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庞大社会压力下，特首于周一总结了香港抗疫防疫的状态，并宣布一系列措施。首先是从下月开始，取消对9个国家的禁飞令，容许港人回港时，如多次检测阴性，只需在酒店隔离7日；目前的各种限聚令不改，如个案下滑趋势持续，一个月后会分阶段放松限制，其中争议较大的是宣布暂缓推行全民强检。对此，除在欧美长期等待回港的港人会高兴外，香港受到重创的各行各业，特别是如旅游、饮食业，听到这个消息都不会太高兴。很多中小企能否多捱一个月，自己也不知道，况且这放松的预告是有条件的，并不一定发生。
一如既往，政府对自己制定的政策非常自信、非常满意，强烈相信自己所做的已是最可能的、最好的。特首日前在见记者时表示：「我有很强烈的感觉，大家的容忍力开始下降，有些金融机构对防疫措施失去忍耐，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没有人比我更重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她这次推出的措施，并没有回应需要来港做生意的人的要求。讲一套做一套是这届港府的特点，也是民怨来源的其中一个主要源头。
病毒已广泛散布 政府对局面失控
首先，放松限聚政策的基础是什么。第五波疫情在去年12月底开始，今年2月爆发，3月初飈升到每天增加数万宗个案后，逐渐回落。但这些数字背后的计算基础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政府因为核酸检测能力不足，突然宣布承认自我抗原检测结果，要求市民验出阳性后自行上报。因此政府目前的数据包含两部分，一是由化验所做的核酸检测结果，二是市民自行上报的抗原检测结果。这两组数据都存在重大问题：因应政府收集核酸检测的范围愈来愈细，个案自然愈来愈少；另市民自行上报的个案，究竟与真实的数量有多大差别，即有多少市民自测阳性后不上报，亦无人知晓。根据这情况下产生的数字而作出的推论，自然也完全不可靠。政府基于这些指标而定出的政策存在非常大的问题，是必然结论。
不过，笔者亦相信个案数字正在下降，但理由并不是因为政府的防疫抗疫政策产生效果，而是病毒的扩散在社区内已达到某种饱和状态。试想，目前第五波累计阳性数字已超过100万（实际数字可能达150万），加上全港除了老人及儿童两个群组外，已接种疫苗的市民已达八成、九成，故感染病毒而出现重症的案例会变得愈来愈少，这即是一些专家所谓的香港可能已达到「群体免疫」。事实上这当然并非「免疫」，而是广泛感染已成一个不可阻挡的事实，只是因为个人的抗疫能力有所增强，出现重症的频率会较少。政府可能难以启齿，但我们应老老实实承认，政府有限的限聚措施对遏制病毒散播的作用非常有限，病毒已在港广泛散布，政府对这局面已失控。
须建立全民强检的落实能力与布局
特首提出因为种种理由而暂缓推行全民强检，这与她早前的说法，即需时研究落实细节，又不一样。以她现时提出的理由，全民强检不单是暂缓，而是永远都不应该做、不能做、不会做，这才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笔者也同意现在不是全民强检的时刻，但政府必须积极建立全民强检的落实能力与布局。
香港目前首先要做的，是尽快达至清零，恢复与内地正常通关，同时尽快引入合情合理又有效的外联外防政策，恢复与其他地方的必要来往。去年底，香港与内地已达成进入内地免隔离的通关条件。全民强检是证明香港已达到清零的唯一办法，如香港拒绝全民强检，则与内地无隔离的通关会变得无望，这不是香港能承担的后果。
笔者并不认为特首领导下的特区政府，主观上正在放弃动态清零，改为以「与病毒共存」的对策应付；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政府是正朝这方向走。而这在大多数的政府专家顾问中已成共识，已被认为不可避免；不少人更认为内地政策也在改变中，寄望内地有一天亦会被迫采取与病毒共存的对策。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思维。
应对疫情两策略 香港没权选边站
有专家认为「与病毒共存」是个要面对的必然现实，这歪曲了对问题的理解。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采取了「躺平」对策，无奈地接受病毒的存在及任意传播，病毒会长期存在是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中国——包括香港——就算达至及能维持动态清零，亦要与全球的其他地区共存、与它们的病毒共存，这也是个不可逃避的现实。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最后必须放弃动态清零，采取与病毒共存的对策。
面对这次Omicron入侵，内地的防疫抗疫政策是有所调整，但绝对不是放弃动态清零。以内地愈来愈成熟的处理办法，在10天、20天内会回复清零状态，已被证明是可行的，深圳最近情况就是一例。动态清零的应对策略并不保证个案不再出现，而是在出现后，社会会采取积极措施截断传播链。这与共存、躺平、不作为的做法及态度正正相反，这政策已被证明是可持续的。这两种差别的对策，已变成国际政治斗争议题、体制优劣的比较，香港无选择地被卷入这斗争的夹缝中。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谁是谁非，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分清楚。中国与全球大部分国家分道扬镳，各做各的，各自承担自己政策造成的后果，最后胜负不是从辩论及口水战中决定，而是从双方客观的社会及经济后果中见高下。香港在这问题上，并没有选边站的自由及权利。
邵善波，曾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现为香港政经研究院院长，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