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人类社会就向前推进一步。
那么，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是什么呢？许多人认为，是发展问题，即我们的世界究竟如何发展。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还有比发展更迫切、更重要、更本质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人类究竟如何生活的问题，才能真正明确我们这个世界究竟如何发展。
人类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当今在世界上普遍崇尚的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生活方式，正在把我们人类引向一种可怕的境地。人类如果不换一种“活法”，即不改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前景堪忧。有人甚至说，这样继续下去，过不了几个世纪，人类就要走向灭亡。这里，我想就这一话题谈些看法。我的见解可能显得十分肤浅，甚至还带有某种片面性，但只要能使大家对本来是“熟视无睹”和“见怪不怪”的东西加以关注和思考，我想也就达到目的了。
现在是到了认真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应该沿着消费主义的路子走下去的时候了
消费主义是一种把消费，特别是物质消费作为生活宗旨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在西方世界广为流行。中国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告别“短缺”与“匮乏”，这是大好事，但一些中国人与此同时也走上了消费主义的轨道。就消费时的挥霍无度而言，一些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无数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人们，我们中国人确实是到了认真思考一下是否应该沿着消费主义的路子走下去的时候了。
在消费主义的驱使下，人们信奉的是“越多越好”和“越奇越好”的原则。在整个社会的消费中有三多：多买、多用、多扔。衡量一个人生活得好与不好的唯一标准，是他拥有多少东西和消费掉多少东西。人们不仅追求多，还追求奇。什么叫奇呢？这样的东西大家都有没什么好，只有我独有才是好东西。追求多和奇，这正是消费主义的主要标志。
消费主义刚开始在西方世界流行时，就有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的曾经风靡一时的《单面人》一书就是专门揭露和批判消费主义的。他认为，在消费主义的统治下，人都成了“单面人”，即只是片面追求物质需求的人。我们可以借用他在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命题来认识消费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是“虚假的需求”。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人所满足的需求实际上不是人的真实的需求，而是虚假的需求。所谓“虚假的需求”，是那些为了某些特殊的利益，从外部强加于人的需求。消费社会动用一切宣传机器，促使人们相信他们需要这些产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广告宣传一再唤起新的需求，驱使人们去购买最新的商品，并使他们产生错觉，误认为自己确实离不开这些商品。
二是“强迫性的消费”。在消费主义支配下的消费，表面上看是消费者的一种自觉行为，实际上，消费不是出于我们内心的实际，而是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广告的一个功能就是制造需求，把社会希望我们有的需求成功地投射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在这个“虚假的需求”指导下，我们就去消费。其实，这个消费是强迫性的，强迫我们去消费不是皮鞭、棍子，而是制造虚假需求的文化，是社会强大的宣传工具。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人们不得不进行这种或那种消费，人们自以为在选择，实际上已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三是“统治的新形式”。现代社会推行高生产高消费的政策。生产得越多，就要求消费得越多。那么它怎么样使它生产的产品得到消费呢？主要是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实施“强迫性的消费”。其结果是它成功地使自己的需求、进而使自己的利益与社会成员的需求和利益一体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失去了反抗消费主义推行者的理由。个人对社会只会产生认同感，而批判意识则完全被消解掉了。这正是现代社会统治人的一种新的方式。
四是“痛苦中的安乐生活”。安乐的、舒服的，但同时是痛苦的。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人跟商品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不是商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我们人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消费商品。这样，现代人在成为劳动的机器的同时，又成了一个消费的机器。消费主义是一种“温柔的陷阱”。它是陷阱，是温柔的陷阱。人拜倒在物的面前，把物当作自己的灵魂，忘却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失去灵魂的人还有什么幸福可言？问题更严重的是，在消费主义统治下，人明明非常痛苦，却往往感觉不到痛苦的存在，甚至还把痛苦的生活当作幸福的生活来感受。感觉不到痛苦的存在，不能说明痛苦的不存在。这恰恰表明其痛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完全处于麻木状态，连痛感也消失了。
当然，马尔库塞通过这些概念与命题主要批评的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主义，但这种批评无疑对当今的中国社会也有某种借鉴作用。
消费主义不是马克思为人类所设计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跨入21世纪的人类之所以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能为21世纪的人类指明一条正确的生活道路。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马克思为人类所设计的生活方式具有现实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物质需求方面来满足人，即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些人总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要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只是因为这一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贫困状态，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只是因为这一社会的财富分配得不公正。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根据，但也有其肤浅性和片面性。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在于这一社会一方面使人的劳动堕落成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另一方面又把人引向成为一种只知道物质消费的“残废的怪物”。
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异化的世界，马克思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在这个异化的世界中人的欲望和需求究竟变成了什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乐”，在这一社会中，“产品和需要范围的扩大，成为对不近人情的、过于讲究的、违反自然的和想入非非的欲望的精心安排和总是考虑周到的迎合”，为了达到自己增加财富的目的，“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匠，激起他的病态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以便然后为这种亲切的服务要求报酬”。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强行把对物的需求变成人的主要需求的分析确实十分深刻。
再看一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人的需求遭致歪曲的更为精辟的原话：“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于造成了这样的颠倒：吃、喝等明明是动物的功能，可人却完全专心致志地享受，把此当作人的独有的功能来对待，而劳动明明是只属于人的功能，可人却偏偏不加重视，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实际上已经把它视为动物的功能了。人从动物脱胎而来，因此必然具有双重性，即既有动物性，又具有人性。问题在于，他表现为动物性一面时他却误当作人所独有的东西加以享受，而真正要他表现为人性的一面时，他却像动物一样地运作。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悲哀。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把人歪曲成经济动物，他所希望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求就是把人从那种使人变成物，特别是变成消费动物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一些人在曲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的同时，又错误地理解马克思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正如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洛姆所指出的：“对马克思的这种看法进一步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天堂描绘成这样一种情景：成千上万的人听命于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家官僚机构，这些人即使可能争取到平等地位，可是牺牲了他们的自由；这些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的‘个人’失去了他们的个性，而被变为成千上万个同一规格的机器人和自动机器，领导他们的则是一小撮吃得更好的上层人物。” 在弗洛姆看来，社会主义是要消灭妨碍尊严生活的贫困，但不能由此推论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他说：“我们决不能把这样两个目标混淆起来，一个是要克服妨碍尊严生活的赤贫，另一个是不断增长消费，后一目标对于资本主义和赫鲁晓夫来说具有最高价值。马克思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既要征服贫困，又要反对把消费作为最高目的。”确实，按照马克思的原意，人类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并不仅仅在于使人们都拥有昔日的资本家所拥有的那么多的财富，更不是要使人们都过上穷奢极欲、金玉满堂、纸醉金迷的生活，社会主义决不把最大限度地进行消费作为自身的目的，决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把人引向一种只知道从物质方面来满足自身的“经济动物”。在这两种制度下的人的生活方式迥然有别。社会主义旨在创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消费主义也是对中国传统消费文化的否定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人们逐渐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又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人原先有自己的一套活法，包括如何进行消费。中国的传统消费文化自有其值得保留与吸收之处。我们当代中国人千万不能与原先的活法彻底“决裂”，而一下子“栽进”消费主义之中去。用消费主义简单否定中国传统的消费文化，对当今中国人来说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在我看来，对中国的传统消费文化中的下述内容，我们就不应加以唾弃：
其一，消费中提倡知足常乐。中国传统文化是怎么看待消费的呢？enough is enough，够了就行，知足常乐。孟子曾经把中国人所能向往的生活目标描述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羊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后来又有人把这种生活目标进一步概括为：“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畜妻子。”这种生活目标、生活态度与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相适应的。有人把这种知足常乐、够了就行的消费方式，理解为是一种不求进取的生活态度。如钱穆先生就把这种态度概括为：“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决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在我看来，钱先生的这种理解具有片面性，知足常乐、够了就行的消费方式的要旨并不在于不求进取和容易满足，而在于崇尚适可而止、悠然自得，这种生活态度与当今一些人的得陇望蜀、利欲熏心、贪心不足、欲壑难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二，消费中提倡崇俭黜奢。打开中国历史上各种版本的“治家格言”，崇俭黜奢总是其核心内容。如《朱柏庐治家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这里特别提到，所用的物品只要质地好和清洁卫生就行了，哪怕是瓦缶也要胜过金玉；吃东西必须做到简约和清淡，粗茶淡饭、园中蔬菜比什么都珍贵。也有人把这种崇俭黜奢的消费观念视为是在物质生活资料贫乏的状态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态度，在他们看来，当时人们必须节衣缩食，在日常生活中处处精打细算，才能抵御由消费资料的贫乏所带来的对生存的威胁。那么按照这一说法，如果消费资料的贫乏基本上消除了，人们是不是就可以挥金如土、骄奢淫逸、酒池肉林、暴殄天物了呢？实际上，把崇俭黜奢视为一种权宜之计是错误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物质财富的增加永远跟不上人们的贪婪的上升。正如印度圣雄甘地所说：“世界满足人的需要绰绰有余，但却不能满足人的贪婪。”
其三，在消费中提倡俭而不吝。中国传统的消费文化，把节俭与吝啬严格地区别了开来，尽管主张节俭，但又反对吝啬。王夫之在《俟解》中讲：“俭者，节其耳目口体之欲，节己不节人……吝者，贪得无已，何俭之有！”在王夫之看来，真正的节俭者是针对自己而不是针对他人的，即“节己不节人”，而所谓吝啬，实际上是不愿意施舍与帮助别人，这正表明其贪得无厌的本性，而贪得无厌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节俭！中国的消费文化对慷慨解囊历来十分赞赏，对斤斤计较则向来持批评态度。《老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按照王弼的解释，“多藏厚亡”的思想说的是，聚财过多而不能施以济众，引起众怨，最终则损失更大。当今一些人的消费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消费文化所提倡的俭而不吝恰好相反，他们一方面对自己金迷纸醉、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另一方面对别人则锱铢必较、分斤掰两，那其结果必然是《老子》所说的“多藏厚亡”。
创建一种与消费主义有别的新的生活方式，是当代中国人的重大历史责任
目前西方一些人在讨论21世纪是否有可能成为中国世纪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那么21世纪有可能成为中国世纪。那么中国究竟发展成为什么样子才有可能成为21世纪人类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呢？当然，中国的GDP必须不断增加，中国人的物质消费水平必须不断提高。但我认为，即使这些都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也不可能就使21世纪成为中国世纪。中国人目前还需要做的事情是改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创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要创建一种新文明，就是从改变我们的消费方式开始，要适度的消费，满足我们真正的需求。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现在正流行的那种生活方式、那种文明样式确实已到了悬崖勒马、改弦易辙的时候了。目前整个人类都在呼唤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文明样式的出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在中华大地上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明样式率先创建出来，这难道不是对整个人类的划时代的贡献吗？
那么，当今我们应当从何入手呢？或者说当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其一，必须切实地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生产领域，引导人们不是首先在消费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获取满足。人类对自己的最大的误解就在于只是在消费领域寻求满足。人类之所以能在生产领域获得真正的满足，关键在于：首先，通过参加直接性的生产活动得以自我实现，使人们真正能创造性地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中会获得享受；其次，由于这种生产不是为了支撑恶性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所以这种生产的结果不是与自然日益对立而是与自然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人类在这种崭新的关系下会感到满足和幸福。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这绝不仅仅是人们注意力的转移，而是真正获取解放的问题。人的最终的解放是劳动的解放，而把注意力转移到生产领域，是实现劳动解放的先决条件。
其二，必须全面地满足自己的需求，特别是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需要。人的消费既有物质方面的消费，也有文化方面的消费，应当加大文化消费活动在整个消费活动中的比重。文化消费是一种高层次的日常活动，它能较好地满足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满足这种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通过有形的物质消费过程对人的生理需求的补偿作用。文化消费是呈现在人们内心中的一种精神快感与情绪体验，具有愉悦身心的功能。确实，只有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消费之后，人们才有精力或闲情逸致进行文化消费，即古人所谓“衣食足，知荣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文化消费可有可无的结论。
其三，必须在物质消费领域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只要我们能生产出更多的耐用品以及更多不破坏环境的东西，或者更多地生产出那种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么，消费得越少，但生活得却更好，这就是可能的。只要在消费领域能够实现“更好”与“更少”的结合，那么人类就可能进入“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境界。实现“更好”与“更少”的结合，实际上就是“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单纯量的增加并不能必然改善整个人类的命运，而只有注重质的标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获取幸福的问题。这是一场改变人的需求结构的革命，即要建立一种把消费的质、生活的质放在第一位的需求结构。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在很富有的同时，却没有“富贵病”。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承了优秀文化遗产的当代中国人民，完全有条件完成创建与消费主义有别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历史重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就是紧紧抓住促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结果将会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
陈学明 上海崇明人，生于1947年。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上海证大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上海浦东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及当代中国社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