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就以“春秋大义”评判和讥刺不合礼法，不合道义的战争和罪恶。他不主张对外侵略和征服，而提出“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国与国之间应以“和为贵”（《论语·学而》。
在国家治理方面，孔子推崇文武之道。《论语·子张》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朱熹注：“文武之道，谓文王、武王之谟训功烈，与凡周之礼乐文章皆是也。”文武之道是指周文王、周武王治国平天下之道，《礼记·祭法》说：“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后儒引申为能文能武，既文且武，一文一武，有文有武为文武之道。
《礼记·杂记下》载孔子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之道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就是一张一弛，文武兼用，刚柔相济，能进能退。
《左传·定公十年》记载齐鲁夹谷之会，孔子因有准备而避免了鲁候被齐人劫持的祸患。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鲁定公参加齐鲁两国的夹谷之会，孔子作为此次会盟的司仪傧相。齐国的大臣犁弥劝齐候说：“孔丘这个人只是知道礼仪，没有勇气，不懂兵谋，如果我们派遣莱人，用兵力武装劫持鲁候，我们一定会成功。”
齐候就听从了犁弥的建议，准备用武力劫持鲁候。谁知，孔丘早已有了准备，当莱人出现，准备劫持鲁候的时候，孔丘自己一边用身体掩护鲁候往后退，一边大声招呼附近鲁国的侍卫：“勇士们，保护鲁候，往前冲。”鲁国英勇的侍卫冲上前来，打退了莱人，保护了鲁候。
就这样，孔子大义凛然，与妄自尊大的齐国军臣针锋相对，以礼屈强国、正典仪的凛然大义使齐国君臣的阴谋没有得逞。《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在夹谷之会前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果然在文武兼备的情况下以弱胜强。明人茅元仪《武备志·自序》就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
孔子推崇文武之道，不是把二者相提并论，而是有侧重点的，这就是以文为先、为重，而武为后、为辅。《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通过对《韶》《武》之乐的评论提出了一个评论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尽善尽美。更深层的含义是孔子以仁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根本标准，也是最高标准。《武》“未尽善”主要是《武》乐的主题是颂扬周武王伐纣，虽然也具有正义性，但毕竟不合孔子的仁道标准。
在孔子心目中，上古尧舜禹之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最完美的，但到了文王偏文，武王偏武，当然孔子是倾向于文的，所以这里含蓄地批评武王尽美未尽善。他倾向于文但并不废武，而是强调文武兼备。因此，尽管孔子认为“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但他追求的理想还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
《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孔子说：“能够拿起干戈保卫国家，可以不作为夭折来对待。”孔子的学生冉有、樊迟参加鲁国反击齐国侵略的战争时，冉有使用戈矛攻杀齐军，所以能攻破齐军。孔子说：“这是合于道义的。”孔子主张符合道义的战争而反对不道义的战争。
同篇还载“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孔文子将要攻打太叔的时候，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说：“祭祀的事情，那是我曾经学过的；打仗的事情，我没有听说过。”退下去，叫人套上车子就走，说：“鸟可以选择树木，树木哪里能选择鸟？”
这事发生在孔子在卫国时。卫国大夫孔文子本人娶的是太子蒯聩的姐姐，他又把他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另外一位公室成员大叔疾。其实大叔疾原本娶的是宋大夫子朝的两个女儿。
后来宋子朝谋反出奔，孔文子就强迫大叔疾把宋子朝的两个女儿休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谁知大叔疾怀恋旧情，仍然与原配保持关系，偷偷来往。这件事情在卫国闹得满城风雨，孔文子一怒之下召回了自己的女儿，并打算发兵攻打大叔氏，所以专门去找孔子征询意见。
孔子对孔文子的做法不以为然，但因为寄人篱下，也没有明确反对，就说他不懂打仗，就准备带着弟子离开卫国。可见孔子心目中对战争始终有一个道义的标准来评判和应对。
进入战国，战争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孟子反对非正义战争，指斥“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不符合“义”的标准，即不但违反了西周以来礼制所规定的名分制度，也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对于有人宣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他直截了当地判定为“大罪也”（《孟子·尽心下》），把“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的法家、纵横家之徒斥为“民贼”（《孟子·告子下》）。
对于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频繁地发动战争，攻城略地，他更是痛恨至极，怒斥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帅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建议“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让那些好战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孟子反对暴政，称历史上的暴君为独夫民贼，赞成“汤放桀”“武王代纣”的正义行动，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肯定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力，肯定解民于倒悬的正义战争。
对于能够解民于倒悬的王者之师，孟子则加以赞扬，因为他们是为民而战，拯救人民与水火之中的正义之师。《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毫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从前汤还以亳为首都的时候，与葛国是邻国。葛国国君葛伯放纵无道，不祭祀祖先。汤派人去问他：‘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供祭祀用的牺牲。’汤就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把牛羊自己给吃了，又没有用来祭祀。汤又派人问他：‘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供祭祀用的谷物。’汤就叫毫地的民众去葛国替他耕种，年老体弱的人就给耕种的人送饭。葛伯却带领自己的人半路拦截带有酒肉饭菜的人进行抢夺，不肯给的就杀掉。有个孩子拿着饭和肉去送给耕种的人，葛伯竟然杀了孩子，抢走了饭和肉。《尚书》上说：‘葛伯仇视送饭的人。’就是说的这件事。因为葛伯杀了这个孩子，汤才去征讨他，普天下的人都说：‘汤不是为了占有天下，是为了给平民百姓报仇。’‘汤王的征讨，从葛国开始。’征讨十一次而天下无敌。向东征讨，西面的人民就埋怨；向南征讨，北面的人民就埋怨。他们埋怨说：‘为什么把我们这里放在后面？’人民盼望他来，就像大旱之时盼望下雨一样。”
因为商汤是要救民于水火之中，老百姓自然会“箪食壶浆以迎”（《孟子·滕文公下》）。这说明，孟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不义的战争；不是一般地反对君主，而是反对独裁专制的君主。
《孟子·梁惠王上篇》载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针对梁惠王处于的被动挨打，国力衰微局面，希望他不要溺于私仇，睚眦必报，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的仁政主张。在物质生产方面有三项内容：一是刑罚，二是薄赋税，三是深耕易耨。省刑罚属于法治，薄赋税属于财政，深耕易耨属于农业生产。前两项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孟子提出了通过教育培养国民孝、悌、忠、信的品德，使他们在家能够侍奉父母兄长，出门能够尊敬长辈上级，有来犯之敌可以拼死保家卫国，英勇抵抗强敌入侵。即使强大如秦国、楚国，如果他们的君主不知吝惜民力，一味发动战争，不能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受冻挨饿，生命难保，陷入灾难的深渊。这时如果大王带兵去征伐他们，一定没有人抵抗。行仁政的小国可以打败大国，行仁政的弱国可以战胜强国。
所以有句老话说得好：“仁者无敌。”因为施行仁政的君王，必然赢得民众的拥戴；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是无敌于天下的。
荀子在战国末期经历了更多规模更大的战争，他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不义战争，提倡“仁人之兵”。《荀子·议兵篇》记载临武君和荀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用兵之道，赵孝成王说：“请问用兵的要领。”临武君回答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上取得有利于攻战的自然气候条件，下取得地理上的有利形势，观察好敌人的变动情况，比敌人后行动但比敌人先到达，这就是用兵的要领。
荀卿说：“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不对。我所听说的古代的方法，大凡用兵打仗的根本在于使民众和自己团结一致……善于使民众归附的人，这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就在善于使民众归附自己罢了。临武君说：“不对。用兵所看重的，是形势有利；所施行的，是机变诡诈。善于用兵的人，神出鬼没，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孙武、吴起用了这种办法，因而无敌于天下。哪里一定要依靠使民众归附的办法呢？”荀卿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德之人的军队、是称王天下者的意志。您所看重的，是权变谋略、形势有利；所施行的，是攻取掠夺、机变诡诈：这些都是诸侯干的事。仁德之人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欺诈的；那可以被欺诈的，只是一些懈怠大意的军队，羸弱疲惫的军队，君臣上下之间涣散而离心离德的军队。仁德之人上下之间，各位将领齐心一致，三军共同努力，臣子对君主，下级对上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一样，就像手臂捍卫脑袋眼睛、庇护胸部腹部一样。
后来，他的学生陈嚣问荀子说：“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先生议论用兵，经常把仁义作为根本。仁者爱人，义者遵循道理，既然这样，那么又为什么要用兵呢？大凡用兵的原因，是为了争夺啊！
荀子回答说：“非女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欢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这道理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仁者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就憎恶别人危害他们；义者遵循道理，正因为遵循道理，所以就憎恶别人搞乱它。那用兵，是为了禁止横暴、消除危害，并不是争夺啊。所以仁人的军队，他们停留的地方会得到全面治理，他们经过的地方会受到教育感化，就像及时雨的降落，没有人不欢喜。
因此尧讨伐驩兜，舜讨伐三苗，禹讨伐共工，汤讨伐夏桀，周文王讨伐崇国，周武王讨伐商纣，这两帝、四王都是使用仁义的军队驰骋于天下的。所以近处喜爱他们的善良，远方仰慕他们的道义；兵器的刀口上还没有沾上鲜血，远近的人就来归附了；德行伟大到这种地步，就会影响到四方极远的地方。荀子的仁人之兵后来就演变成仁义之兵、仁义之师，用来指伸张仁爱正义，讨伐邪恶残暴的军队。
总之，由于儒家的影响，我们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提倡“化干戈为玉帛”，但也不怕战争，勇于参加保家卫国的自卫战争和替天行道的仁义战争。“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即使强大的国家，好战必然灭亡；天下虽然暂时安定，而忘记了还有战争也不行，会处于危险之中，还要居安思危，居危思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