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明处听到耿昇先生病逝的消息，我心头一震，立即有一种永远失去而难以弥补的遗憾。这不是一般学人离世时常有的那种感觉，而是一种永远失去的遗憾。人们常以“及身而绝”来形容那些身怀绝技而不幸去世的学人所带走的“绝学”。如果浏览一遍耿昇先生的著译目录，我们很自然地会有这种感觉。
我与耿昇先生的最初接触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次与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在他们单位附近吃午饭，在胡同里遇到耿昇。他肩挎书包，行色匆匆，双方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过去了。过后，我的朋友把耿昇的翻译业绩大大夸奖了一番。那是一个学人靠稿费生活的年代，耿昇已翻译、出版了十多种著作，在京城学界算是很“牛”的人物了。后来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主编阎纯德先生主办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我们再次相遇，双方似没有什么交谈，散会就分开了。两人的真正直接交流很晚，2014年5月18日应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兄邀请，我参加了《卜弥格文集》出版学术研讨会。会上，我见到了几位久仰而未曾谋面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前辈学者和同人，包括沈定平、金国平、汪前进等，耿昇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前自己因为撰著《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常常参阅耿昇的译著，他大概也看过我的东西，所以这次会面，两人即有一见如故之感。耿昇不是那种话语很多、大包大揽的豪放派，与他谈话，基本上是我问他答。当年11月上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北京外国语大学、维也纳大学、中国文化院在奥地利维也纳共同主办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中欧文化交流的过去与未来”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耿昇在受邀之列，一周多时间的朝夕相处，两人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从那以后，我们时常通电话或开会联系。2016年5月，我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课题《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人士的“北京经验”研究》结项，我打电话请耿昇做结项评审专家，他欣然答应，撰写了评语，并打印后寄给我，感觉到他做事的那份认真劲儿。
我介入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从研究“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这一课题入手，耿昇翻译的汉学著作可以说是我案头的常备参考书。耿昇是继张星烺、冯承钧之后，驰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法国汉学领域的又一位名家。他在《我的治学之道》一文中述及自己的学术工作时这样说：“在学术翻译和研究中，本人主要精力是集中在四大学科领域：西域史（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入华传教士为主）、丝绸之路（西北、西南与海上丝路史）、法国汉学史，而且在每个学科领域中都有不少成果问世。这些领域基本上都属于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对一般学人来说，这些领域都是比较冷僻而专门的学问，不要说在这些领域谋取立足之地不易，就是成为其中某一个方向的专家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事。对耿昇的整个学术译介事业，我无力评及。但只要通览他的著译书目，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一是他涉足的领域，如丝绸之路、西域史、蒙古史、吐鲁番学、突厥学、敦煌学，都是傅斯年视之为“四裔问题”的学问，在中国也许是比较冷僻而专门，在国际上却是热门而蔚为显学的，故入门的门槛甚高。如果与国际学术界没有热线联系，就不可能登堂入室。二是这些领域对研究者的语言能力要求极高，它们往往涉及多语种，法语、英语自不待说，还需通晓少数民族语（如蒙古语、藏语等），甚至有些西域、中亚的死语言，只有历史研究与语言能力相结合才可得其门而入。三是从耿昇的翻译成果——多达六七十种译著，加上他本人的著作、论文，粗略估计其著译字数约二千万字。可以想象，他是一位非常勤奋的翻译家兼学者。没有长年累月、持续不断的努力工作，是不可能如此高产的。耿昇自述：“书山有路，学海无涯。读书做学问难，做翻译更难。回首自己30多年的爬格子或‘码字’生涯，感受多多。成绩固然是一笔一画拼凑而成的，纰漏也是点点滴滴地聚拢起来的。”这应该是他的真实体会。
学术是时代的产物。耿昇198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此时正是改革开放启动不久，祖国迎来“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耿昇迎来了自己人生和事业的转型。不过，从一个法语翻译人员，到法国汉学翻译，再到中外关系史研究，我想这对耿昇来说，殊属不易，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他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大学期间恰恰赶上“文革”发生，似乎不可能接受很好的教育。1969年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4582部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学业也很难向前推进。他真正走上学术道路应该是在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以后。在他的学术转型过程中，几乎都是靠刻苦自修，定然花费了大气力。
中西文化交流史（旧称中西交通史）是一门特殊的专门史。早期开拓这一领域的学者，或像冯承钧留学法国，师从伯希和，通过吸收法国汉学的养料进入国际汉学的殿堂；或像张星烺留学欧美，通晓多种外语，然后刻苦钻研欧美东方学（特别是英国东方学家亨利·裕尔的著作），获得这方面的专业素养；或像陈垣进入辅仁大学这样的天主教教会大学，通过与教会史学者接触获得灵感，发掘中文文献材料，在这一领域谋取立足之地；或像朱谦之取道东瀛，通过借助日本历史学者的东西交通史书籍获得这方面的养料，进入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毫无疑问，耿昇是通过自己刻苦钻研法国汉学，吸取法国汉学的精华，将其“最重要、最著名和中国学术界最需要的学术名著”择其精华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文学术界同行。他所取径和行进路线，应该说是比较正宗的。
耿昇对自己的法语水平颇自信，他曾在外交部门工作多年，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法语翻译；调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室工作后，又经常赴法国访学，与法国汉学界交往密切，对法国汉学成果了如指掌，是国内这方面难得的人才。他谈及自己与法国汉学界交流的经验时说，我的法语“顶呱呱”，法国学者说汉语结结巴巴，不敢恭维，话语口气中的那种自信和底气在同行中是很少见的。
耿昇的翻译工作量太大，引来物议甚至批评，是意料中事。平心而论，耿昇翻译的荣振华等著《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这样的教会史工具书绝非易事，由于其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翻译，不仅对译者中法双语的语言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对其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素养也有相应的要求，这是一项精确度要求极高的翻译工作，一般译者根本无力胜任。书中涉及的专业术语、传教士汉名和各种约定俗成的名称，非有相当的专业素养才能掌握。“‘学贯中西’是对大学问家的盛赞，‘熟悉中西’则是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学者的必备。”耿昇这句话是对自己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有的学者对耿昇译著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从学术上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一部学术译著的出版需要经过若干环节，某些环节并非译者所能完全掌控，出现误差也就在所难免。面对一个知识谱系复杂、专业术语艰深的领域，译者可能存在难以克服的知识上的盲点。因此，人们在展开学术批评的同时，也须对译者的艰辛多一分“同情的理解”，不可因其出现的一些差误而抹煞他难得的成就。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耿昇在法国汉学方面所做的大量译介工作，我们对法国汉学在敦煌学、藏学、西域学、中亚学、蒙古学、突厥学、来华耶稣会士史这些专业领域的成果，很多可能就茫然无知。正因为如此，耿昇的离去，使学术界深感在这些领域无可替代的缺失。胡适逝世时，梁实秋曾以“但恨不见替人”来表达自己的哀痛，此语说明耿昇在介绍法国汉学中的作用可以说也是颇为适合。举目四望，环顾海内，我们今天的确暂时找不到像耿昇这样有分量的法国汉学翻译人才。18世纪法国三大汉学名著之一《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译本出版后，在与耿昇的电话交流中，我曾几次怂恿他翻译《中国丛刊》（十六卷），当时他的研究兴趣似已转移到敦煌学、藏学、丝绸之路这方面，他表示自己暂时无力承担这件工作，现在看来要找到适合翻译这套书的人选，恐怕是更难了。
不知是对自己来日无多有某种预感，还是出于对自己著译成果的不放心，耿昇最后十年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在整理、修订自己已有的翻译成果。他出版了几种集大成式的著作和译著，包括《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此书将荣振华著《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入华遣使会传教士列传》和《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列传》三传合一，汇集成书）、《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东方出版社，2011年）、《中法文化交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法国汉学史论》（上下册，学苑出版社，2015年）等，每一本书都是厚达七八百页，甚至一千多页，给人沉甸甸的感觉。这些书籍每出一本，我即会毫不犹豫地购买一本，它们对我的研究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耿昇离世时只有73岁，这个年纪在古人虽已过了古稀之年，在当今多少仍给人早逝之感。想象一下，如果他能再活十年、二十年，为我们再译二三十部法国汉学名著，中国相关研究领域自然就能有更多受惠，情况也许就大不一样。可惜！斯人已逝，不亦悲乎！如今我们只能缅怀他的学术业绩，鞭策自己发奋努力、继续前行。
（作者按：2018年4月10日耿昇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至今已有三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为纪念这位杰出学者，邀请耿昇生前好友撰文缅怀他的学术业绩和生平行谊，准备出版一部纪念文集，本文即为应约所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