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以后，最大的文化问题既要汲收西方现代性文化，又要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近代湖湘士大夫在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的时候，由于他们能够坚持对中国文化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立，将文化近代化转型与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结合起来，给当代的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湖湘文化；湖湘士大夫；
晚清以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汲收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晚清以来，湖湘士大夫所思考的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的思想历程与文化成果，仍然值得当代知识群体思考和承传。
一
晚清以来，湖湘士大夫在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同时，希望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所以，湖湘士大夫的许多杰出人物，从魏源、郭嵩焘到谭嗣同、杨昌济，他们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就在于他们深入思考并积极实践于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之中。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的思考与实践在特别的历史条件下一度中断，他们的许多独到的追求没有能够实现，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些问题仍然保留下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当代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面临一百多年前的同样问题：既一方面要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谓“改革”就是致力于中国制度文化的现代化变革，所谓“开放”就是从器物、制度到观念文化的外来引进。但是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知识界则面临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问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绝不是完全移植西方现代化的器物、制度、观念就能够顺利完成，而必须如杨昌济所言，“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所以，中华民族仍然面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这一重大的文化问题。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其实就是如杨昌济所说的，要使“吾国固有文明”，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而继续“大放光明”，这就必须首先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
但是，当代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似乎容易形成一个这样的常识见解：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因而西方文化既是一种现代化的文化，也是一种代表人类的普遍性文明，中国要完成现代化建设，就应该放弃自己文化的特殊性，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全面引进西方的普遍性文化。这种看法比较流行。当然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民族文化本位论者反对上述见解，他们持文化相对主义观而拒绝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文化，有些人甚至强调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不惜批判、放弃现代性文化。其实，上述两端的见解虽然竭然相反，却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立起来，然后选择其中的一端而排斥另一端。
从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过程可以发现，晚清以来湖湘士大夫所推动的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型并不是上述的两极看法，他们的许多想法、做法，恰恰是通过将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型与主体性建构的结合，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通。所以，近代湖湘文化的当代价值，首先应该体现在湖湘士大夫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探索中而所积累的经验、形成的智慧、创造的成就。当然，其中最为值得珍视的，是他们那种既坚决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又坚持张扬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文化态度，特别是他们在倡扬二者结合时所具有的十分睿智的文化探索。
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史上，湖湘地区湧现出一大批能够“睁眼看世界”、倡导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推动引进外来文化的积极推动者。从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之长技”并介绍西方世界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到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致力于对西方器物文化、科学技术的学习与引进；从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杨昌济力图效法西方的制度文化，推动中国近代化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建设，到新文化运动中易白沙、毛泽东、蔡和森的倡导、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并进一步学习、引进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以救中国，正是他们推动了晚清以后的中国近代化运动，特别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来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晚清湖湘士大夫的近代化追求，代表着中国文化近代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同样亦是当代湖湘知识群体学习、效法的典范。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批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湖湘士大夫，他们又是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的推动者。尽管他们倡导对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积极引进西方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但是他们从没有丧失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信念，他们积极引进外来的西方文化，最终只是实现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他们也是中国文化负面因素的反思者、批判者，他们之所以怀着沉痛的心情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希望实现中国文化的浴火重生。所以，从批叛、反思中国传统的负面性而言，湖湘士大夫的激烈程度是令人难忘的，如谭嗣同对中国传统三纲五伦的批判：“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i]但是，他们在内心中仍然坚守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与主体地位。那些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显得十分开放、激进的魏源、郭嵩焘、谭嗣同、宋教仁、易白沙等人，他们的内心世界中仍然信仰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特别追求唐尧虞舜、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与文化理想。他们所欣赏、推介、引进的西方近代化文化，其实是获得了他们内心的中国文化理念认同之后才得以引入的。从魏源、郭嵩焘对西方政治的推介，到谭嗣同、宋教仁追求宪政民主的实践，再到毛泽东、蔡和森、杨度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均体现为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但是他们之所以如此欣赏、追求、向往这些异域的文化，根源在于他们内心的文化母体——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他们在两种文化的双向选择中，完成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
由此可见，湖湘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首先在于湖湘士大夫将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与主体性重建的结合。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来说，我们仍然应该沿着近代湖湘士大夫的文化道路继续走下去，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文化使命。这既是使中华文化重焕生机的必然之路，同时也是使中华文化惠及人类的光明大道，即如杨昌济所预言的：“吾人能输入西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
二
湖湘文化的发展机遇、历史贡献，均是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建构、将别是其主体建构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回顾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湖湘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楚汉、两宋的文化发展之所以成就高、贡献大，就在于它们能够充分表达中国文化发展时期的主体性建构的要求。
在楚汉时期，湖湘地区产生了将中原道德文化与沅湘民俗文化相结合的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其典型代表是屈原的《楚辞》诗歌艺术，它们成为南方文化的经典艺术，并为两汉以后完全成熟的中华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可见，楚汉时期的沅湘文化为两汉以后成型的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个远离中原华夏文化的南蛮地区的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区域文化之一——南楚文化或沅湘文化，纳入到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一方面，屈原因“重华情结”而实现了南楚文化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沅湘地区的巫歌民俗因《楚辞》而成为中华文化的经典，在两千多年来一直陶冶着中华儿女的审美心灵。这就是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贡献！
两宋时期，由于中华文化长期面临外来佛教文化的挑战，如何汲收外来佛教文化的智慧与价值，实现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已经成为两宋以后儒家士大夫必须承担的最大文化使命。两宋时期湖湘文化崛起，就在于这个时期的湖湘士大夫参与到了宋明理学思潮的奠基、发展、总结的几个历史阶段之中，每个阶段均产生了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学派，如理学开山祖周敦颐，理学发展集大成的湖湘学派，理学总结者王船山，理学复兴者曾国藩。所以，宋明时期湖湘文化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勇敢承担、积极参与了两宋以后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特别是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即建立一个既汲收佛道文化的智慧与价值，又能够回归尧舜、周孔之道的主体性文化，从而完成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华文化进入到世界近代化潮流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面临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不仅是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中国，同时这种文化输入还与经济掠夺、军事进攻、政治殖民紧密相关，中华民族面临民族与文化的双重危机。湖湘文化在这个时期能够崛起，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区域之一，就在于晚清以后的湖湘士大夫，一方面主动承担起学习、引进外来的西洋文化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全方位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另一方面又坚持反思、批判、改造中国文化传统，回归中华文化中具有恒常性、普遍性的价值体系，以实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清末民初的湖湘士大夫、知识群体参与了这一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虽然他们并没有完成中华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历史使命，但是，他们开辟的道路、积累的经验、产生的成果，已经成为一笔保贵的文化遗产，留给了当代文化人。
湖湘文化要能够在当代获得发展，取得成功，首先必须与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要求结合起来。所以，我们首先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使命是什么，特别要能够获得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及其中国文化的任务的基本认识。
当代中国文化的使命与晚清民初的文化转型有直接的关联，虽然二者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发生了具大的变化。晚清民初中华民族所以急于要解决文化问题，是因为中华民族正面西方列强的瓜分而有亡国灭种的危机。那些提倡学习西方近代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的志士仁人，往往均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经世追求而致力于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转型。可见，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本来就是一个纳入到经世济民、救亡图存之中的重大政治问题。由于文化近代化转型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手段，故而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这个原本水乳交融的生命存在竟然出现了严重的分离。那些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湖湘志士仁人注意到了这种分离，他们希望通过中西文化的融通以实现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所以，魏源、郭嵩焘、谭嗣同、杨昌济等均是中国近代史上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开创中西文化融通以实现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先趋人物。
当代中国同样正在面临文化主体性重建的使命，但是今天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晚清以来希望通过近代化以实现中国富国强兵的所谓强国梦，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雪洗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的侵略、掠夺、瓜分所带来的民族耻辱，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中华民族终于站了起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经三十多年以后，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而且在经济上更加富裕，军事上更加强大，一百多年以无数中华儿女一直追求的富国强兵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全世界均在展望：21世纪是中国正在崛起并且成为世界强国的世纪。于此同时，中华民族也在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国的强大还只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而并不是文化上的强大，这与中国在历史上的强大似乎不同。在延续几千多年的世界历史上，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的强国，而且中国的强大绝不仅仅是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的，而首先是文化上的强大，无论是道德修养、哲学观念、文学艺术，还是学校教育、科学技术、工艺制造，中国均在世界上有独到的贡献、普遍的影响、崇高的地位。然而，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比较起来，中国文化却是最为薄弱的，不仅与当代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不相称，更与其五千年延续的灿烂文明不相称。如是，这个数千年一直以其悠久而辉煌文化而自豪的民族，却在21世纪实现了富国强兵梦想之后，却在为自己的文化弱势而自卑！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既有一百多年以来中国近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亦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文化失误方面的原因。无论是近一百多年的近代化运动，还是近三十多年的现代化运动，主导或参与中国近代化进程或现代化运动的精英人物，最为缺乏的是对数千年积累的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自立。西方近代国家那些主导近代化运动的精英人物充满着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自觉、自立，故而才有复兴、重建文化传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近代化文化思潮。而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所缺乏的正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自信、自觉、自立。由于没有文化自信，所以他们将本民族国家的近代和积弱均归罪于自己的文化先祖，不相信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具有近代化的文化资源；没有文化自觉，所以他们看不到自己文化传统的潜在价值，更不能够将自己文化传统的潜在价值作现代转化；没有文化自立，所以他们将中国近代化运动看作是文化方向的西化过程，认为仅仅是引进外来文化即可解决文化的问题。既然没有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自信、自觉、自立，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缺失。由于失去文化主体性，引进的外来文化亦无法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扎根。所以，尽管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其他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文化领域的收效却十分有限。
三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反思一百多年以来的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由于本文的主旨，这里我们主要从湖湘士大夫所致力于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寻找智慧。晚清以来那些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湖湘士大夫，一方积极引进外来文化，敢于大胆介绍、学习、推广西方文明，引进外来的器物文物、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但另一方面，他又坚守中华优秀文化，挖掘优秀木土文化资源。这两个方面，均是以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特别是推动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为目标。而当代中国的最迫切任务，恰恰是必须完成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中华民族才真正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并且首先是一个其他民族国家所景仰的文化大国！那么，清末民初的湖湘士大夫的文化使命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其一，文化自信。近代开明的湖湘士大夫虽然力倡改革开放，十分欣赏并倡导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宪政制度、平等自由观念，但是他们却有着对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高度自信。他们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体认的基础之上。所以，尽管他们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文化思想弊端有切身的体会与冲锐的批判，他们均是批判中国文化弊端最激烈的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丧失过中华文化的自信。无论是魏源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引进，还是郭嵩焘对西欧“政教风俗”的欣赏，谭嗣同对西方“自由平等”的向往，均没有使他们失去中华文化自信，他们内心一直坚守的三代之政、内圣外王、天人之道的价值信念。他们的文化自信，一方面是坚信中国文化近代的完成是中国文化理想的实现，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仍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目标，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结果不是离中国文化理想目标更远，而是更为切近或者是完成，近代化的最终目标，无非是中国文化理想的王道政治、圣王人格、天人之道。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化自信，则是根源于对中华文化是一种普遍性文化的信念，他们从不认为延续5000年之久的中华文化视为一种地域性、特殊性文化，相反，他们一直坚持中国文化的普遍性，谭嗣同坚信“孔教何尝不可编治地球哉”，[ii]故而他能够以孔了之“仁”作为最具普世性的价值理念。杨昌济也坚定地相信，儒教的价值理念是具有普遍性与世界主义的，他说：“吾国圣贤之教，本取世界主义，故恒谓吾国为天下。”[iii]总之，由于他们坚信中华优秀文化既有贯通古今与未来的恒常价值，又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性价值。
其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对中国文化具有恒常性、普遍性价值的信念，表现为一种“情”的执著，而这种“情”的执著必须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的“知”的理性、觉解基础之上，即具有对中华文化的自觉。文化自觉必须包括文化上知已知彼。“知已”就是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个深入、全面、多维的认知，近代湖湘士大夫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基础的知识群体，并且对传统学术形态能够兼容并蓄。“知彼”就是敢于、乐于“睁眼看世界”，近代湖湘士大夫是最早倡导了解西方、即“睁眼看世界”而走向世界的知识群体。正由于他们能够将知已、知彼结合起来，才可能真正进入到文化自觉的境界。一方面，知已知彼使得他们能够大胆地承认自己文化传统的短处与不足，敢于做文化上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亦敢于承认他者的文化上的长处与优点，大胆推介、引进外来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知已知彼则让他们有足够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对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恒常性、普遍性价值有非常理性的认同与坚守。这种以知已知彼为基础的文化自觉，是一种对中华文化的理性觉解与文化自觉。而中国近代以来许多人缺乏文化自觉，或者是缺乏对西方文化的理性认知，盲目地拒绝、轻视西方文化；或者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面对西方文化即妄自菲薄，做一个“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的文化乞丐。
其三，文化自立。“自信”是情，“自觉”是知，“自立”是意，属文化建构的实际行动。有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自觉”，最终要完成中国文化建构的“自立”。当然，文化自立是一个最为艰难的工作，也是一个至今的仍然远未完成的工作。但是，近代湖湘士大夫所做的一些文化建构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的，其中最突出的，是谭嗣同的《仁学》。谭嗣同是一位对中国文化传统有着足够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人，所以他在为他流血牺牲的新中华建构新的文化体系时，坚持以“仁”为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毫无疑问，在他建构的价值体系之中，“仁”是属于中华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体现出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精神。通过“仁”，可以追溯儒学、孔教的价值之源，从而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并进一步确立“孔教何尝不可编治地球”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他确立的“仁”是一个开放的价值体系，不仅可以兼容平等、自由的近代化价值理念，而且还可以具有“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的普世性。虽然谭嗣同作为一位投身于维新变法的政治领袖人物，他所建构的“仁学”体系还不够圆融完善，但是他的文化自立的追求，无疑是值得当代学人学习的。
近代湖湘士大夫在推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的时候，由于他们能够坚持对中国文化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立，故而能够将这种文化近代化转型与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结合起来。而现代中国在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强国富民的改革开放时，恰恰缺乏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自觉、自立，没有承担起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在思考当代湖湘文化如何发展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承传近代湖湘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最终完成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
注释：
[i] 《仁学八》，《谭嗣同全集》，第2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ii] 《仁学四十》，《谭嗣同全集》，第352页。
[iii] 《静观室札记》，《杨昌济集》第1册，第8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