香港政治状况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智库更是政治人才的“摇篮”，让政治人才茁壮成长，并为中央和政府源源不绝提供政治人才。遗憾的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香港智库的发展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研究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往往流于“理论”和“空谈”，与实际情况脱节，又不一定能够切实考虑到政府的能力和局限、特别是在财政方面。中央和特区政府一方面要在政府内部设立强大的研究单位，也要大力扶持民间智库的发展，包括向智库提供经费、鼓励大型商业机构和民间机构资助或赞助智库的工作。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央和特区政府可以加强与智库交流合作、为他们提供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材料和协助，这样不但对它们的研究工作有帮助，也会让它们的研究能够更能合乎政府和社会的需要以及更具备实际可操作性。
第九，公务员体系应该作出改革，减少其封闭性，让外界的政治人才可以直接进入公务员体系的高层任职。长期以来，高层公务员绝大多数都由内部晋升而来，外界人士要加入公务员队伍一般只能从低做起。如此一来，公务员队伍颇为封闭，形成一套独特的公务员文化，讲究稳妥、程序和合法，缺乏创新精神和勇气担当，久而久之与社会越来越脱节 ，也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近年来，公务员队伍的工作表现乃至其纪律性屡受诟病，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从爱国政治人才培育的角度来说，高层公务员也应该是政治人才的来源之一。应该把公务员队伍的高层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开放，政府部门的领导职位可以向外招聘，让外面的人才在政府内部发挥作用，引入创新思维和知识，打破过往高层公务员因循守旧、谨小慎微、和怯于担当的陋习，让他们更能担当策划、参与和推动制度和政策改革的工作。政务职系一直是公务员队伍的核心，素有“天子门生”的称号，负有制定政策和掌握政情民意的责任。政务官人数不多，大概一千人左右，拥有独特的和不断在职系内传承的精英文化，内聚力强，具排他性，内部繁殖，并执掌大多数政府高层职位。在过去“公务员治港”的格局下，政务官作为一个“封闭”的、自诩为“通才”的群体发挥领导和协调整个行政机关的关键作用。然而，当香港在回归后面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形势和香港内部局势时，政务职系人员作为政府领导人的缺点和不足也就表露无遗，尤其在视野、勇气、魄力、担当、专门知识和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责任感方面。事实上，随着主要官员问责制的引入，制定政策和统筹协调整个政府工作的职能已经从政务官转移到政治任命的问责团队，因此可以通过开放政务体系，从政府内部其他职系、社会上和外地招揽人才以达到更新和强化的效果。反过来，一个开放的和奋发有为的政务体系也可以为爱国力量源源不绝供应政治人才。
第十，不单政务职系有需要改革，就连整个公务员队伍也有改革的必要。有志从政的爱国精英应该有机会直接短期进入公务员队伍的高层工作，同时为那个颇为保守的队伍注入新活力和新思维。同时，那些爱国精英可以从中积累行政经验，为他们日后的政治事业添加优势和资历。
第十一，要鼓励和支持爱国者更多组织起来参加各类选举活动，让选举委员会、立法会、区议会或其他地区团体的爱国者能够通过选举更密切联系和服务社会各界和基层民衆，从而扩大、强化和巩固爱国力量的群衆基础，让“爱国者治港”更得民心、更能反映民意。毋庸置疑，参与选举是培育爱国政治人才的有效手段，而经历过选举“洗礼”和考验的爱国者会肯定是治理香港的政治人才的重要来源地。以参与各类选举为主要工作的爱国团体和社团应该得到中央、特区政府和整个爱国阵营的关顾和支持。
第十二，媒体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占有显赫位置，是培育爱国政治人才的重要地方。一方面要从媒体招揽政治人才，另方面则要把那些有潜质的爱国者分配到重要媒体之内进行磨练。爱国阵营急需那些能够与香港和海外人士沟通、讲好国家和香港故事、驳斥敌对势力造谣抹黑和为香港争取到话语权的爱国干才。
第十三，回归后，香港的地区和基层组织和网络处于散乱和荒废状态。原因有几个：其一是特区政府没有适当投放资源构建地区组织和网络，而原有的组织和网络又在得不到政府重视的情况下愈趋废置，难以发挥政治组织和动员作用。其二是地区和基层爱国团体虽多，但群众基础不够广阔和扎实，资源有限，缺乏统一领导。虽然中央和特区政府对它们有一定影响力，但难以依靠它们成为坚实和有力的政治力量。其三是反中乱港分子在地区层面也具有相当的实力，2019年在“修例风波”期间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更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香港国家安全法实施后，区议会内的反中乱港分子基本上已被肃清，但他们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地区内仍有影响力。为了培育爱国政治人才，中央和特区政府有必要加强地区和基层组织的建设，包括适当下放权力和投放更多资源，同时加强对它们的领导和协调，让它们成为那些有紮实群衆基础、擅长群衆工作的政治领袖的来源地。
第十四，毋庸置疑，爱国政治人才必须在实战锻炼中产生和成长，但正规、基础和理论训练也不可或缺，特别在提升政治人才对国家、“一国两制”、基本法、香港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的认识。特区政府新成立的公务员学院可以担负部分培训工作，其培训课程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可以对外开放。中央和特区政府也可以通过与内地和香港的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合作设计和成立各种课程来培训爱国政治人才，包括因应环境和形势变化而推出的短期培训课程。
最后，用不同方式把爱国政治人才组织起来，对他们的培训和任用非常重要和有利。香港不太需要那些擅长“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而是那些能够与其他人团结起来、遵守纪律和一致行动的政治人才。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领袖因此需要协助和扶持各类政治组织和政治网络的发展，并把它们与其他爱国团体和领袖纳入一个广泛的、以爱国者为主体、拥有相当的精英和群众基础、并接受中央的领导和指导的“管治联盟”之中，并让这个“管治联盟”成为肩负主要管治职责的爱国者的坚强后盾和人才的来源。
总而言之，培育和任用爱国政治人才关乎“一国两制”的千秋大业，急不容缓，时不我待，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必须努力和合力推进这项政治工程。
刘兆佳，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曾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