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儒学本来属于中国传统学术，在当代中国，这些传统科目的国学、儒学日益受到重视。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国学、儒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积极实践的文化教育事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这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尽管当代中国大学已经创办了越来越多的国学院、儒学院、书院，大家正在努力推动国学、儒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而国学、儒学等中国传统学术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并没有独立的一席之地。那么，现代大学是否应该将国学、儒学等中国传统学术纳入到现代大学学科制度中来呢？我认为将国学、儒学纳入现代学科制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具体方案是，将国学增设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儒学则是国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将国学、儒学一道列入现代学科制度。
一、国学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
当代中国的学科制度其实是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移植西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学科制度建设，对中华文明的近代化转型和发展，功不可没，对整个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均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一变革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中国近代的学科制度建设比较显著的缺陷就是完全放弃了中国原来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制度。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的文明体，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制度。中国传统学术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包含着一套以中华文明为背景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但是，在近代学科制度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被西学的不同学科分解，这样，就使得拥有自己体系化的中国传统学科失去了其整体性、系统性，原来作为生命有机体学科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当我们用各门现代学科把传统国学分割之后，就已经失去了原来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和特点。这一种学科制度的不合理，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人才缺陷和知识断层，在急于推动富国强兵的近代中国，并没有被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所重视。但是，这一文化教育状况，在历史上就不断地受到许多知识界、教育界人士的质疑。这一情况，在今天进一步突出。大家注意到一个事实：当代中国正在全方位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带着自身文明因素而进入到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所以，中国崛起不仅仅是21世纪一个重大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历史事件，而应该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为人类的现代化文明发展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所以，当代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中国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其实正和中华文明的崛起有密切关系。我认为，对现代中国和世界而言，国学至少有四个层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国学能够为现代人的个体精神需求提供思想营养；其次，国学能够满足当代社会为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其三，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其四，国学能够为21世纪新的人类文明建构作出重要的贡献。国学如此重要，但是它在中国现代学科体制中，却没有一席之地。现在大学院系的分科，基本上是近代引进西学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学科分为理学、工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门类。尽管近些年各个大学纷纷创建了国学院，但是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内并无合法性的身份。所以，十多年来，许多学者、教育家均在不断呼吁将国学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希望这样可以保存国学知识内在的完整性，避免国学成为其他不同学科的材料，分解到其他不同学科中去。
学术界、教育界在讨论如何将国学列为独立学科时，往往要面临两个问题：“国学”这门学科是否成立？“国学”这门学科应该归于哪一个学科门类？我们的解答是：
其一，“国学”这门学科可以成立。关于这门学科是否成立的疑问，其实涉及“国学”是否具有学理的合法性。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有着自己的长处，譬如中国的知识传统具有整体性、实践性、辩证性的特点，由此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保持对其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的思考。国学作为这样一种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要保存国学知识内在的完整性，这是国学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依据。我认为，我们在确立国学的学理依据时，还可以参考西方大学的“古典学”概念。在西方世界许多著名大学都设立了古典学系。这个古典学最初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的特点是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分别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在西方大学,古典学一直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我们认为，“国学”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理解“国学”,完全可以将“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看。可见，“中国古典学”是“国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理条件：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形成了建立了自己特有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体系，建立“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古典学”还可以与西方的“汉学”相对应。尽管“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但是西方学界的“汉学”与此很接近。这样，“中国古典学”意义上的“国学”，其实可以与国际汉学做对等的学术交流，就能够满足知识共享、学术交流的现代学科的要求。“中国古典学”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其二，“国学”这门学科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多年来学界在不断努力呼吁国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且希望国学成为一个一级学科。但是，这个一级学科到底应该归于哪一个学科门类，则存在很大的分歧。各个大学的国学院、不同学科的学者，均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属于历史学，有的主张属于哲学，也有的主张属于文学。笔者曾经参加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学科会议，会上还讨论过将“中国古典学”即“国学”列为历史学一级学科的问题。如前所述，国学之所以要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就是希望要保存国学知识内在的完整性，使这一种原文化生态、有机整体的知识体系不被分解，如果将其归属于历史、哲学、文学的任何一个学科门类，都会有缺陷。
二、儒学是国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如果说国学应该成为一个学科门类，那么儒学则应该是国学中的一级学科，而且是国学系统中最为系统、最为成熟的一门学科，最应该、也是最容易纳入到国学门类中去的一级学科。
我们的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在中华传统学术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在国际学术界被称之为儒教文明，如果说国学是中华文明的知识化、学术化形态，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儒学当然是国学中最重要的一级学科。事实上，在国学或者是“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体系中，儒学一直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经、史、子、集的国学典籍中，只有儒学是贯穿到其中的每一个部类之中的学问。国学典籍中最重要的是“经部”，而“经部”的著作则全部是儒家经典。另外，儒家的价值观念、制度文化、学术典籍，在“史部”、“子部”、“集部”的国学典籍中所处的地位、所占的分量，均是最为重要的。
其二，儒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形成了最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儒学本来重视知识与教育，关注知识体系的建构。在孔子的原始儒学的知识体系、教学实践中，就将学习科目分为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正因为儒学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儒学在两千多年的演变中，不断衍生、开拓、发展出一系列知识学问，使儒学体系更为丰富、更为完备、更为系统。所以，经学时代的汉朝官方和学者将儒学分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学，设立博士专门研究。以后，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正宗的儒学又分成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清代时期，儒学又分成义理之学、训诂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的“四门之学”。事实上，上述每一种科目又可以分成更多次一级的科目。因为历史上的儒学本来就是一门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化知识体系。
其三，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深、也是最有现代意义的价值体系。儒学不仅仅是一套知识体系，也是一套价值体系。儒学重视知识教育，但是其教书始终与育人是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内圣）、做事（外王）。所以，指导人们如何做人（内圣）、做事（外王）的价值教育，就是儒学的根本。将价值教育融入到知识教育，或者是通过知识教育实现价值教育，这向来是儒学的长处而不是其短处。将国学、儒学纳入到现代学术制度、教育制度，当然也包括恢复儒学的价值教育，将这一种教书育人的传统引入到现代教育中来，以弥补现代教育的教书不育人的缺陷。
上述三个理由，我们认为儒学应该是国学中最重要的一级学科。当然，我们认为，除了儒学外，其他的国学内容，均可以根据其学科的重要程度和成熟程度，而逐渐进入到国学学科的门类中来。
三、国学、儒学成为中国大学独立学科的合理性
就在我们提出将国学增设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儒学是国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时，当代学术界、教育界的许多人士仍然存在许多疑虑：如果将国学、儒学等列为独立学科，是否与现代的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相容呢？我们认为，那种以为将国学、儒学列入到现代知识、现代教育的独立学科，会与现代大学的精神与制度不相容的看法，是对国学、儒学与现代大学有双重的误解，既误解了进入到学科制度后的国学、儒学，又误解了包容国学、儒学等传统学科的现代大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在这里不得不引入现代西方大学的例子，以说明将国学、儒学等列为独立学科，完全与现代大学精神与制度是相容的。
首先，中国大学增加国学、儒学的学科，与西方大学设置古典学专业、院系有相通的地方。在欧美一些著名大学设有古典学的院系。西方大学古典学院系的特点是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包括全面研究、传授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经典、考古以及历史、哲学、文学等学科的综合知识。其实，中国大学的国学就是“中国古典学”，国学院应该全面研究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体，传授中国古典的儒、道、释或经、史、子、集的综合知识，特别是传承许多已经成为“绝学”的学科知识，以培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学术的综合型人才。就在我们经常讲复兴中华文化的同时，我们的先祖创造的许多知识学问已经成为无人传承的“绝学”，我们的知识界、教育界必须有紧迫感，为什么现代中国大学不能够、不应该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呢?
其次，中国大学增加国学、儒学的学科、学院，与西方大学所设的神学专业、学院也有相通的地方。欧美许多著名大学有神学院，主要是开展对神学、宗教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西方的神学院分为大学体制内和大学体制外两种，它们的文化功能、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均有差别。相对而言，大学体制内的神学院与现代大学的精神和制度较为一致，不构成对大学的文化多元、自由思考、理性精神的对立。中国部分大学之所以应该设立国学院，包括相关的儒学的院系，设立相关的不同学科，同样可以满足、提升国家社会对国学以及儒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我们认为，中国大学体制内的国学院、儒学院与现代大学的精神和制度应该是一致的，完全不构成对大学的文化多元、自由思考、理性精神的对立。中国大学的国学院、儒学院等，应该是不同于民间书院、宗教团体的佛学院、道学院的研究教育机构，它们是一种与现代大学的文化精神、学术制度紧密联系的学科与学院。既然提倡上帝信仰的基督教神学院可以存在于现代西方大学，那么追求人间秩序、道德理性、人性天理合一的儒学院更加应该、更加可以存在于中国大学的学科体制中。
其三，我们还应该进一步看到，中国大学设立国学院儒学院具有中华文化的特点，并且特别能够表达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复兴的需求。本来，中国大学增设国学、儒学的学科与院系，就有与西方大学的神学院不一样的地方。中国的国学与儒学包含的道德人文主义、实践理性精神、经世致用追求，更加与现代大学的精神、制度相一致。如西方大学的神学院，一方面可以培养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研究和教学人才，另一方面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这是由西方基督教神学院的性质决定的。而儒学的价值教育是世俗的、理性的，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大学的国学院、儒学院的毕业生，一方面可以成为国学、儒学专业的研究和教学人才，另一方面则可以从事学校德育教师、社区或乡镇的管理人员、民政事务管理人员、社会基层干部等等，因为传统儒学天然地与道德教育、民间社会有着密切联系。另外，中国大学增设国学、儒学的学科与院系，还有一个与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神学的学科与院系不一样的地方。西方大学的古典学院、神学院必须是分列的，因为二者的学科背景、研究方法、人才去向完全不一样。而中国大学的国学院、儒学系则是相通的，包括学科背景、研究方法、人才去向可以一致，这恰恰是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的特点和长处，这也是我们反复呼吁建立国学、儒学学科的最重要的意义，即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复兴的需要。
总之，原来作为一个传统学科的国学、儒学，一旦进入到现代的学科体系和大学体制中，一方面可以恢复中国传统学术知识体系完整性、系统性，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呈现其潜在的文化价值和知识贡献，实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另一方面通过与现代学科体系对接，复活其具有现代性、普遍性的文化功能，实现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