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说的学问大概主要指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学”，再一个就是“识”；前者侧重功力，后者侧重识力即见识。近年来我参与了《文史哲》、《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等一些杂志的组稿工作，感触很深的是，拿过一篇文章来，衡量其价值一般有两个标准，一是看是否有功力（占有材料的多少）；再一个就是看是否有见识、思想、洞察力，是否见解深刻，是否能使人明白一些事理。在许多情况下，功力和见识同时达到炉火纯青、高度互动程度的文章，比较少见。多数情况下，要么偏于功力，要么偏于见解。人们的治学可能也是这样。功力与见识在治学过程中哪个更重要？换句话说，学术研究当中功力与见识哪一点处在更活跃、更主动、更积极的位置上？应该说，两者都不可或缺，既不可偏举，更不可偏废。

功力如何培养？功力是个功夫活，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一方面是看基本典籍。所有成功的学者一定要阅读本方向的基本典籍，在这方面，前辈学者留下了非常多的论述。带有经典性质的书是必读书。一些基本典籍必须要看，不看肯定不行，内行一眼就能看出你的欠缺。

读经典书，因人而异，因地域而异，因方向而异。章黄学派讲究读“八部书”，读尔雅音韵，其余基本不看。著有《北周六典》的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是章太炎的入门弟子，他认为治学像打仗一样，得有基本队伍。打仗靠父子兵，经典著作是部队中的核心队伍，治学也是一样。几本经典性质的书必须读烂，它才能够成为你自己的东西。王仲荦先生的基本队伍是《资治通鉴》，他读得烂熟。

山东大学还有一位张维华先生，研究中西交通史，他的基本队伍是《史记》和《汉书》。前辈的经验值得珍惜。我们精力非常有限，20世纪学术的大变化是分科治学，专业性越来越强，不可能把精力分散到多个领域。最起码，本方向的书一定要读熟读烂。

另一方面，治学有个“老营盘”。也就是说，要有属于自己的治学领域。像梁山泊的好汉，安营扎寨，占山为王，别人别想进来。这是衡量一个学者是否成功的基本标准。别人一提你的名字就知道你是研究哪个领域的，或者一涉及这个领域就绕不过你，这说明你成功了。有的人研究一辈子，别人不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可有可无；或者别人在研究这个领域时不提你，不影响对这个领域的讲述，这都意味着你没有取得相应的成绩。

最近我们对赵俪生先生有个8天的学术采访，感受比较深。赵俪生先生是我的太老师，我的导师葛懋春先生曾作过他的助教。学术界有人攻击赵先生在治学方面换的地方太多。实际上，赵俪生先生研究领域比较多，从农民战争史到中国土地制度史再到文化史，都很有研究。

但我和赵先生一见面，我发现赵俪生先生属于才华横溢的天才，那他的研究领域可以不作限制。但是，作为我们普通人，材质不那么出色，那就必须死守住一块地，在一块地上反复精耕细作，方才能有所建树。做学问不是串门。拿我自己来说，我最初做学问就是从研究翦伯赞入手，进而研究以翦伯赞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然后逐渐拓展到20世纪后半期以至整个20世纪学术史的。在属于你的“老营盘”里，对你所要研究的领域的所有材料都必须看，要竭泽而渔，防止遗漏。在翻材料的过程中，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氛才能扑面而来。所有材料读过了，再进行压缩，“损之又损”，由博返约。

再一个是见识。我对目前大学教育的看法是“有学无识”。现在的大学教育的确提供了足够多的知识，给了足够的“金子”，但大多没有给“点金术”。大学给了我们很多知识、材料和见闻，还应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见识、洞察力、概括力。这是点金术。某条材料用完后，可能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但你由之获得的见解，具有时间上的持久性、空间上的普遍性，换句话说，明白了一个事理。

现在有很多文章不能使我们明白事理，通篇只是堆砌材料，用表面上的博学掩饰思想的贫弱。最近我的一个学生想引用一位著名学者的观点，但在洋洋洒洒4万字的文章中，找不出一句足可以概括文章论点的话。我在给博士生上课时经常举蚕与桑叶的例子，历史学家好比是蚕，蚕吃了桑叶，吐出蚕丝，然后用丝来编织出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而不是把桑叶大量堆积在文章当中。这才是最高境界的锦绣文章。直接把桑叶一片片摆出，将未经消化的桑叶穿起来，还认为这是有功力，我不敢苟同。尽管洋洋洒洒，但没有什么意义。丝不等于桑叶，但来自桑叶，需要用你的见解编成一篇文章。读后才能给人以启发、教益。

怎么处理见解与材料的关系？强调见解，不是不要材料。美国一些史学家在处理见解与材料的关系上的方法很得我心。研究义和团的柯文有本书名为《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他在正文中基本上都是见解，他引用许多当年的报道，还有其他大量的材料，都放在注解中，而用从材料中提炼的见解编织书稿。

我看到我们学生中论文集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大量靠堆砌材料来膨胀篇幅，看不见作者自己的分析。看完一篇文章，只能感受到前人在哪里，而感受不到作者在哪里，我认为这是现在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这种只重堆砌材料的现象，在我看来是创造力、洞察力与思维穿透力衰竭的一个表现。我们讲史学理论，训练洞察力是首要的。其次才是方法，在没有见解之前谈方法是空洞的。史学方法当然也要讲，但那不是重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学复兴”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太偏重材料，缺乏洞察力的文章。赵俪生先生曾在1981年的《文史哲》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篇文章在20年后依然很有价值。历史研究的洞察力来自于什么？如何培养洞察力？如何提高抽象力、概括力？途径很多，不排除有天分的问题。

赵俪生先生评价某某史学家，说人很不错，但没有才气，就不愿与之打交道。在做学问时要选择与自己性质相近的专业，你性格偏于哪个方面，就说明在那方面有天分。假设你愿钻牛角尖，愿两耳不闻窗外事，愿消耗精力在学问上，那很好，你有研究史学的天分，才分的差异我们无法选择、突破。

但另一方面，对历史的洞察力来自对现实生活的参与程度、深度。我们看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的见解不知比一般的历史学家要超越多少倍。他们的洞察力是一般的历史学家一辈子学不来的。马克思主义能进入西方思想的主流，不是偶然的。

一个人连自己生活的社会都认识不清楚，你怎么能指望他能认识清楚2000多年前的先秦社会呢？对现实政治的关注、现实生活可以磨练你对历史的洞察力。说这些，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当，一定要保持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保持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不要对生活麻木不仁。如果外界的变动引不起你内心的一点波澜，那表明你已经未老先衰。保持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不影响你对学问的热爱。这是训练洞察力的绝佳机会。首先要当历史的创造者，才能当好历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人性的复杂，你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对人性观察的广度、深度，影响你对历史判断的广度、深度。古今人性、中外人性是相通的，这是历史研究得以进行的假定。

没有这个假定，我们就没法研究先秦史、美国史。没有比对人性的观察、比对现实的观察更能训练洞察力的了。我们要始终对现实生活保持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参与者的身份。陈寅恪先生晚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写出《柳如是别传》，但他对人性的见解不可谓不犀利，但他实际上对现实是高度关注的，余英时等人就在他的诗词背后发现了一些东西。

训练洞察力还要读一些哲学书尤其是哲学史方面的书。这些东西对训练概括力、判断力极有好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可能一上来看不大懂，但耐着性子、硬着头皮也要读下去。像《哲学史讲演录》、《小逻辑》，都要看，对我们有莫大好处。马克思的书要好好看，马克思过时了，那是鬼话。我给学生讲《共产党宣言》，都引导学生要关注窗户外面的社会现实。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都异常的精彩。雾月政变发生时，马克思就准确地预言了事变的发展进程，恩格斯在后来只修订了一些细节。马克思的洞察力有多强！理论的力量有多大！

强调洞察力在回避思想的90年代尤其重要。应当说，目前的中国思想界、理论界是不令人乐观的。我们中华民族在抽象力上、在逻辑力上是偏弱的，《论语》五千言，基本上是个语录体，不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一上来就在构造体系。我们和西方在上古就有差异，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20世纪，由于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思想创造力一度受到了压抑，这也是我们目前思想资源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的力量，用社会学的通则来解读中国材料，获得新见解，像杨念群等人，在这方面做了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我们现在都是在借用西方话语进行表达。但中国有中国的历史经验，这难以用西方的话语来描述。我们应该限制西方话语霸权上作些努力，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点什么。要敞开我们的视野，只要有必要，我们就可以使用最新的理论资源，这对我们有好处。

强调洞察力，强调“见识”，在当计算机已经成为基本检索手段的今天还有其特殊意义。我发现在学生中存在着一个趋向——电脑越来越取代了读书。由此，我想谈两点，一点是当电脑成为我们基本的检索手段的时候，就更凸现了一个人见识的高低对治学成败的决定性作用。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可以有电脑，都可以拥有同样的材料，在这个时候，你的高低你的成败，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抽象力，取决于你的思考能力。以往功力本身就是学问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假如电脑能部分地取代读书，材料的搜集不成问题的话，那只能说明思想的作用和以往相比处在更活跃、更积极、更重要的位置。再一点，假如电脑代替了读书的话，在我看来，对史学的伤害那是难以估量的。我在学生中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不读原作，靠二手材料来提出问题，然后靠在网上敲关键词来搜集材料。一篇文章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在于它的原创性，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前人未曾提出来的问题，在于它把前人未曾解决了的问题向前推进了多少。仅仅依靠网络，这是学风非常浮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