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随着国际形势不断恶化，中国要想实现经济稳定增长，难度越来越大。

要想实现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必须减少社会成本，把各种资源用于创造财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上面，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增长才有底气。

首先，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有利于巩固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认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中国经济的质量越高。在一些地方财政预算报告中，把服务业所占比重单独列出，认为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大，说明经济结构越好。一些城市甚至把金融服务业作为支柱产业，认为发展金融服务业，可以为企业筹措更多的资金，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而言，不能照抄照搬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利用市场经济的外部性，通过发展金融产业，收割其他国家的财富。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由一个国家自然禀赋和生产力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中国应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各地根据自己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制定服务业发展规划。假如为了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盲目地发展服务业，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现象。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服务业分为生产性的服务业和消费性的服务业，生产性的服务也可以促进生产，而消费性的服务业则可以促进消费。发展生产性的服务业，对于扩大生产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发展消费性的服务业，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经济出现问题。

不可否认，分期付款等信用消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如果鼓励寅吃卯粮，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譬如进口遇到困难，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会面临严峻考验。当务之急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生产效率，巩固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创造更多的财富，确保中国经济良性运转。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中间服务行业完全可以被取代。譬如，国家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网络，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些依靠“信息不对称”发展起来的中介服务，应当逐渐成为历史。

第二，中国经济结构具有显着的特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坏。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本高低，直接决定社会成本合理与否。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必须牢牢把握改革的大方向，把不断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费用作为改革的目标，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作用，解决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叠床架屋的问题。

中国电力市场改革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中国在电力市场改革的过程中，采取的是“抓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改革策略，通过建立电力交易市场，发现价格，降低交易成本。但是现在看来，这项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掣肘，改革有可能会被彻底扭曲。当前在一些地方试点组建所谓的电力销售公司，在国家电网之外，组建大大小小的电力销售市场主体。这样的改革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在我国发电企业和用电企业高度透明，改革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建立自动化的交易系统，解决我国电力交易成本问题。

通俗地说，发电企业的发电价格，可以在国家电网上直接显现出来，而电力需求企业可以把自己的需求价格直接通过国家电网公布出来。国家电网经营部门，可以根据供需状况，提供电子化的匹配交易服务系统。

第三，数字社会要求建立数字经济体系，同时也要求建立数字政府，解决行政机构人浮于事问题。

行政管理中，一些政府部门为了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会不断地制造问题，强化自己的存在感。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釜底抽薪，通过减少政府部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数据库，一竿子插到底，彻底解决行政结构不合理带来的社会成本居高不下问题。

国家可以考虑加快行政机构改革步伐，进行必要的机构合并，在一个城市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局，减少各个城区的管理部门，减少数据统计分析环节，在一个大屏幕上，显示整个城市数据运转情况。

从已经组建数据管理部门城市的运转情况来看，由于各种数据集中到数据管理部门，因此，许多部门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数据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直接收集城市运转的各项数据资料，并且利用数据库进行数据的分析整理，及时发现问题，供决策部门使用。

减少城市行政部门，一方面可以节约行政开支，把大量资金用于创造财富上面；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居民的负担，避免出现扰民现象。

“让数据多跑路，人员少跑路”，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口号。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数据库，解决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精兵简政，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事实证明，科技进步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只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解决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一定能减少社会费用，把更多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

过去中国是国富民穷，现在强调共同富裕，减少社会成本，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大幅度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减少国有企业的交易费用，中国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