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知情权”、“透明行政”的呼吁都不如非典对传媒的冲击来得大，“全球化”的疾病冲击我们的内政思维，使中国传媒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势，但是政治惯性与这种开放态势将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旧有的传媒、宣传理念将受到挑战，中国传媒的走向更值得观察。
一、全球化与内政的搏弈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经常参加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粗暴干涉中国内地”“表示强烈愤慨”，这些都是发言人的惯用语。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最多的是：人权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美国总统、总统特使哪一次到中国来，不带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单，今天叫放这个，明天叫放那个，中国几乎都以“主权国家的内政事务“为由，可理可不理，更多的时候，中国都是不给他们面子，必定内政大于外交。
其实，非典问题，属于人权范畴，历来也是中国的内政，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疫情通报制度是闭关锁国的产物，“内紧外松”，内部化、内政化的处理倒不一定是政府对人民健康不负责任，只是中国的疫病基本上是中国病，对外交往少，也不会感染世界。
只是，现今中国加入了WTO，被纳入全球化轨道，传染病也可以感染世界，似乎外国人就可以有机会有理由来关注，来指责中国。你没有主动接轨，别人就敢逼你接轨。
在北京被取消“旅游警告”“疫区”的记者招待会上，WHO西太办事处主任尾田茂认为，四月十五日前，中国与WHO合作不够好，四月十五日之后合作良好，无职无权，甚至听说经费也少的WHO何以成功突破我们的内政思维？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去年十一月广东非典发病，二、三月爆发，四月三日WHO终获批准到广州检查，随后检查北京，《时代周刊》蒋彦永的信登出来后，在WHO坚决要求下检查了部队医院，WHO甚至要求检查中国的部队，解放军后勤部长廖锡龙在回应凤凰台的书面采访时声明“部队有效控制”。王歧山调任北京市长后表示：WHO可以把办公室开到市长办公室旁边，全程了解指导北京的抗非工作，WHO甚至公开要求“市长知道的我们都要知道”……这一幕像不像联合国武器检查团到伊拉克？他们到中国似入无人之境，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了圣旨，甚至他们好象成了中国人的救星？！如果按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来看，中国是不是让出了一点内政，WHO是不是在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此表示理解？一向民族主义情结浓厚的中国人没有说“不”？ WHO何以有如此能量？你不是要对外开放搞经济建设吗？我可以宣布你为“疫区”、“旅游警告”，我持有“隔离你的权利”，就可以把内部化的事情外部化，把内政变成全球化，经此一疫，似乎我们得接受一些全世界共同的游戏规则，那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样的内政又会与外国接轨吗？
好在WHO没有到部队检查，哪里听说过外国人检查中国的部队，观摩学习可以，如果是检查会不会触及民族主义的神经而引起反弹？可见中国政府即便国难当头，也有内政、主权的底线。
卫生部副部长高强的记者招待会并没有赞扬蒋彦永医生向《时代周刊》揭露疫情，“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对蒋彦永医生那么感兴趣”，他不过是“六百万医生中的一员”，无论在报刊或民间如此盛赞蒋彦永为民族英雄，政府似乎并不认同这种做法，甚至高强改口张文康有失误，但也没有涉及对蒋医生的改口。假如政府鼓励蒋医生这么做，会不会更多地鼓励中国人向外国投诉，找“帝国主义来为中国人撑腰”，引致更多人向外国揭示中国社会的不是，内政的尊严是否受到伤害？！蒋医生没有遇到麻烦，已显示政府的进步，之前这种事是可以治罪的，但是并不鼓励——这又是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内政的又一底线。
今天是因为SARS，是有传染性，那些没有传染性的事情，又会是以什么模式来处理？有学者以为经此一疫，行政就会透明，传媒就得到开放，那就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估计传媒政策还会有摇摆，传媒的走向尚不明朗。
除了非典，全球化与内政的较劲焦点是人权，前几年，政府对人权还不太接受，说人权主要还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近几年，中国的人权状况也大为改善，新近取消收容条例，更是人权的一大进步。现在官方的说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权利”，只不过是政府并不接受美国“人权高于主权”“全球化高于内政”那一套，在这方面，中美还会有搏弈，甚至冲突，值得注意观察。
二、公开性与复杂的内政
海外舆论把中国的非典视同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中国从此以后会象苏联那样走向公开性，这是海外一些媒体对非典政治意蕴的解读，这正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关于苏联的公开性，八十年代末，我曾写过《戈尔巴乔夫：一个面带微笑却有钢铁牙齿的人》之文章，当年戈氏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下，力图缓和世界局势，结束冷战，在内政方面，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他举起“公开性，这把燃烧的火炬”要照亮“官僚阶层”的黑暗，之后，各种突发事件迅速报道，揭露社会问题。从严格审查到完全放开，媒体并不满足于此，乘胜追击， 更揭露苏共的历史和执政的失误，很快就引起反共，叶利钦借此掀起民主化浪潮，最后，苏共的统治权威和合法性遭到打击，最终苏共垮台。大公报前总编，现中央政策组顾问曾德成先生九五年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在哈佛的研究课题就是“公开性如何使苏联解体”，我虽没有看过他的论文，但我很赞同他的观点。
公开性作为民主化的核心，当时苏联的背景与中国的状况有所不同，苏联当时在经济改革不成功的情况下倡导政治改革，而且初期的公开性事实上只是戈氏针对反改革势力的一种手段，最终公开性导致苏共的垮台不一定是戈氏的初衷。中共难道会不汲取这个教训？！中国在SARS之后能不能搞公开性？倡导者会说，中国在经济改革成功后，有强烈政治改革的基础，似乎公开性正当其时。 我想简单分析中国不会轻易“公开性”的几个原因：
首先，共产党靠枪杆子、笔杆子起家，掌控意识形态历来是传统，并不会轻易改变。历届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党内都有崇高地位，一般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吕枫、张全景都不过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的地位可见中共对意识形态掌控的重视。虽然媒体近几年自由度越来越大，但媒体作为党的耳目与喉舌的性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即使有舆论监督的提法，同时也有“帮忙不添乱”“要鼓劲”的要求；即使有社会新闻报道的自由，也有不得触及更深层社会问题的雷区；即使有网络自由论坛，同时也有网管的筛选过滤。始终有“度”的把握，并不是都放任自由而不加以管理，宣传与传播，无产阶级新闻观与资产阶级“传媒是社会公器”“监督政府是传媒根本”的新闻观始终在较劲，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但媒体里不一定有新闻。
其次，社会环境的复杂。 腐败问题，失业问题，阶层分化，贫富悬殊，种种问题，如果过度地公开性会不会点燃社会的火药桶？应该说现今中国问题比当时前苏联的情况还要复杂。 知识界要求公开性与政府社会稳定的要求如何协调，也是令高官头痛的问题。
再则，中国现在的新闻队伍经过金钱的洗礼，恐怕比资产阶级的记者还讲金钱，有偿新闻腐蚀着新闻的公正性和传媒的公信力。而且中国老百姓还有文革式的大鸣大放的传统，非理性的行为只是被压抑，一有机会也能搞出大的动静来。 总之，政府可能比我的想法更多，固然公开性是趋势，但是这种公开性却是渐进的，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三、资本环境下的传媒
一九九八年来，笔者在大公报撰文预测：中国传媒从大政治小资本向大资本小政治转向。事实上，近几年来，资本对传媒的影响远远超过非典。非典的影响是即时性的，而资本对传媒的影响却是结构性的，长久的。
改革开放前，媒体被政治力量作为一种斗争的工具加以控制，进入八十年代，作为纯政治工具的媒体开始由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经营。应该说那叫“强政治弱资本”。进入九十年代，媒体开始渗进不少资本的因素，并日益成为赚钱的工具，并从企业化经营向产业化发展。 我们先看都市报的兴起。发源于成都的都市报，大量的具八卦色彩的社会新闻，各种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热点，狗仔队替你侦察，争夺读者的手法也五花八门，身处都市，知道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事，而党报党刊信息残缺，你看了不明白这个城市的“全息环境”，这就成了都市报赢得市场的制胜因素。都市报赚得盆满钵满，成都商报甚至借壳上市。党报的空间被极大挤压，退出主流，都市报却日益壮大。做社会新闻拉开了新闻事业资本化的序幕。
如果都市报算是资本环境下传媒商业化的第一步的话，各种财经媒体更带有资本的影子。《财经》的东家上中国证券设计中心，《经济观察报》的东家是山东三联集团，《京华时报》的东家是北大青鸟，浮出水面的不浮出水面的都与资本有缘。电视方面，也有了靠做娱乐新闻起家的光线民营电视集团。中央电视台推出各式各样的频道，追逐广告的利益恐怕比它做宣传还带劲。
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和财经事件侦察分析都成了赚钱的领域，也成就了新闻媒介的资本梦，资本又助传媒做大做强，有资本为伴，传媒已不是单纯的宣传工具，商管哲学正在操纵传媒，它会变着戏法让传媒越规，以赢得更多的读者，一步一步地啃噬所剩无几的传媒宣传性，资本帮助传媒总能找到市场的缝隙在哪里。就形如有中资和默多克背景的凤凰卫视，靠另一类的新闻资讯站稳脚跟，中央台对911一声不吭，凤凰却几十个小时直播，内地没评论，凤凰总有自己的解读，达官贵人深受其影响，即使你关了某个小区的转播，总有人去活动把它打开，形成这样的需求依赖，甚至话语霸权，即使凤凰的评论有所得罪北京，要关掉其在内地的收视已不太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