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环境问题凸显。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许多绿色环保的政策，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专章论述了生态文明；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等战略部署；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021年3月，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绿色低碳则成为2022年两会热点话题。国家高度重视经济与绿色、低碳等生态环保领域均衡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当前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凸显的情况下，发展绿色金融可以改变传统的高成本经济增长方式，引导经济增长方式向绿色经济转型，实现经济高效增长。
依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求，绿色金融有多重利好，它既能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和环境风险管理能力，还可以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推进以碳金融方法促进节能环保技术研发及装备产业绿色化，发展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低碳运输等绿色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低碳与绿色增长课题组对深圳、广州等城市开展了相关调研，调研的范围包括领先发展绿色金融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创新模式（如“政银担”模式实施情况）、金融服务公司提供的绿色金融服务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能源公司等相关行业，精确掌握上述代表性企业对发展绿色金融的需求，找出制约绿色经济高效发展的瓶颈。通过以上调研访谈，课题组特提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经济高效增长的几点建议：
一、构建绿色金融良性发展生态
绿色金融生态是由政府机构、市场平台、资产委托机构、资产受托机构、评级公司、认证机构、信息收集与数据整合机构、合规服务商、指数编制机构、金融中介、上市公司与非上市企业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在这一生态系统里，绿色债券、社会责任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碳金融、碳交易等以及各类与ESG相关的金融产品应运而生，给生态系统的各方参与者提供了丰富多样、具备吸引力的投资机遇和商业机会。
绿色金融生态驱动的核心因素是政府增强型的市场激励机制，尤其是在管制、标准、激励方面需要更多的政策框架支持。因此，一是要加大绿色经济与绿色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支持，相关职能部门应充分认识绿色经济与绿色金融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大绿色经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根据地区发展实际需要来制定、完善和落实绿色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二是要加强对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两个综合系统协调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并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补贴担保、建立环境绿色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等形式，支持区域经济向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三是用好ESG承诺机制，协调好多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与冲突，建立政府—市场—ESG主体协调体系，构建稳定的绿色金融发展制度框架。
二、推进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将从上至下地推动绿色金融的改革与创新实践，力促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推动新兴产业企业向集群化和纵深化发展，促进绿色经济高效发展。一是在规划方案编制方面，以绿色金融发展为抓手，完善绿色产业发展规划和工作方案，系统布局绿色产业发展规划；二是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方面，打造绿色产业创新中心，加快建设创新研发机构，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开展专利质量提升工作，搭建优质公共服务平台，强化绿色产业人才队伍建设；三是在构建绿色产业全产业链方面，加快重点项目引进落地、打造高质量绿色产业集群、强化绿色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强化标准体系研究，并加强绿色企业协作，大力营造绿色产业发展氛围；四是在加快应用示范引领方面，理顺绿色产业建设职责分工，加快绿色产业规划，构建安全、经济、高效的绿色产业发展体系，加快推动绿色产品的规模化应用。
三、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及服务
金融机构持续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有利于助力绿色经济转型发展。一是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产品创新，分区域探索开展碳排放权、用能权、排污权、特许经营权、项目收益权等绿色权益抵质押贷款业务；二是发展绿色资本市场。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创新金融产品为绿色企业提供特色金融服务；三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债券发行的业务指导，引导金融机构建立健全绿色金融债券发行所需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内部管理制度和人才储备体系等；四是推进绿色直接融资，加大环保设施投资规模，有效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不断扩大推动绿色发展的市场参与主体，拓宽绿色融资渠道，建立吸引各类资本进入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市场化机制；五是服务企业参与全国碳交易市场，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创新碳债券、碳远期、碳基金、碳资产回购、碳中和挂钩贷款、碳能效融资等碳金融产品，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四、建立健全绿色金融风险预警防范机制
在疫情冲击之下，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和缺乏市场生存能力的企业都面临着生存威胁，建立健全绿色金融风险预警防范机制非常有必要。一是加强银行资本金补充，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在宏观政策回归正常化的过程中，那些缺乏市场竞争力和难以实现转型的企业就会面临非常大的生存危机，对于这些企业应使其顺利退出市场，加快其资产和人员的重组进程，防止出现新的僵尸企业，提高其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二是发展绿色保险。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鼓励保险机构改革创新绿色保险产品，合理拟定产品条款，建立健全环境污染事故的查勘定损和理赔程序，保护企业的利益；三是发展各类绿色基金。整合、壮大现有环保类基金，鼓励地方政府以多种形式发起或参与发起PPP模式的绿色发展基金，支持环保类上市公司参与或发起设立环保产业并购基金。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各类绿色产业基金，为绿色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五、加强绿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在加强绿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稳增长过程中，一是应注重提升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引导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降低人们选择绿色低碳生产生活的成本，形成示范效应；二是与碳税和碳排放配额从供给端对碳排放加以限制不同，绿色基础设施主要从需求端对人们选择绿色低碳生产和生活方式增加激励和降低成本；三是多元化筹措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一部分可以通过碳税和碳排放权拍卖获得，另一部分可以通过发行长期绿色债券实现跨代的利益补偿。绿色低碳转型的收益超越了一代人，因此如何在代际之间合理分担这种转型的成本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张自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