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必须重视湖南地区的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形成的影响。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湖湘学人，他的精神气质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别能够激发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上承屈原，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亦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1、《王船山与湖湘士人人格建构》之《王船山的人格特质》
王船山作为屈原人格精神的诠释者，充分肯定了屈原人格精神的两个侧面：忠义的道德理性与刚直的气质血性，其实这正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文化的融合。王船山在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诠释中，亦影响、塑造了自己的精神气质。所以，船山与屈原的精神气质有着十分鲜明的同构性。
王船山有着与屈原同构的精神气质，首先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人格原型的先天条件。屈原、船山的人格原型形成时就有着相同的历史条件。他们都成长于南北文化交融的时代，屈原的人格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中原的道德理性与江南的楚蛮气质的渗透整合，产生了屈原独具一格的精神气质。同样，王船山的精神气质也充分体现出宋明以来南北文化融合的特点。一方面，王船山出身于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诗书之家，他从小受到礼乐之教的熏陶，并在被称为形成“潇湘洙泗”、“荆蛮邹鲁”文化格局的岳麓书院学习，故而形成了“人以载道，道因人生”的儒家人文信仰与道德理性，他成为两宋以来中原文化南移以来最有成就的儒家学者。显然，他的精神气质具有中原地区的“洙泗之风”、“邹鲁之学”。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是一位出生、成长于湖湘之地的楚蛮狂士，“潇湘”、“荆蛮”之地的乡风民习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性格气质的形成。夫之先生的“船山”之号，即取其家乡湘西草堂对面一座状如覆船的石山即“船山”，他十分喜爱石船山那种顽强、孤独的品格，故而以“顽石”自喻而写成《船山记》，他在“记”中写道：“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居今之日，抱独之情，奚为而不可也？”“船山者即吾山也，奚为而不可也！”[1]王船山这种“顽石”性格、“狂士”气质，其实正是湖湘之地楚风蛮习的体现。所以，王船山就有了与屈原同质的精神气质。一旦他们身处“破国亡家”的严重社会挫折与人生境遇时，他们精神气质中十分类似的“任性孤行”、顽强不屈特质就凸显出来，成为一种精神气质同构的奇特现象。
其次，王船山之所以与屈原有着同构的精神气质，还与王船山通过对屈原作品的深刻理解、文化诠释等后天的文化影响有关。从屈原到王船山，时间已经跨越了一千九百多年，屈原的精神气质能够深入到王船山的心灵深处，还必须具有心灵沟通的渠道，这个渠道就是屈原的楚辞作品。屈原一生的心路历程、情感经历、思想世界，全部凝结在他的诗歌作品中间，屈原通过自己留下的大量楚辞作品，感染、影响、塑造着王船山的精神人格；而王船山则通过阅读、注释屈原的楚辞作品，在重塑屈原的精神人格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的人格精神。所以，我们在王船山的《楚辞通释》中读到他对屈原人格的种种阐发、辩解、赞扬，认为屈原“忠爱之性，植根深固，超然于生死之外”，“既达生死之理，则益不昧其忠孝之心”，“不屑与小人驰鹜争胜者，已之秉忠贞而对贤于国”，“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等等，这既是船山针对汉宋以来出现的对屈原的诋毁、微辞，而努力重新评价、塑造一个士大夫道德典范，也是他对自己身处“君子之受摧残”的黑暗时代，却能够坚持“任性孤行，无所疑惧”、“超然于生死”，最终“秉忠贞而树贤于国”的表白。这一切，正表明船山先生在诠释屈原人格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的人格。
王船山作为一位受到后世普遍敬仰的乡贤，更加深入地感染、激励、影响着湖湘士人群体，对湖湘士人的人格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王船山一生艰苦奋斗的人生历程中，在他所留下的数千万言的著述中，人们可以发现他本人同样体现出合道德理性与刚直血性的人格精神。所以，后世的湖湘士人通过考察他的人生轨迹、阅读他的诗文著述，逐步接受到他的文化影响。这一切，充分地反映出地域文化传统与精神气质的继承性与影响力。
王船山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逝世时，尚未为士林所了解，故而默默无闻。因船山之子王敔入得湖广学政潘宗洛的慕府，潘得船山先生之书而读之，十分赞叹，故为船山先生作传，并允船山先生以“乡贤”入祠。因此，一段时期内，船山先生开始以“乡贤”为湖湘士林所关注。船山先生之所以成为湘人所推崇的“乡贤”，首先是由于他的人格精神受到人们的景仰。他的个人身世与诗文所体现出来的“忠义激烈”[2]的人格特质，一开始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一方面，王船山继承了儒家道德理性的人格精神，时时表现出关怀社会、心忧天下的人文志向。船山特别推崇张载的学问，对张载之学有深入的研究，曾著有《张子正蒙注》，他不仅在学问上继承张载之学，在人格践履上更是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为指南，以天地、生民为己任。王船山平生遭遇之苦，为常人所不堪，却从未被命运压垮。在如此险象环生的环境里，他从容不迫地求道、传道，著述立说，坚韧不拔地维护自己的尊严，表达出对儒家道德人格的圣贤气象的不懈追求。
但是，宋儒所倡的这种“内圣”型人格，既没有拯救宋代社会和国家的危亡，也没有拯救明朝的统治，更没有“为万世开太平”，在现实人生中，反而显出士大夫迂阔空疏的人格特征。至明代，这种向内追求得“圣贤气象”的风气广泛流传，至明中叶以后，人们对心性之学的谈论和热衷，远高于对治国方略的重视，以至于明亡后，许多学者将责任归咎于“程朱之学”或“阳明心学”。由于许多学人空谈心性，在国家危难时只能“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3]，形成了碌碌无为的白面书生型的懦弱人格。深谙儒学的熊十力说：“孔子内圣外王的精神，庄子犹能识。至宋明诸师而外王之学遂废。自此，民族愈益式微，此非我辈今日之殷鉴耶？”[4]
王船山根据明末社会的变迁，对“圣贤气象”作出了新的诠释，修正和发展了宋儒的“圣贤气象”。王船山有感于国家兴亡、民族孱弱时，“内圣”型的圣贤人格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挺立，于是对这种道德虚无之弊进行了反思和修正，遂倡导树立“经天纬地、建功立业”的豪杰精神，期望融豪杰精神与圣贤气象为一体，创立更加完善的理想人格。王船山提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5]王船山提出“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其实也就是说，只有具有了豪杰精神的人才能成为圣贤，没有豪杰精神的人是不能称为圣贤的，豪杰能够卓然兴起，具有非凡的气慨和独立的人格，能够以天下为己任，“救人道于乱世”。他赞扬豪杰之士说：“介乎时之所不可僻，义有尤重，则情有尤挚，捐躯命，忘宗族，以趋其千金俄顷之几，而名之荣辱、世之褒讥举非其所恤，即所谓非常之人矣。事异时移，功不蕲成，而或操清议以纠其后，此流俗之论所为龌龊而不足道也。”[6]王船山自题其墓志铭首句即为：“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可见他始终用刘琨的豪杰精神激励鞭策自己，认为具有圣贤豪杰气象的人，一定要有“身任天下”的豪气，看到社会历史变革中的生死成败，是不可避免的，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所动摇，同时还要有高瞻远瞩的气魄，看到生死成败按一定的“时势”条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要能够沉的住气，处“生死当前而不变”，把握住时机。他强调：“既已身任天下，则死之与败，非意外之凶危；生之与成，抑固然之筹画。生而知其或死，则死而知其固可以生；败而知有可成，则成而抑思其且可以败。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时势，而皆有量以受之。”[7]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王船山的豪杰精神就包括了一种刚直的气质、血性意志在内，融入了南方楚蛮文化。王船山坚贞的民族气节，也是这种刚直的气质、血性意志的南方楚蛮精神的体现。时代的使命感和历史的责任感使王船山把个体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危难牢牢的联系在一起，从青年时期与友人组织匡社，“莫拟津难问，谁言枉可寻”[8]，到中年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勇抗清；再到晚年誓不剃发、不易服、不出仕直至最后“全而归之”。船山立身之坚决，气节之刚烈，在晚明的遗民中也是不多见的。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儒者悲壮情怀，成就了自己明末大儒的高尚气节。正如有学人所说：“他是一位虽与灰俱寒而不灭其星星之火、虽与烟俱散而不荡其馥馥之馨的真豪杰。……其人格，其思想，皆如‘孤月之明，炳于长夜’，令今日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生无限敬仰之情。”[9]王船山人格精神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理性与气质血性，其实这正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文化的融合。
身处明末清初“天崩地解”之际的王船山，他反思“内圣”型的圣贤人格之后，将“经天纬地、建功立业”的豪杰精神融入到圣贤气象之中，从而塑造了豪杰和圣贤为一体的理想人格，并对晚清、近代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建构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1]【明】王夫之：《船山记》，《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28-129页。
[2]《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6页。
[3]【清】颜元：《习斋四存编·学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4]熊十力：《十力要语》，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5]【明】王夫之：《俟解》，《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79页
[6]【明】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船山全书》第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607页。
[7]【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8，《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108页。
[8]《船山公年谱》，《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94页。
[9]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7-3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