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那样的人是很容易征服中国读者的。尤其是在阅读的田地大面积抛荒、精神的庄稼青黄不接的年代（奇怪的是，那样的年代往往理想主义泛滥，心怀天下的青少年和老想“解放别人”的政治狂想家到处都是），一个拥有高贵气质、优雅文风和坎坷遭际的作家极易成为文学青年们崇拜的偶像。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碰巧对文学还不象现在这么失望，所以乍一碰到表情和主题都很严肃、心理分析犹如X光透视的茨威格，就立刻向他交出了虽非全部但绝对真诚的景仰。我承认在那景仰里面，“思想性”的成分要多于“艺术性”，甚至正是茨威格那极富“死亡的诗意”的结局刺激了我的“崇拜中枢”也说不定。但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和其他让人崇拜的作家一样，目光如炬的茨威格占用了一个面临高考的中国少年太多的学习时间，这一点的确够得上伟大。
四年前，当我从一个小型书市上购回这本题为《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三联版）的小册子时，如上所述的景仰之情依然未曾稍减。这是一本共收有12个短篇故事的历史特写集，作者用传记的笔法分别描述了12位历史人物辉煌人生的决定性片断。我随便翻了翻，出于对历史的某种偏见——借用小说的方法来写实，却反过来鄙薄小说的虚构，历史的坏名声正是这么造成的——我把它插进了书架。四年之后，不是带着对历史的兴趣，而是抱了会见一位故人的心情，我把它取下来翻阅。然而，正如再亲切熟捻的朋友也会因阔别而变得陌生，那12篇特写中的第一篇，竟使一向无可挑剔的茨威格在我眼里走了样。
这篇特写有一个不短的题目：《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太平洋的发现，一五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传主是西班牙探险家巴尔沃亚。茨威格式的情节安排和人物刻画照例引人入胜，流贯始终的还有一种英雄悲歌般的旋律和基调。这些当然都是描述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刻”所应该具备的，而且与我的胃口并不抵牾。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为了便于说明，我只好作一回“文抄公”。下面是茨威格记录巴尔沃亚率领他的探险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太平洋沿岸时的一段话：
“可是就在这当儿，巴尔沃亚命令全体人员停止前进，谁都不得跟随他，因为他不愿意和任何人分享这第一眼望见这个未知大洋的荣誉。他要单独前往，要成为在横渡了我们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大西洋以后，见到另一个尚未为人所知的大洋——太平洋的第一个西班牙人、第一个欧洲人、第一个基督徒而载入史册。”
这段叙述除了一处地理错误（大西洋并非世界第一大洋）外，实在挑不出其它毛病。我们不妨再往下看：
“他（巴尔沃亚）举目远望，感到幸福和自豪，在他的心中完全被这样一种意识所陶醉：他的眼睛是反映出这无涯海洋的蓝色的第一双欧洲人的眼睛。”
这里，我们看到，骄傲的巴尔沃亚试图通过上述那样一种造作的方式使自己的生命不朽，而茨威格本人也感同身受地为之陶醉了，作为一个欧洲人的自豪感从字里行间流溢而出。接下来的情节是，巴尔沃亚被一种大而无当的历史感蛊惑着，为了让这一时刻铁案如山，他命令文书在羊皮纸上记下了这件事的始末，并在文件上签字证明：这位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先生是第一个看到这大海的人，是他把这大海指给后来者看的。
如果说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文字仅是作者为那位不可一世的冒险家代言的话，那么，下面这段显然是茨威格的现身说法：
“这以后，六十七个人（探险队幸存人员）才从山顶上下来。所以，一五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是人类知道地球上迄今未知的最后一个海洋的日子。”
也许是我神经过敏吧，读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我，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在我看来，茨威格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从“西班牙人”到“欧洲人”再到“人类”，这个概念偷换得实在有些离谱。茨威格写得非常清楚，巴尔沃亚的这次探险是在印第安土著的帮助下进行和完成的，而且，在他“青史留名”的前夜，还曾丧心病狂地下令将印第安俘虏全部杀害。这一暴行使茨威格义愤填膺，并毫不留情地将其指斥为“历史上最卑鄙无耻、非人道的事”。但同情归同情，茨威格的意识深处，仍然认为巴尔沃亚在印第安向导指引下，登上那座可供“凭海临风”的小山头的那一天，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天”；将其踩着印第安人尸体完成的冒险视为人类“最壮丽的英雄业绩”。
打碎一个偶像的过程并不好玩儿，但一直被偶像统摄的滋味儿也不好受。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发现茨威格认识的局限和思维方式的误区。他好象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世界和历史的，那眼镜有个不太讨人喜欢的名字——“欧洲中心主义”。在这副眼镜的视阈里，喜欢冒险的欧洲人——他们秉承着堂吉诃德和浮士德这两大精神传统——才是真正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力量，他们把探险的旗子插到哪里，哪里才被真正纳入人类的“文明圈”（与生物圈相对？）。欧洲人总是不断地在“发现”，“发现”，却从来无视他们的“发现”对于每一块土地的土著居民的荒唐性和残酷性。谁都知道，探险与掠夺、发现与征服从来都是近亲，带着文明面具的野蛮侵略实在不值得用茨威格那样一种高昂如进行曲般的调子去铺张扬厉。
我原以为西洋人看待历史会比我们客观些，现在看来，真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钱钟书语）；上帝他老人家在设计人类思维的缺陷时，似乎没有作弊。
这部问世于1928年的历史特写集初版只有5篇。1943年再版时增至12篇。我上面所说的这一篇显然是战前的作品。1933年希特勒上台，奥地利随之被吞并，犹太人遭到血腥屠杀。作为一名犹太人，茨威格饱受种族歧视的屈辱，生命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不得不远离故乡，亡命天涯；先是于1938年移居英国，并取得英国国籍，后又被迫于1941年流亡巴西。——这个以欧洲文明为骄傲的人最终被作为劣等民族驱逐出了欧洲的版图。尽管巴西人民对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十分友好，但仍然难以抚平战争和种族歧视给他造成的巨大创痛。1942年2月22日，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彼得罗波利斯的一所宅邸里，茨威格与他的妻子双双自尽。他在绝命书里这样说：“我向我所有的友人致意！愿他们在度过漫漫的长夜之后能见到曙光！而我，一个格外焦急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茨威格的自杀，实现了他早在“一战”时就发出的铮铮誓言：“用我的躯体反对战争，用我的生命维护和平。” 对于一位毕生致力于文学和正义事业的作家来说，这个凄美的结局难免让人伤感。但是，更让我无法自遣的是，这位我曾经的偶像在饱受种族歧视煎熬的死亡前夕，是否对自己以往抱有的以种族歧视为内核的“欧洲中心主义”有过觉察？有过反省？有过追悔？如今，绘制基因草图的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不同种族的基因差异，甚至比同一种族不同人之间的基因差异还要微小。这似乎为种族歧视的荒谬性提供了生物学的佐证，但是，种族歧视的幽灵依然在地球村里四处游荡。最新一期的《21st Century》报上就有这样一则标题新闻：“虽然人口比例和经济实力在不断提高，华裔人民在美国仍然受到歧视。”（2001年5月3日头版）华人如此，黑人等其他有色人种的状况就更不用说了。
我不是在为所谓民族主义张目，什么东西一旦形成“主义”便难免顾此失彼。我只是觉得，茨威格的结局实在富有意味，那是卑贱命运对高傲灵魂所开的一个的玩笑。这个玩笑虽然成全了茨威格的伟大——茨威格若不是犹太人，结果会怎样？这个问题让人不敢深想——但毕竟散发着不祥的恶毒的气味。
（原载《读书》2002年第4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