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2018年4月10日），耿昇先生突发心脏病，离我们而去，终年74岁。按照古人的看法，这个年龄已经是“古来稀”的了；但在医疗比较发达的现在，又显得走的太早，走的太快。我当时在南方旅途中，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耿先生的身体很好，说话气壮如牛，有使不完的劲，怎么会一下子就走了呢。

一年过去了，今日中外关系史学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耿昇先生纪念会，正好条理一下我所理解的耿先生学术贡献以及我与他的学术交往，以表追思之情。这两天翻检书架上耿先生的译著，对他的学术贡献略作归纳。他的学术领域宽广，我所接触的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表彰。

一、以翻译推动敦煌学、藏学、突厥学的发展

我与耿昇先生的交往，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我们的关注点主要都在敦煌学，旁及吐蕃、突厥、回鹘、吐鲁番、于阗等。

我们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国学术复兴的时代，经过“文革”的中断，中国学术百废待兴，传统的学术和新的学科有许多方面都落后于欧美和日本，中国学者努力奋起直追。但要与国外学者较量，首先要阅读外国学者的专业论著，当时大多数学人是学俄语、英语和日语出身的，能兼通法语者可谓极其稀罕。在这种情形下，从外交界转入学术界的耿昇先生，以他一枝不停转动的笔，在多个学科领域为学术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对于敦煌学而言，耿先生翻译的谢和耐（J. Gernet）《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部著作是用法国社会学的理论，高屋建瓴地驾驭零散琐碎的敦煌材料的佳作。延续此书做了更深入研究的，有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等，耿昇的译著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帮助。

耿先生还把法国学者历年来撰写的敦煌学研究论文，翻译汇集为《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其中包括有关禅宗入藏、古藏文文书、社会经济、佛教文献、图像、俗文学作品、占卜、诗文集、写本断代与形式、纸张颜色等许多方面，极其方便中国学者在法国学者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他还把《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译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2007年又出版了新一版，附录三篇与伯希和敦煌考察相关的论文。我们知道，伯希和1908年记录的敦煌壁画和抄录的壁画题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存在或看不清楚了，所以耿昇翻译的伯希和笔记成为中国学者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基本材料。此外，他还翻译了伯希和一系列有关西域、敦煌考察的论文，编成《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后来，法国吉美博物馆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他随即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让国人第一时间了解伯希和考察队的整个过程。

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藏学的方面，对于中国学界最重要的参考书，要数耿昇翻译的戴密微（P. Demiéville）著《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这是戴密微利用敦煌文献研究禅宗入藏的专著，在东西方影响非常之大，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参与到禅宗入藏的讨论当中去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的《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也大多数出自耿昇的译笔，其中部分用他的笔名“岳岩”。此外，他还翻译了麦克唐纳（A. Macdonald）的长文《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作为专著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还有石泰安（R. A.Stein）的一些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文以及他的《西藏的文明》（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汉文文献编辑室，1986年）、《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也都和敦煌学有关联。

在与敦煌学相关的突厥学方面，耿昇很早就翻译了哈密顿（J. Hamilton）《五代回鹘史料》（与穆根来合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以及他的一些重要的单篇论文，这些是我们研究甘州回鹘、西州回鹘、沙州归义军必备的参考书，对于我做这方面的研究帮助犹大。更为重要的是，他翻译出版了难度很大的路易·巴赞（L. Bazin）《突厥历法研究》，中华书局，1998年版；2014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改题《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这是有关敦煌吐鲁番回鹘文献断代的皇皇巨著，极富参考价值。在突厥学方面，他还翻译了吉罗（R. Giraud）《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骨咄禄、默啜和毗伽可汗执政期间（680-73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4年）。

在吐鲁番研究方面，耿昇翻译了莫尼克·玛雅尔（M. Maillard）《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3年）。这是法国中亚美术史家利用西方探险队的材料，对吐鲁番盆地古代建筑等物质文化层面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古代吐鲁番的文明很有帮助。

二、对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研究的贡献

虽然耿昇先生在从事学术翻译的开始阶段以敦煌学著作为主，但他很有眼力选择的第一本翻译的书，就是布尔努瓦（L. Boulnois）《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这本书用通俗的笔法，从西方人的视野，讲述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雅俗共赏，对于国人认识丝绸之路，产生了很好的效应，因此这个译本也不断地重印，有2001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他又出版所译阿里·玛扎海里（Aly Mazahéri）《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研究中国与波斯之间经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物质文化的交流。

从90年代开始，耿昇先生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中外关系史著作的翻译上来，大力推动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和丝绸之路研究。2001年，他出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更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其中，在组织大家从事学术研究、学术考察之外，笔耕不缀，不断推出新的译注，也有旧译新编，内容从古到今，涉及方面极其广泛。我从自己的书架上快速搜寻一番，就有：戈岱司（G. Coedès）《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费琅（G.Ferrand）《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录》（与穆根来合译），中华书局，1989年；鲁保罗（J.-P. Roux）《西域的历史与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马苏第（Ma’sudi）《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贝凯（J.Becquet）与韩百诗（L.Hambis）译注《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伯希和《卡尔梅克史》，中华书局，1994年；于格夫妇（F.–B.Huyghe & E. Huyghe）《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荣振华（J.Dehergne）与莱斯利（李渡南，D.D. Leislie）《中国的犹太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大象出版社，2005年；荣振华《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中华书局，1995年；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沙百里（J. Charbonnier）《中国基督徒史》（与郑德弟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安田朴（R. Etiemble）、谢和耐等《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年；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 2000年；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等等。

三、中法汉学界的桥梁

耿昇先生在翻译法国学者的专业论著时，也和法国汉学、中亚学等方面的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时常有机会访问法国，与各门学科的学者交流，并获赠大量图书，加上自己的购买和复印，他无疑是对法国汉学最为了解的中国学者。他利用这一优势，曾动员法国研究中国学的各位学者，从自己所长的方面，撰写文章，分门别类地介绍法国汉学，这就是由戴仁（J.-P. Drège）主编的《法国当代中国学》，耿昇译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外，他还翻译有关法国汉学史方面的文章，结集为《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出版。可以说，耿昇通过翻译，沟通了中法汉学界，使得双方可以对话，增进了许多方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此外，耿昇先生还有很多译著涉及西域、西藏、蒙古、探险史、西方人看中国等等方面，为避免琐碎，不一一提及。上面只就我所熟悉的领域，略述他在几个方面做出的学术贡献，可以说他用自己的一支译笔，书写着丰富的历史，润色着多彩的春秋。

至于我本人和耿昇先生的交往，印象最深的有下面一些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正是我主要研究敦煌学、藏学、西域史的时期，所以和耿昇先生交往甚密，十分关注耿先生在敦煌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翻译成果，对于他翻译的一些法文论著，曾加以精读，受益很多。可以说我自己的成长，受到耿先生极大的影响。他送给我很多书，但他的习惯一般不在书上题写赠语，我的有的书上写了“耿昇同志赠，新江记”，有的没来得及写，但肯定也是他送的，所以我书架上还保留着耿译的许多初版本。耿昇先生对晚辈非常慷慨，每次见面，都会送书，据我观察，这不仅仅是对我，对很多年轻人都是如此。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一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请耿昇先生主其事。他知道我翻译了一些有关于阗的论文，就约我编一本《于阗研究译文集》，对我鼓励有加。随后我就着手准备，翻译了贝利、蒲立本、哈密屯、恩默瑞克、德莱斯顿、乌瑞等多位学者的论文，集结了大约三十万字的稿子，交给出版社。但后来因为我的译稿太过专门，没有能够出版，但这件事我还是要感激耿昇先生。在他的敦促下，我至少做了一组文章的翻译，得到了历练，外文有所进步，专有名词也知道去哪里找了。我的译稿后来陆续发表在《新疆文物》《国外藏学研究译丛》等刊物上面，也算是对学界有所贡献。

耿昇先生家住石景山永乐东小区，虽然离北大较远，但我也常常登门造访，因为在当时的北京，不论公家图书馆还是私人收藏，许多法文书或者论文，只有耿昇那里有，如果想用，就必须去耿先生府上借阅。我做中外关系史研究，更偏重于伊朗系统的文化如何进入中国，他翻译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对我十分有用。但书中没有翻译中文史料部分，因为他觉得这些中文材料都在，对中国学者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作者是如何理解、翻译中文史料的，这对于他的论说一定产生影响。所以我就跑到他家，从他那里借来原书，复印了相应部分。记得某一年，他从巴黎回来，电话里说他把伯希和所有的著作、论文、书评全部收集回来。那时候还没有Hartmut Walravens编的《伯希和的生平与著作：目录编》（Paul Pelliot 1878-1945.His Life and Works, a Bibliography，Bloomingt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01），找到伯希和的全部论著，包括大量的论文和书评，是十分不易的一件事。我跑去他家翻看，果然数量巨大，许多此前难以觅见。这不仅仅是耿昇先生本人的收获，也是中国学术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

最后还有件事一定要讲一讲。耿昇先生心无旁骛，刻苦翻译，出产量极大，稿费又多，所以极易遭人嫉妒，在评职称等事情上给他小鞋穿。1998年5月，黄时鉴先生在杭州召开以大航海时代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期刚好和西安的一个唐史研究会接着，我放弃与胡戟先生去麟游探访九成宫的机会，从西安经石家庄转飞到杭州。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和耿昇先生见面，原本碰到时应当是热情寒暄，但我感到他有点冷淡。到了晚上，他沉不住气到我的房间，说道：你小子真不够义气，社科院高评委会上，有人声称你说耿昇翻译的书开篇就错。我一听就懵了，这都是哪对哪呀。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也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对读过的耿先生的翻译，都是完全可靠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话出来呢。我和他声明后，他说他也不相信这是我说的，也知道这是“借刀杀人”，不过他也着实憋了很长时间，不吐不快。我真的非常感激他把这事直截了当地和我说了，如果他不说，一直暗中记恨，那我可就背了一辈子黑锅，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们又重新畅谈，他还是大方地送他的新书给我。

走笔到此，想想我自己的学术道路，先做敦煌、西域，略微涉及藏学和回鹘，后来转向中外关系史，好像冥冥中受到耿昇先生的影响。只是我没有他那么高的天分，也没有他那么刻苦，所以迄今为止，我基本上停留在汉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史一段，没有敢特别涉猎耿先生后来着力所在的明清以后的中外关系史，因此他每次召开中外关系史学会的会议都给我发出邀请，但我往往望而却步。今天耿昇先生虽然走了，他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供我们学习。希望在他的学养滋润下，我也可以慢慢拓展自己的学术领域，书写历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