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小区边上，一群人围在那里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凑近一看，只见一个五大三粗的城管人员拽着一个外地来的小商贩，让他“跟我走一趟”。几个退休的上海阿姨在旁相劝，说：“算了吧，还是个孩子，怪可怜的。”再看那小伙子，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穿一件很旧却还干净的劳动服，瘦得可怜，他一边讨饶一边抓住自己的篮子不丢，篮子里，是半篮很鲜艳的红樱桃。
类似于城管抓盲流的事件我早已见怪不怪了，每次听到那些在学校边、小区门口无证经营的各类小贩管城管人员叫“黑猫”，竟觉得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我实在不愿意看到那些远离家乡、在城市的旮旯缝隙中讨生活的人，一听到同伴“黑猫来了”的警报，就忙不迭地扛起家什、推起板车、抱起小孩四散奔逃的情景。和“黑猫”的说法相对，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和心态都很像猫的猎物——有时也是玩物——老鼠。有一次，我扶起一个躺倒在街边以示抗议的老太太——她卖红薯的大火炉被城管没收且装上了卡车——终于对那些气势汹汹的黑猫们发出一声喊：“你们还是不是人？！”
这一回，我又走不动了。因为就在我想离开的一刹那，看到了那孩子奋力抓住篮子的右胳膊竟然没有手！那断掉一半的小胳膊，当初的创口已经复原，覆盖着一层暗红色的光滑的肉。不知怎么，我一下子怒火中烧。这时，一位阿姨说：“你就跟他走一趟吧，顶多罚点款。”那孩子却说：“我可不去！去了就不是罚款了。”看样子，他比我们更清楚“走一趟”意味着什么。“叔叔，”他竟然把城管叫叔叔，“要不你现在就罚款吧，我没做到啥生意，只有这点钱……”说着，他用左手伸到裤袋里，抖抖索索地摸出了一张很破旧的五元钱。城管哪里肯听，还是一个劲地连拉带拽，嘴里也开始骂骂咧咧了。
我没多犹豫，“算了吧！”我先大声说了一句，然后挤进人群，我的心跳得厉害，手也有些发抖。据以往经验，这是要来真格的先兆，那种兴奋也许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到。但是我话一出口就觉得不对劲：“算了吧”，这是我想说的话么？我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义正词严地大喝一声“住手”！这话一下子让我感到泄气，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扮演了一个小区阿姨那样的和事佬的，总之下面的话也就沿着这个路径脱口而出。“你没看见他是个残疾人吗？国家对残疾人是要保护的。再说他也没卖到什么钱，就算了吧。”城管看看我，没说什么。那几个阿姨也趁热打铁继续求情。不知是不是我拿出“残疾人”这个理由让城管良心发现呢，还是大家七嘴八舌的实在众怒难犯？总之城管摆了摆手说，“看在大家的份上这次就放过你了。记住，下次要带身份证！”城管松开手，有些悻悻然地走开了。卖樱桃的小伙子对我说了声“谢谢”，唯恐城管再改变主意似的，赶紧挎着篮子向街道的另一边跑去。他那单薄的身子让人觉得心酸。
我接下来去菜场买菜。一路上心里堵得不行。我本来是要站在那小伙子的立场好好教训一下城管的。我想告诉他，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有迁徙的自由，收容制度已经被取缔，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也将被改变，一个残疾人自食其力有罪吗？你不让他卖樱桃难道要他去偷去抢？……我在心里默念着刚才应该说的话，几乎有些气急败坏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私。我并不能承担比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老大妈更多的风险，尽管我可能在心理上理论上一往无前。我发现，如果除了每天相伴的“小我”，我还有另外一个属于境界更高一点、气魄更大一点的自我的话，那个所谓“自我”也是及其暧昧的。
在我的家乡，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别的什么，没文化的粗人爱对知识分子冷嘲热讽，他们利用朴素的谐音修辞格，亲切地称后者为“吃屎分子”。作为知识无用、造反有理时代的副产品，这一称谓其实并无恶意，它凝聚着普罗大众或草根阶层的简单智慧和生活逻辑。你可以说他们怀揣着一种不上台面的“酸葡萄”心理，但从他们的视角看去，那些“可敬而不可亲”的文化人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道理很简单，知识贵族们再怎么拿腔拿调，可还是离不开“狗日的粮食”。
我得承认，起初我是很为知识者抱不平的，因为他们一度代表了我的将来。但随着年齿渐长，随着我渐渐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失去“自护其短”的底气了。梁启超早就在一篇类似“中国社会各阶层之分析”的文章里指出，知识分子乃是处于上层和下层之间的所谓“通人”，喜欢上窜下跳而又高不成低不就，身份和地位均相当尴尬。如果不是经常在生活中遇到此类人物的话，我倒真愿意承认这不过是我的“误读”。比如说吧，伊拉克战争还未爆发，国内网络上就率先打起口水仗。主战派与反战派分别拿起自己用惯了的知识武器，唇枪舌剑，口诛笔伐，让我第一次发现知识原来竟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冷兵器”。他们的名词和术语让人眼花缭乱，但绚烂过后，“反战”和“主战”最终成为变相的“反美”和“亲美”。这实在让人泄气。“文坛愤青”也好，“学界大腕”也好，似乎都在拿即将开打的战争说事儿，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当儿戏。知识过剩的结果是对常识的健忘，他们气势汹汹地开打的也不过都是一些“名词之战”罢了。据说甲午战争失利后，《纽约时报》是这样评价大清帝国的：“在当今世界的秩序下，大清国的继续存在对世界和平来说永远是一种威胁。在我们的地面上，大清国是一个既污秽又丑恶的国度，它的存在是一种时代错误。”这种论调，不是和美国对伊拉克的看法差不多吗？以主战派观之，大概八国联军打进国门也是所谓“替天行道”吧。真不明白，缘何知识分子最擅长的“换位思考”只会在刀架到自己脖子上才会发挥作用？所以，我很不幸地只能从那些知识分子的口水战中看到冰冷的知识和暧昧的自我。
最近，经常从各种传播渠道看到这两个字：“底层”。不知道别人如何，我是觉得这个词有点被糟蹋了。似乎“底层”渐渐成了一种遮羞布，来掩盖知识者越来越暧昧的自我，要么就是一块敲门砖，用来敲开知识世界的名利之门（也是虚无之门）。当知识越来越像知识，想要让它滚烫起来，去温暖那些没有知识的土地和肠胃，真的是可能的吗？古人早就唱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歌，但是别忘了，能唱这歌的人往往并不是“百姓”的一员。一代枭雄曹操也唱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慷慨悲歌，可他杀的人还少吗？居高临下的同情或者爱民如子式的眼泪真是最不可信的东西。以“他者”或“研究对象”的视角“观察”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并从所谓“学理”上津津乐道实在不够坦荡，甚至有些虚伪。说到“天下关怀”，这是古代士大夫的强项，可一旦认真起来，又有多少是像“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老杜那样感人肺腑呢？至少，这位诗人不是住在豪华的宾馆或装修一新的豪宅里唱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甫住的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破败不堪的茅屋。提出“中隐”观的白居易可能比杜甫要矛盾得多，可我读他的政治讽喻诗也常常为之动容。他多次表达对自己不劳而获的愧疚：“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馀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观刈麦》）透过这活了一千多年的文字，我还能听到诗人的心跳。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不是变成了，让那些研究“底层”的学者们改行去写诗？但我实在不想看到那些学者用研究的心态去关心“底层”。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因为承受不了历史的黑暗和人性的丑陋自杀了，这让我一看到那些条分缕析、甚至慢条斯理地解剖“底层”的人就觉得可疑：“底层”那么惨不忍睹，你们怎么能以那样一种方式“研究”，你的肺还不早就给气炸了？
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说罗素：“尽管他热爱民众并为他们的苦难而痛苦，但他依旧远离他们，因为他身上有贵族气质，同普通人缺乏联系。”看来真是应了钱钟书那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当知识者吃着“底层”的乳汁长大，靠同情“底层”、研究“底层”、拿“底层”说事儿起家，摇身一变成为“高层”的时候，他们反而成了最脱离“底层”的人。连思想深刻、人格伟大如鲁迅，不也在《一件小事》中被人力车夫那高大到“须仰视才见”的背影，差点“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么？这个“小”的前提当然是“大”或自以为“大”。而前提的前提至少可以追溯到孟子。《孟子·滕文公上》反驳农家事必躬亲的说法时就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的话一直备受争议，可仔细想想，孟子的话有理啊！至少孟子的自我不暧昧，有确信，不像时下那些坐在咖啡馆里，以小资的作派，论文的腔调，课题或项目的敏锐，大谈“底层关怀”的学者们那么面目可疑。鲁迅揭示出知识者和劳动者的隔膜，尽管也带有改善国民性的意识，但鲁迅本人却不是课题学者或项目作家，这一点有他呕心沥血的著作可为其正名。
也许，当年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伟大领袖”看到这种冰冷和暧昧吧？领袖是想让知识分子知道其实那些跟泥土打交道的人比他们“更干净”。但这样一厢情愿的改造试验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世上真有些东西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别的不说，千方百计地脱离“百姓”，然后苦口婆心地为“百姓”请命，或许就是知识者责无旁贷的天职和无法更改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