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从而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道路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对这种世界历史意义可以从各个方面去认识，我们在这里仅论述一下中国道路的开创对人类文明究竟带来了什么，或者说，仅从中国道路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看看这些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之所在。
一、中国道路增强了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
自从人类走出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状态以后，已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封建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等文明状态。推动文明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发展的动力始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文明是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基础上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作保证，人类社会根本谈不上是文明的。以前的文明社会是如此，当今的文明社会更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指出：“每一历史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合，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P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不但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历史规律，而且也说明了人类文明社会的经济实力是这一社会赖以存在的最终根基。由此说来，判断一种发展模式有没有对人类文明社会作出贡献以及贡献究竟有多大，主要是看这一发展模式有没有增加人类文明社会的物质财富，有没有增加其经济实力以及究竟增加了多少。今天，当我们给中国道路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坐标系上定位，确定它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时，首先应当观察的是这一道路对当今人类文明在增强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方面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访问俄罗斯回答学生提问时，这样说道：“13亿多人口的中国发展起来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相反中国如果是积贫积弱，这才是世界真正的麻烦，这才是真正值得世界担心的事。”[2]确实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繁荣富强给整个世界，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其中首先是给这个世界增强了经济实力，为人类文明增加了物质基础。
中国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一个“大体量”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富裕与强大将直接增强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物质基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经济实力的增加。在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经济总量中，“中国部分”是举足轻重的，“中国部分”增加了，总量也上去了，即使“其他部分”下去了，也可以用“中国部分”的增加来弥补和充抵。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经济获得持续而高速的发展，中国近3亿人口摆脱了贫困，13亿人的生活被迅速地现代化。13亿人口大致占世界总人数的1/5，现在中国人不仅解决了脱贫和生存问题，而且逐步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这难道不是对整个文明社会的巨大贡献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有两个地方概括了中国的经济成就。一个地方是这样说的：“十年来，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基础。我国的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3](P6～7)另一个地方是那样说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四十七点三万亿元。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连年增产。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基础设施协调性增加。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效显著，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生态文明建设扎实展开，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全面推进。”[3](P2～3)这两段话不仅概括了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且也有力地反映了由于这些成就的取得大大夯实了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让我们再看一下具体数字：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624亿元增长到39.8万亿元，在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由1.8％上升到9.5％，由名列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2位；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由206亿美元增长到29728亿美元，出口份额占全球的9.6％，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50％；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加到2.5万亿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的1/3，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4]所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人们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所领悟到的可不仅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加，而且还有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物质基础的增强。
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方面的贡献不仅体现于自身的强大，更表现在对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经济发展的拉动和推进。中国道路所孕育的中国经济体量和活力已成为当今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是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走向一体化。新型的交通工具、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再加上一些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的推动，使中国的物质、资本、人员与世界各地之间的物质、资本和人员之间的流动日益加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人类文明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竞争，更主要的是带来了机会。一方面，中国把整个人类文明社会作为自己的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也为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新的市场。这样，在经济发展方面就实现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赢”。对于中国以庞大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这一点，也已被许多国外有识之士所认可。这里仅举三例加以说明：一是美国人特德·菲什曼在其《中国公司》一书中，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世界进入中国；第二阶段是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第三阶段是中国开始影响世界。他认为，到2011年，中国以3.64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额、1160亿美元的实际使用外资额、601亿美元的非金融类对外投资，为全世界的贸易伙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二是《纽约时报》2011年12月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十年》的文章，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已成为名列前茅的贸易伙伴，世界各地的公司和消费者均从中受益。今日之中国既是世贸大家庭中最合格的成员之一，另一方面则通过参与国际宏观经济协调、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致力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改革和完善，致力于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而成为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推动者。[5]三是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12月22日发表了扎卡里亚所写的题为《一个强悍、然而尚显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崛起》的文章，这样写道：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个最重要的国家。想一想一年来的事实吧，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首次超过美国，这至少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中国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在五种基本食品、能源以及工业初级产品等消费领域均超过了美国。[6]这些国外有识之士尽管也认为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力量离不开整个世界的支持，但显然更强调这种能量对整个世界的“反哺”。
人们在观察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时特别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并且往往用一个国家对外投资的多少来衡量其对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大小。那么我们在这里转引全球最大财经信息供应商汤森路透集团所发表的报告，看看中国在2009年对外投资的一派热闹景象。该报告称，自2009年年初至2月中旬这一个半月时间里，在全球跨境并购规模同比下降35％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总额同比增加40％，涉及金额达到218亿美元，仅次于德国，居世界第二位。而2月份之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更是风起云涌。先是中铝宣布195亿美元注资全球矿业巨头力拓方案；接着是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世界第四大铁矿石供应商FMG17.34％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中国五矿集团以13.86亿美元100％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主要资产的交易获得成功；吉利收购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制造业澳大利亚DSI公司；中石油完成对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权收购；中石化收购Addax石油公司，总价达82.7亿加元(合72.42亿美元)，创下中企海外并购新纪录；苏宁电器注资控股日本老字号电器连锁企业Laox公司，成为第一家收购日本上市公司的中国企业。实际上，汤森路透集团所发表的这份报告还不能完全反映2009年中国企业竞相对外投资的状况。另据中国国家发改委2009年7月10日发表公告称，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收购新日本石油大阪炼厂股权项目于2009年6月通过核准，中石油将收购大阪炼厂的49％股权。[6]这里仅反映2009年的中国对外投资的景象，但实际上最近的其他年份也基本上大同小异。
中国在积极推动对外经济合作和交流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的同时，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让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经济成果，这直接强化了人类文明社会的物质根基。从2001年至2011年10月，中国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到期债务，承诺对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173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6万多名。[5]
实际上，只要你到世界各地的商品市场上看一看，就能知道中国这些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丰富这一世界的物质产品，从而为增强人类文明社会的物质基础作出了贡献。凡是去过国外，特别是去过西方世界的人都能体会到，你想在那里购买一件当地产的商品真是很难，因为展现在你眼前的商品都会标上“made in China”。如果你请营业员帮忙选择购买一件不是中国制造的而是本地产的纪念品，她多半会无奈地摇摇头。对此，朱镕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曾多次自豪地指出过。例如，他在2001年9月4日在爱尔兰工商界早餐会上演讲和答问时，就这样说道：“你们在美国的超级市场里，到处都可以找到很多消费品上标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还如，他在2002年4月22日在埃及回答香港记者提问时讲：“去年(指2001年9月)我在俄罗斯，他们的总理(当时是卡西亚诺夫)说他穿的夹克是在美国买的，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质量很好啊。”[7](P327,P43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孕育的中国经济的体量和活力对增加人类文明社会物质基础的贡献，在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出现危机时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事关人类文明社会命运的关键时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确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有人说“当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出现危机时中国始终是一支稳定的‘金锚’”，[6]是十分确切的。我们可以想一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来势是何等凶猛，后来之所以能使一些国家避免陷于灭顶之灾，中国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向泰国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度尼西亚等国提供了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特别是中国冒着自己也被卷进危机之中的风险，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此举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本世纪初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虽然至今仍未完全平息，但这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之所以尚能维持在目前的程度上，也不能小视中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2008年底中国推出了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扩张的十项措施。这4万亿投资，不仅拉动了中国的内需，而且平衡了全球经济增长。据一些国外媒体报道，当中国政府推出这十项措施时，全球市场都欢呼叫好。一些国外媒体甚至这样说，中国这样做是对自身的“救市”，实际上也是对世界进行“救市”。[6]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成就，如果中国不及时地利用这些经济成就站出来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那么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会愈演愈烈，相应地整个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也会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道路对增加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的贡献可见一斑。
二、中国道路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人类走向文明的道路也应是多样的。强调人类文明社会发展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一方面认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按照内在的规律总会有一个总的趋向；另一方面又提出由于人类文明社会发展所依据的各种历史条件具有特殊性和差异性，从而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正是这种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马克思曾经用“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8](P894)来表达这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但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笼罩”下，人类文明发展似乎只有一种文明形式，这就是欧洲文明、西方文明。“西方中心主义”者把西方文明解释成为人类文明的普遍的、唯一的形式，将西方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视为整个人类必须效法的“典范”，把西方文明所意蕴的文化价值说成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9]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使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更是畅行无阻。“别无选择论”，即人类要走向文明除了接受西方式的道路是没有其他道路可选择的说法，一时被一些人奉为不刊之论。西方霸权主义者大言不惭地宣称西方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理想的文明形式，并力图通过各种手段诋毁或消灭其他文明形式。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说”最典型地表述了这种西方霸权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他狂妄地断言：西方的那种人类文明形式，即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随着这种文明形式变成为全人类的制度，人类历史走向“终结”。[10](P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人类文明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解构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揭示和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道路。中国道路的开创必须坚持世界历史眼光，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对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邓小平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的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P373)江泽民也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12](P124)但是，我们在强调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并没有一味地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并没有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而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他人的经验，将国外特别是西方的优秀的文明成果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在一起。邓小平在强调要吸收和借鉴他人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又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P2～3)江泽民针对一些人误将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当作是全盘接受西方文明模式，特别强调：“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13](P298)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只有一种社会、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13](P110)胡锦涛也反复重申关于多样性文明和发展模式共存的命题。他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14]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世界各国应该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15]中国人民正是在认定文明模式是多样的，走向文明的道路也是多样的前提下，坚持对西方文明在辨析中吸收、在借鉴中创新、在共存中互补，[16]终于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式的诞生。人们通常所说的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形式。这种人类文明形式的出现使西方文明模式走下了神坛，阻挡了当今人类文明变成清一色的西方特征。一些国外学者也看到了中国文明形式的出现是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竞争。美国白宫经济咨询委员会前高官克丽丝汀·福布斯这样说道：“中国既是西方最大的希望，也是西方最大的恐惧。”这一西方的官方学者从整个人类文明出发来观察中国文明的崛起，觉得这是人类的希望之所在；而一旦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场看中国文明的崛起，则感到了恐惧。新加坡外长杨荣文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谈到中国崛起时说：“随着世界陷入骚乱中，长期以来西方模式首次遇到一个真正的对手。”杨荣文在这里不但把中国文明模式与西方文明区别开来，而且把前者视为后者的“真正的对手”。美国学者斯蒂芬·哈尔珀说“全球化让世界越来越小”，而中国模式的出现则“通过悄悄削弱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力”“让西方越来越小”。斯蒂芬·哈尔珀的意思是说，在全球化使世界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文明模式通过不断地挤压西方文明模式的价值观念，从而导致后者的影响力日益萎缩。另一美国学者孟捷慕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只有财富没有自由的模式》的文章，这样说道：“美国人必须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待中国模式，这不仅事关美国的安全和昌盛，而且事关美国的使命能不能够成功。美国使命就是在世界上推进一个政治开放、人人自由的制度。如果中国模式成功了，那美国所代表的理念和价值就面临破产和失败。”这一美国学者把中国文明模式的特征概括为“只有财富没有自由”显然是一种污蔑和歪曲，但他所担心的如果中国的文明模式成功了，那则是对美国的文明模式的一次沉重打击，倒说对了。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多样化发展的一朵奇葩。也有一些西方学者把这支“奇葩”称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这一概念是这些西方学者从全球的角度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道路的概括，是相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模式与西方现代文明模式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区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踏上了社会转型之路，这实际上是对当今人类如何迈向现代文明之路的选择。拉丁美洲、俄罗斯及东欧等国家都按照“华盛顿共识”实现了转型，这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用适合西方的理论来为转轨国家制订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改革政策。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改革政策没有使这些转轨国家获得成功。近年来，国际学术界都在反思这些转轨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实施的转型何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亦即何以没有使这些转轨国家顺利地走向现代文明。这样，就有了“超越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说法。这些“说法”所要表达的意思大致是，“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更不可能给世界带来繁荣，转轨国家再也不能走新自由主义的老路，而应当走出一条超越“华盛顿共识”，即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路。而正当拉丁美洲、俄罗斯、东欧等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实施社会转型之时，中国一直没有走“华盛顿共识”的道路，而是努力地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乔舒亚·库珀·雷默在那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中，把中国所走的这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即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特征主要概括为：不受银行家的意图驱动、切合基本需要并寻求公正及高质量增长的一种发展途径。他认为“北京共识”所实施的基本策略是：要求私有化、自由贸易等进程遵循极为慎重的原则。他还说可以将“北京共识”定义为：艰苦、主动地创新和试验(如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疆土和利益的深思熟虑，不断积聚能量以作手段。他又提出“北京共识”的主要目标是：在坚持独立的同时寻求增长。他强调“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而“华盛顿共识”的目标则是帮助银行家。[17]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则把“北京共识”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中国的成功＝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技术和管理。[18]乔舒亚·库珀·雷默和久加诺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北京共识”的内容，这些实际上正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方式的主要内容之所在，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多样化发展的一朵“奇葩”的“神奇”之所在。
著名学者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一书中，不但论述了“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的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而且揭示了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在他看来，中国这一“文明型国家”确实具有独特性，它把“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而且在当今世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他这样描述中国这一“文明型国家”的特征：“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19](P2)张维为认为，伴随中国这一“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其主要特点是：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他还提出，伴随中国这一“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这些政治话语是：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张维为断言，因为中国这一“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包含着如此丰富的内容，所以“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P3)
国内有的学者用“文明类型理论”来说明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以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多样性的人类文明中定位。这一理论根据主导性整合要素的不同，提出当今世界的主要文明形式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宗教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就属于这种文明；二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就是这样一种文明；三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可以把中国文明视为此类文明。这三种不同的文明分别以宗教信仰、资产的占有和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宗教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则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基于这种“文明类型理论”来看待社会发展，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大体上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因而认为当今中国的文明“级别”要低于西方文明的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这一“文明类型理论”从中华文明的特征、发展历史和发展阶段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主义政党制政治主导型文明”，它的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类型的人类文明是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它为广大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这种类型的文明的优越性随着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会越来越凸显出来。[20]
中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是促进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过程，也是通过这一过程，中国人民丰富了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中国人民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坚持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创新。中国人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老路，也不走“全盘西化”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通过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地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方向是确定的，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可改变的共同趋归，但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道路不会相同。人类文明过去不是单一状态的持续发展，现在更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必然是多种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曾经把这种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喻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合力’的结果”，强调每一种社会文明“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1](P697)正是有了这种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深刻认识，中国人民才信心百倍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透过这一道路，世界人类文明演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三、中国道路开辟了和平发展的人类文明新路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斗争史，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在已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之间的对抗、不同的等级和阶级之间的对抗中实现的。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的演进一方面标志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这种斗争和对抗以新的形式在进行着。自人类走出蒙昧和野蛮状态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等文明形态，比起以前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即现代工业文明是文明的高级形态，但资本主义文明所蕴含的斗争与对抗也超过以往任何一种文明形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主义的文明从来都是建立在对内剥夺农民、剥削工人，对外掠夺和侵略的基础之上的。英国工业化过程中那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7000多万北美土著印第安人遭到西方殖民者杀戮的情景，人们至今还历历在目。进入21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全球化”这部机器更是给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灾难和沟壑，资本主义文明正借用“军事铁拳头”来支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新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意味着“无限战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尽管作者把这种冲突笼统地归结为“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尚有争议，该书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还不会太平，人类文明仍然充满着冲突，这显然是正确的。那么，人类文明就必然处于这种冲突、矛盾、危机的状态？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必然在斗争和对抗中实现？如果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之前，人们只能对此作出肯定回答的话，那么在这条道路开创以后，人们完全可以作出另外的回答。中国的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创对人类文明更重大的意义在于使人类文明摒弃“独占”、“独有”、“独霸”思维，树立“共有”、“共享”、“共赢”理念是可能的。中国道路实际上开辟了和平发展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路，它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人类文明发展前景鲜明地展现在人类面前。
中国道路的设计者和领路人一再强调中国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道路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明确地把和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努力“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正式提出“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11](P328)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和平的这种本质性联系的深刻认识，邓小平顺理成章地推出了系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核心就是使中国成为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1](P104)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样以无比坚定的语气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一如既往地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不懈的努力：“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22](P35～36)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方面也是坚守不移，这主要表现在他们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和平崛起”这四个字铿锵有力，言简意赅，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总结提炼，又是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的精辟概括。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新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更是高高举起了和平主义的大旗，他在最近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这样说：“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推进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我们将坚定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国人民对战争和动荡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国将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23]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言论都清楚地表达了当今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求，同时也都清楚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一场大梦醒来之后，中国开始了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走正常国家的进程。社会主义的中国从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出发，从孤独的愤怒、寻求战略对决转向和谐共处、和而不同。社会主义的中国再也不会做充当世界革命的“摇篮”，拯救“三分之二的世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梦呓。
一些人总把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归结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并没有错。确实，中华民族历来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有着热爱和平的“文化基因”，中华文化信奉的是“和为贵”、“内圣外王”的思想价值观念，中国当今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无疑与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即使这种联系属于“密切”的联系，中华文明的和平主义传统对当今中国的和平主义道路也仅仅是提供了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必须有现实的历史条件。换句话说，当今中国的和平主义道路并不是中华文明自然的产物，它并不是从中华文明固有的“文化基因”直接引申出来的，而是历史的结果。中国当今之所以走上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除了取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更依赖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学者曾经这样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和平主义性质的，这种和平主义虽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为其制订方向的”，“由于这条道路不可能依循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建制来为自己取得全部规定，所以它在批判地澄清现代冲突与战争之主要根源的同时，为中国和平主义传统的复活与重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24]
中国当今之所以信奉和平主义，说到底是由于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截然有别的独特的道路，正是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它与和平主义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来自于它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可能性”。“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来说，其现实的可能性首先在下述的不可能性中找到依据，即它不可能依循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现代形式求得自身通达的道路。这样一种历史命运固然受制于文化传统，但同时也为其发展道路之开启和平主义方向提供了必要的前提。”[24]正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同于西方的，所以中国的整个现代建制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建立在所谓“原子个人”的基本前提下，而是诉诸“集体的力量”，从而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使人类文明与贪欲和扩张相伴随；也正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同于西方的，所以中国的文明并不是以资本为原则的文明，中国的发展需要利用资本，但同时还会限制和超越资本，中国人不会当资本的奴隶而是成为资本的主人，这样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征服性和权力主义的，更不会走向霸权主义。总而言之，中国的发展道路绝对不会局限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范式之中，而是对这一范式的脱离，这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有着自己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方向。正是这种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限度”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方向，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然是一种和平的发展。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但必须明确这条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战争与革命年代其生命力得以充分地展现，而且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其作为追求理想社会的典范也发生过重大影响。但是，由于苏联的领导人并没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时代主题的转换及时地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没有把这条道路引上和平主义的方向。关键在于，当时人们还“乐观地认为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尖锐到只有从战争中寻找出路，从而把世界革命作为直接的战略任务”，人们还“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处于总危机之中，因而埋葬资本主义为期不远”。[25]出于这样一种对时局的基本的估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把基点放在竞争、革命和战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对时代的判断不同，前者建立在对时代的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即认定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才构成当今世界的主题。如果不理性地修正对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的过高的估计，以及对战争引起革命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如果不理性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长期性，那么就不会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修正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对时代主题的错误判断，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不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和战术方针”，而是“作为需要长期执行的战备任务”，不是把“埋葬资本主义”当作“为期不远的目标”，而是视为“长期的战略任务”。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尽管国际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尽管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西化”和“分化”图谋不断显现，但是中国人民仍然相信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一点没有变，从而仍然坚定地走在以和平主义为宗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两个关键词，就是“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这两个关键词鲜明地告诉人们走和平发展道路、建立和谐世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蕴含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理念将为促进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和平发展”这一关键词表明，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长期的自我积累，其过程是和平的，中国的发展绝不像某些国家靠建立霸权等手段进行侵略和掠夺，它不想寻找什么捷径，而就是依靠长期的自我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相处、共同发展之路，是一条在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振兴中华之路。这条道路是对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顺应当代世界潮流，符合中国、亚洲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具有充分的根据和客观条件，是中国的必然选择。”[26]具体地说，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又要使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就是一方面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之中，通过公平竞争的交换，和平地获取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把发展的基点放在依靠自身的力量之上，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难题。“和谐世界”这一关键词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追求世界和谐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自己的“梦想”，这一“梦想”的实现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繁荣富强，而且也标志着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体地说，“和谐世界”的理念首先对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起重要的作用。“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必然成为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同时，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也必然会成为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共识，对推动世界和平发挥重要作用。”“和谐世界”的理念将对全球经济的共赢和共存、推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起积极作用。“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将对世界历史整体的发展、世界的共同繁荣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对于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和共赢精神，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27]确实，“和平发展”、“和谐世界”这两个核心概念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崇高境界。这两个概念体现出中国的道路是把发展自己与对世界和平的维护和推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到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之中，把发展自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统一在一起，这正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崇高追求。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人类文明的意义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一方面由“人类集体自杀之路”来指证西方文明的无出路状态，另一方面又把重建和平主义的希望寄托于中国，他这样说道：“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28](P282～296)正如吴晓明教授所指出的：“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见地是准确的和深入的。”[24]汤因比的预见在当今的世界得以兑现。当然，中国的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既与的、已经完成了的东西，而毋宁说是正在生成着的东西，是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24]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不断地“在历史地生成着”，也就是说，不断地变得成熟和圆满，它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也会愈加充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四、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破解难题提供了借鉴
各种文明形态都曾给人类带来了进步，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更是使人类的进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与此同时，迄今所有的文明形态也都曾使人类经受磨难，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更是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实无情地告诉人类：人类文明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如果人类不能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不能破解所面临的难题，那么人类将随着文明的衰败而一起陨落不是没有可能的。当今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挑战表现为“三大矛盾的加剧”：一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资本主义文明本来就是建立在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之上的，随着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这种剥削和掠夺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呈扩大趋势，纵观今日之世界，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自我为中心，以享受为特征的腐朽、颓废文化价值观畅行无阻；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人类的生态容量已快接近底线，工业化、现代化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破坏了生态平衡，人类遭到了自然界严酷的报复，人类面临失去“家园”的危险；三是人的各种功能、需求之间越来越不平衡，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人一味地把“占有”作为自己的人生宗旨，而离开真正“属人”的存在状态渐行渐远，人所满足的主要是一些“虚假的需求”，人的那些精神上、心理上、文化上的需求不是被扭曲就是枯萎了。德国诗人海涅讲过，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们就把人类文明又向前推进一步。显然，当今文明的进步就取决于对这“三大矛盾”的破解。中国道路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是否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最后就看这一道路在破解这“三大矛盾”方面是否有所作为，是否为破解这“三大矛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客观现实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正视和解决这“三大矛盾”中开辟自己道路的。虽然不能说当今中国已完全解决了这“三大矛盾”，但显然中国道路已为解决这“三大矛盾”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中国道路为解决这“三大矛盾”所形成的理论以及在解决这“三大矛盾”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已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破解这些难题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从而为当今人类文明通过破解这些难题获取新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设计者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作过经典的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P373)在其他场合，他还说过：“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11](P172)邓小平在这里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阐述，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明确地作出了规定，这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看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三者并不是并列的，而是一个层层推进的立体结构。对“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来说，“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手段和途径；而对“共同富裕”来说，“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又只是手段和途径。显然共同富裕是个最终目标，它既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目标，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
当然，中国领导人明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目前尚不能完全做到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尚不能完全实现共同富裕。既然如此，就必须面对剥削和两极分化现象。中国领导人在“面对”时牢牢把握住以下两点：其一是“适度”，即在劳动者之间、各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必须保持“适度”；其二是“导向”，即把适度的收入差距和剥削现象“导向”消灭收入差距和剥削现象这一总目标。为了使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至于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中国领导人努力把握好“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之间的关系，在两者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为正确处理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将市场经济这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结合在一起，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既是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是对原有的市场经济模式的重大修正与突破。邓小平在提出中国要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之时，特地在中国所要实施的市场经济体制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限制词，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使所创造的财富更惠及一般老百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以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正为价值目标的社会，中国人民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朝着这一价值目标大步迈进。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效益与公平兼顾的最佳的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人类文明如何在发展生产力、增强物质基础的过程中克服两极分化，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中共十七大一方面郑重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另一方面又旗帜鲜明地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中共十八大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展现了“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灿烂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建设必须以生态文明的标准来进行。如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在于创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真正满足人的功能与需求为主要内容的存在方式，如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那么，中国人民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也就必然会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其理由非常简单：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联系，即创立生态文明。当中国领导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之时，实际上已经顺理成章、合乎逻辑地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生态文明纳入到了自己的主要议事日程。走和谐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走生态文明的道路。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立足，也无从说起。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寓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中。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最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模式的紧要关头产生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科学发展作为发展战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不是黑色的发展而是绿色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不是黑色的崛起而是绿色的崛起。所谓绿色发展就是科学发展观所昭示的那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绿色发展道路也就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指引中国人民走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截然有别，这是一条“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像中国这样对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也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像中国这样具备如此优越的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条件。我们清楚地知道，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有许多，但最主要的还是资本逻辑的作用，是资本的那种效用原则和增值原则给生态造成了无穷的伤害。当今的中国尽管还需要利用甚至发展资本，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不是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我们正在发挥我们的优势，在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之间寻找一种张力，通过正确地驾驭资本来达到既增加物质财富又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而这一点在当今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很难做到的。具体地说，我们基本上找到了“四管齐下”的生态文明建设途径，这就是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所总结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所有这一切，都为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矛盾日益尖锐这一难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让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中国领导人是如何一步步地突破以消费为中心，使中国朝着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的。邓小平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反复告诫人们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9](P208)江泽民不仅重申了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而且使用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提法。他把“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思想变为党的纲领、战略和政策，成为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江泽民在其著名的“七一”讲话中把努力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要求提了出来：“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0](P25)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作了精辟的表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发展观一方面突出了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强调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运行过程，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过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灵魂，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物为本而言的，这就是要把满足人的真实的需求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着人这个中心展开全部的社会活动，要使物为人服务，而不是使人围着物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充分彰显了当今时代精神和时代价值”。[31]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把“以人为本”进一步理解成“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如果人们只是着眼于在物质领域满足人的需要，如果人们只是把人引向成为一种“消费动物”，如果人们把人的存在方式完全等同于最大限度地去“占有”，那么其结果就是我们在目前一些工业化国家常常所看到的人的片面化和异化。习近平提出要实现“中国梦”，“中国梦”的内容当然绝不仅限于使中国人民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而是建立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人的全面的愉悦。这些年中国人不但是这样想和这样说的，而且也在努力地实践着。虽然当今中国人离开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还很远，但确实正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这一方向前进。中国人民朝着这一方向一步一步前进的过程，也就是为当今人类文明破解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这一难题提供示范效应的过程。
中国人民对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了自信。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充分地看出，能有效地化解当今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三大矛盾”，是这一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破解这“三大矛盾”，就是探索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而在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背后是中国人民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两者结合起来是造就了一种新的文明样态。虽然不能说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种人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文明样态在当今中国已完全形成，但可以有把握地作出判断，中国人民正在进行伟大的创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了对一种真正属人的生存状态的追求，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对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文明支配下的那种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并不算夸张。纵观当今世界，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人类现存的生活方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这“三大矛盾”背后隐藏着的是人的生活方式、存在状态的危机，人类必须换一种“活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率先创建新的生活方式，并与此相应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构建出一种新的人的存在状态和文明模式，那么就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这样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不论如何估计其对人类文明、对世界历史的意义都不会过分。
注释：
①参见孙忠良：《后危机时代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载《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第124页。这里所引的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评论，均转引自孙忠良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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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明(1947- )，男，上海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