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讨论，必将涉及思维方式的问题，因为思维方式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凝聚或内核。换句话说，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
任何文化现象（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从事文化活动的社会主体创造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也是由社会文化主体的需要所决定的。在我们这个民族的长期发展中，既然有一个被称为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的东西，那么，这个社会的文化主体又是用什么方式创造和评价一切文化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不从思维方式问题开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思维决定了传统文化。
这当然不是说，传统思维方式如同文化史上所说的“先天图”那样，是先验的或自来如此的，恰恰相反，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但是，当一定的思维方式经过原始选择（这里有复杂的原因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不详述），正式形成并且被普遍接受之后，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成为一种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程式和思维定势，或形成所谓思维惯性，并由此决定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这种稳定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和程式，就是传统思维方式。它是传统文化的母胎。作为社会主体共同接受的思维模式，如同中国的语言结构一样，具有“共时性”特点。
我所理解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从认识意义上说的，也就是从哲学认识论的层次上说的。但这是一种广义的认知，不仅包括主客体的对象性认识，而且包括本体论的存在认知和评价认知，既包括自觉的理性认识，也包括非自觉的非理性认识。思维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一种认识过程或心理活动，但是任何认识过程或活动，都必须从一定的既成的思维模式出发，按照一定的思维程序或定势才能进行，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群体的。这种“共时性”的思维方式在“历史性”的发展中，保持自身不变并深入人们的心里，由自觉的思维活动变成不自觉的习惯性思维，由自觉的意识变成不自觉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就是所谓深层的心理结构。总之，心理结构是从社会心理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说的；思维方式则是从哲学认识论或逻辑结构的意义上说的，二者不可能截然分开，但是又有层次上的区别。
我这里所说的传统思维方式，主要是指古代而言。
如果说，传统思维方式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是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就其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就其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其他种种特点，都是在这一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就经验综合性特征而言，它和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即缺乏必要的中间环节和中介；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化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就意向性特征而言，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它的对象因素，但这种主体因素主要是指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它并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我们说传统思维是意向性思维，只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价值论的或意义论的，而不是认知型的或实证论的。
一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是，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系统化思维。在这一思维框架中，道、气、太极、理是代表整体或全体的基本范畴；阴阳、五行、八卦等等则是这一整体的基本构成要素。传统思维强调结构–功能，而不是实体和元素，这一点已被许多研究者所承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思维是一种有机循环论的整体思维，而不是机械决定论的整体思维，这一点同西方古代的整体思维是有区别的。它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系统，构成这个整体系统的又有许多小系统，每个系统又由不同部分所构成，整个宇宙自然界就是由这样的部分所构成的系统化整体。
《周易》提出了整体论的初步图式，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统统纳入由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并且具有初步的时空态和自我调节作用，但它和占筮等宗教迷信尚未分开。《易传》进一步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整体观，和空间方位、四时运行联系起来，以“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有机论为其轴心，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模式，为整个传统思维奠定了基础。道家所说的“混沌”和“朴”，也是原始未分化的整体。混沌和朴的破坏，便出现了世界和万物，开始从无序走向有序。后来，八卦和混沌思维被太极（道、理）和阴阳五行思维所代替，标志着有机整体思维模式的正式完成。经过两汉经验论和玄学、佛学的本体论，直到理学范畴体系的完成，这一思维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而是更加完善了。
“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它不是自然机械论或因果论，而是有机生成论和目的论（并非西方那样的神学目的论），即不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架自动机，而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天地以生物为心”，“道体流行”，具有“生意”，自然界是一个有结构–功能的统一整体，人则“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从而能“为天地立心”，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这一整体的具体体现。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二者具有同构性，即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它也不是西方那样的身心二元论，把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看成两个实体，而是身心合一、形神合一的结构–功能系统，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是完全统一的。表现在思维模式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形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
在传统思维中，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道家倾向于把人自然化，儒家倾向于把自然人化，但他们都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气相通、一理相通的。老子的“四大”，《易传》的“三才之道”，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早期表现，而董仲舒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天人感应论，则提出了更加系统更加完备的整体模式，对后来的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学家的宇宙模式和“天人一理”、“天人一气”的“天地万物一体说”，正是这种整体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思维，并不是以认识自然为目的，而是以实现真善美合一的整体境界为最终目的，因此它导向了主体意向性思维，而不是对象性认知思维。
如果说，整体思维是横向思维，那么，它的纵向发展则表现为辩证思维。传统思维并不重视形式逻辑的无矛盾或同一律（即A是A，不是非A），却善于发现事物的对立，并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即A既是A，又是非A），以此求得整体系统的动态平衡。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一切都处在对立中，一切对立又是转化的，所谓“以柔弱胜刚强”，并不是不要转化，而是为了转化，这正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庄子不但看到了对立和转化，而且用无待的“道枢”超越一切对立，取消一切转化，实现绝对统一。《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相摩”、“相荡”看作是发展的内在动力，用“阴阳不测”表述这种变化。这一切在以后的发展中，又被归结为“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但是这种辩证思维一方面说明了整体系统的有序化原则，另方面却又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老子的“吾以观复”、“复归其根”，《易传》的“复其见天地之心”，直到阴阳相推、五行相生的自然历史演化论，都把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看成是无限的往复循环，在思维方法上，则表现为循环论证、阴阳互补、天地互为根、一两互为因果，如此等等。
重要的是，一切对立都以统一、和解为最终结果。它缺乏对立的冲突和批判否定精神，表现了传统思维求稳防变的重要特征。老子一方面主张对立转化，另方面却以“和”与“常”为最高原则，“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和其光，同其尘”，即在对立中求和解，在动中求静。儒家则更强调和谐统一，孔子的“扣其两端用其中”以及无过无不及的“中庸”观，就是以调和对立，实现中道为原则。《易传》最主张对立冲突，但“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的地位却是不变的。传统思维的原则是，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变化中求不变。“常道”作为思维的根本原则，居于对立之上，一切对立和变化都是在这一原则下的自我调节。因此，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目的，是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和常态，这就是整体稳态平衡的思维方式或模式。
二
整体结构作为思维的基本模式固然是在经验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必须经过思维的飞跃或超越，才能进入整体或全体，这就是直觉思维所要解决的。因此，直觉思维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
传统思维的整体模式即“大全”，既不能用概念分析，也不能用语言表达，无论是庄子的“道”、玄学家的“自然”（无），还是理学家的“太极”，以至理、气、心、性，都是如此，因此对整体的把握，只能靠直觉顿悟。它既不同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直觉，也不同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直觉，它是中国人所特有的超理性的体验式的直觉。
直觉思维的特点是整体性、直接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它不是靠逻辑推理，也不是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思维中断时的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这正是传统思维的特点。就是说，它不是以概念分析和判断推理为特点的逻辑思维，而是靠灵感，即直觉和顿悟把握事物本质的非逻辑思维。这当然不是说，它不运用逻辑思维，而是说，它不是自觉地或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而是把直觉作为认识本质、本体的主要方式。道家最先提出了直觉思维的问题。“道”作为无形无名的“常道”或“莫得其偶”的绝对，是不能用名言、概念所能认识的，只能靠直观或体悟。庄子的“心斋”、“坐忘”，就是提倡“唯道集虚”、“同于大通”的超理性直觉。“心斋”是排除一切知识之后，对于“道”的全体把握；“坐忘”则是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道家的反逻辑主义倾向是明显的。儒家虽然提倡“学思”、“慎思”、“类推”、“思通”，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逻辑思维，但其“一以贯之”、“下学而上达”、“反身而诚”，也有直觉思维的成分。
在直觉思维的发展中，中国化的禅宗起过重大作用。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顿悟法，把直觉思维发展到极点，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它强调刹那间的非逻辑的直接解悟，主张扫除一切思虑和语言，取消一切概念性认识，提倡完全的自发状态，以“无念为宗”、无思为思，在超时空非逻辑的精神状态下实现绝对超越，进入本体境界，这被认为是最高的智慧。这不仅是逻辑思维的中断，而且是任何空间和时间思维的中断，这种“超言绝虑”的直觉顿悟，虽然同儒家的自我超越有所不同，但这种思维方式却被理学家吸收了。
理学家以“太极”大全为本体存在，包含了宇宙人生的一切真理，不管这个本体被说成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实际上都是先验的。对这个本体的认识，也是通过直觉顿悟实现的。理学家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都很强调“思”的作用，但最后都要经过顿悟这个环节，才能完成心理合一、天人合一的整体认识。只是理学派把经验知识的积累作为必要条件，最后实现“豁然贯通”，即由渐而顿；心学派则主张当下承当，“立其大者”、“点铁成金”。这种直接简易的思维方式，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这就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点，这一点在现实中还能常常看到。
直觉在思维中的作用，决不可忽视，它是逻辑思维所不能代替的，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这一点已受到现代思维科学的重视。但它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
与直觉思维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还有意象思维，这也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它是从具体形象符号中把握抽象意义的思维活动，集中地表现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2]以及“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3]等命题中。《周易》为传统文化奠定了基本的思维模式，其中也包括意象思维。由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组成的卦象，既是一个整体结构系统，又是一个象数符号系统，即由象数符号表现其整体意义。这里所谓象，不完全是具体形象，它是代表某种意义的卦象或物象，具有借喻意义。因此，确切地说，乾、坤等等是象，说出或写出（文字）的乾、坤等等，则是言；所谓意，则是语言所指称，物象所代表的抽象意义。这里，言和象是“能指”，意是“所指”，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意义是思维的内容。传统思维并不重视语言的逻辑分析，却很重视语言所指称的抽象意义或本体意义；不重视运用逻辑语言，却很重视形象语言（玄学家称之为“妙言”）。在传统哲学看来，语言产生于物象，又是表达物象的工具。但物象又表现了无形无象的本体意义，语言只能间接地通过形象表达本体意义；语言本身只是符号，并无意义（言不尽意派），或者说，语言所指称的意义，必须通过“象”这个中介。所以中国人很重视“意在言外”、“意出言表”，也就是所谓“钩深索隐”。
这种把感性形象与抽象意义结合起来的符号性思维，既不同于感性的知觉表象，又不同于理性的抽象概念，它是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抽象意义的意象思维。中国语言的文字符号向来具有形象和意义双重特征（不能等同于象形文字），语法结构也比较特殊（它注重于主词而不是谓词），用这种文字表达思维，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和形象特征，即在形象符号中隐藏着某种意义，这意义也就是本体存在。在这里，符号和意义、形象和本体、思维主体和客体对象完全合一了。
这种符号学的意象思维，除“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等表现形式之外，还通过图形和数学符号表现出来，所谓《周易》八卦先天图、后天图、洛书图、六十四卦方位图、圆图、方图、太极图、无极图等等，都是用数学符号组成的图象表现思维的（在民间还广泛流传着符篆一类符号图形）。这些数字图式被认为是思维信息的载体，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古代象数学，可说是意象思维神秘化的表现，言意之辩则是它的理论表现。
此外，还有其他非语言的表现符号，如动作、表情和艺术作品等等。禅宗的“直指人心”（“心”指“本心”即真如本体），除了借用语言文字，还靠某种动作语言如“手足运奔”、“扬眉瞬目”和“棒喝”之类。这实际上是一些特殊符号，借助于这些符号，能使人突然猛醒，顿悟成佛。后来理学家有所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说，如“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万物静观”、“以觉为性”、“以物为体”，以及王阳明的“狂者胸次”及其后学的“良知现成”，都具有这种性质，即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本体意义。所谓“眉头一皱”、“猛击一掌”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
总之，语言和符号只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只起桥梁作用，思维的真正目的在“得意”。得意需靠直觉顿悟，故不能执着语言，但又不能离开语言。因此，语言符号和直觉顿悟的关系只能是：“得意忘言”、“得鱼忘筌”。顿悟之前需要借助语言和形象符号，顿悟之后，这些都统统被扔掉了，这时，便进入了新的境界。
意象思维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中国美学中的意境说、哲学中的境界说，都运用了这种思维方式，即借助形象符号，达到超越的本体境界。它对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就更大了。
三
传统思维的一个根本特点，是本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向性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认知型思维，它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了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收缩的而不是发散的。
按照传统思维，主体自身是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4]，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以及“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5]，都是从主体自身出发而又回到主体自身的意向思维。它不是把自然界对象化而是把自然界人化或把人自然化，不是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进行反思，而是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直接返回到自身，从主体原则出发建构思维模式。其思维定势是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超越了自我，便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如果能反身而思之，便穷尽了天地万物的道理，体验到真正的精神愉快，这就是最高的情感体验“乐”。儒家所追求的“孔颜之乐”，就是这种自我反思型的情感体验，这被认为是人生的最终意义和价值所在。从思维的角度看，这又是自我体验型的反思行为，渗透了情感评价的因素。
在传统思维中，儒家的主体意向特征是明显的。道家重视自然，承认自然规律的存在，但是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模式中，它并没有形成外向型的认知思维，而同样表现为内向型的意向思维，即在自我体验、自我直觉中实现与自然规律的合一。老子的“见素抱朴”[6]，庄子的“体性抱神”[7]、“解心释神”[8]、“虚室生白”[9]都是存在认知或本体思维，即在自我直观或直觉中实现本体超越。玄学的“辨名析理”，虽主张概念分析，但最终是自我超越的本体思维，因此王弼承认有“不可名之理”，即自然本体。“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10]“自然”即人的本体存在，也就是人性。“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必求诸己。”[11] 即返回到自身。郭象主张实现“无心者与物冥”的“玄冥之境”，也是以“自知”[12]，即自我认识为其思维的根本途径和定势。
这同人性的认识和自我实现直接有关。儒家把社会伦理内在化，说成先验的道德人性。道家把超伦理的自然说成人性。理学实现了儒道合一，把伦理道德超越化，变成了自然本体。他们都主张自我认识、自我直觉、自我超越，通过意向性思维“创造”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都和情感体验分不开。
任何思维都不可能离开情感因素的参与和影响，它们是统一的，很难截然分开，这也是当代哲学所强调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以认知功能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没有任何区别。思维之所以不能和意识等同，就在于它是从认识的意义上说的。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合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而发展。
这里所谓情感，主要是从主体需要、态度和评价而言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一贯很重视喜怒哀乐（有所谓“七情”）等情感需要，并由此产生好恶等情感态度，进而产生善恶、美丑等等评价。这些影响了思维的整个进程和方向，使之变成了主体意向性活动。这种基于情感需要而形成的意向性思维，所要解决的是价值选择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是意义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先秦墨家和名家，或者是经验论的，或者是唯理论的，但他们都强调思维的认知功能而很少情感色彩，即不是以情感需要和评价，而是以事实和真假为其基本特征。但是真正对后世产生影响而被普遍接受的是儒道两家的思维方式。老子虽然提倡非情感的理性思维，但他所“非”的是儒家的社会道德情感，而不是自然情感，恰恰相反，他把情感和自然合而为一了。他否定仁义圣智，却主张孝慈，这就是证明。庄子和后来的玄学，虽有“无情”之说，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不要情感，而是出于情感而又超情感的本体体验，从根本上说它仍是意向性思维而不是对象性思维。至于儒家，不仅重视道德情感，而且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所谓“四端”之情，提升为思维的基本原则，同道德命令合而为一了。思维的主要进程，是如何使道德情感升华为普遍的道德理性，变成内在的本质存在，确立人的意义和价值，实现自我体验、自我直觉，这就是存在认知。一切对象思维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它的特点是，使思维具有明确的方向，充满了热情和力量，但是由于它是从主体的价值需要出发的，因此表现为价值判断性思维而不是逻辑推理型思维。
这一特征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思维的主导方面一直被延续下来。理学家所强调的理性思维，无非是把内在的道德情感超越化，变成先验的本体存在，以诚、仁等范畴表现出来，因而具有本体论的特点。他们所谓的“体用性情”之说，“主一无适”、“静中体验”和“诚明两进”之说，都是把情感和认知合而为一，引向道德人性的自我评价、自我认识，从而实现与自然法则、宇宙本体的合一，也就是把情感体验和本体认知合而为一。其特点是突出了思维的主体能动性和自主性，但是由于把思维引向了自我体验型的意向活动，其结果是既限制了情感的正常发展，又影响了认知功能的发挥。一方面，情感需要被理性化，缺乏感性的原动力；另方面，思维受制于情感，缺乏智力结构的运用和操作。其极端化的表现是，或者以情感代替理性，或者以理性压制情感。
四
这里还要谈谈历史思维的问题。谁都知道，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很重视回顾自己的历史，并善于从中引出所遵循的原则。这在思维方式上，不仅仅是社会历史观的问题，而且首先是文化历史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传统思维表现了缺乏超越性和非批判的历史思维的特征。
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中，一直具有历史的崇拜意识而缺乏怀疑、否定和批判精神。如孔子以“述而不作”为思维原则，孟子则“言必称三代”。道家提出回到原始自然状态的“真人”文化，庄子的批判精神是以否定一切文明的姿态出现的。两汉以后，由于独尊儒术，儒家“六经”成为神圣的经典，对儒教的归依便代替了宗教信仰，等等。人们只能在既成的思维框架中进行再思维，不能有根本的改造和创新。历史上虽然出现过一些批判的思想家，但寥寥可数，而且变成了“罪人”。
超前思维需要想象力和预见，创造性思维需要求异和探索，但二者都需要怀疑和批判精神，这些恰恰是传统思维所缺少的。只有墨家提出过以逻辑推理为前提的预测性思维，即所谓“前识”。道家和法家都是反对“前识”的，儒家基本上不讲“前识”和预测。如果说《周易》有预测性思维，那也是带有占筮的神秘性，后来的谶纬之学则完全变成了神秘主义。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虽然经过几个大的发展阶段，但基本上是在固有的思维模式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本来，辩证思维本身是批判的，直觉思维也是创造性思维，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前者服从于整体系统的稳定性需要，后者被主体思维定向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创造”。这样就出现了思维方式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追求和自我超越，另方面却是对历史的迷恋即缺乏超越。这当然不能用思维自身的原因去说明，但思维惯性的力量也是巨大的。
这不仅是一个巨大的传统，而且是一种权威崇拜和信仰。正是由于这种崇拜和信仰，使思维的创造性功能受到压抑而不能发挥。两汉的经验思维吸收了科技成果，有不少科学因素，但由于对圣人和经典的崇拜，终于走上了谶纬迷信。玄学思维表现了解放精神，但它不得不把“圣人”放在他们所真正继承和发展其思想的老子之上，而他们的本体思维也没有超出道家“自然论”的范围。佛教本是“沙门不敬王者”的宗教思维，但它终于变成了不仅敬王者，而且尊王者的世俗化宗教。理学思维则把理性和信仰真正合而为一了，它的每一个范畴和命题，都要从“经典”中找到根据，用“注释”的方法，阐明其思想。这种解释学，正是背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包袱。
思维既有空间性又有时间性，空间思维即“究天人之际”，表现为结构模式；时间思维即“通古今之变”，形成了历史发展。思维模式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又能超越现实的历史。它一方面表现为不断的怀疑、批判和否定；另方面运用理性、想象和科学信念，不断提出新的假设、理论和方案，这既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思维所固有的功能。但传统思维却停留在已有的历史结论和固有模式中，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权威的结论为信条，因而很难有真正的创造和发展。【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表现为新的权威崇拜，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教条化，当作圣人经典。只能注释，不能发展，唯上唯书，不敢怀疑，严重禁锢了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发展。】
传统思维方式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具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如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虽然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分析思维，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他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又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再如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都是重要的。至于辩证思维，在两极对立中把握辩证的统一，这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所有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传统思维的优点，在今后思维科学的发展中，可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它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因为它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要真正跨入现代社会，必须经过一个大的转换，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不能超越的。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所谓现代化，首先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转换思维方式，才能建设现代文化，也只有经过这个转换，传统思维中有价值的东西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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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第53-60页。
[1]《老子》四十二章。
[2]《易传·系辞上》。
[3] 王弼：《周易明象》。
[4]《庄子·齐物论》。
[5]《孟子·尽心上》。
[6]《老子》十九章。
[7]《庄子·天地》。
[8]《庄子·在宥》。
[9]《庄子·人间世》。
[10] 王弼：《老子注二十五章》。
[11] 王弼：《老子指略》。
[12] 郭象：《庄子注·人间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