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是针对和因应当时文坛的现状与问题而展开的，无不体现出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对文学的价值诉求，一个时代的文坛生态、文学风气的健康维系与发展，离不开这样的批评，而这正是好的文学批评之社会和文化职能所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我们看来，苏轼的文学批评正是体现了既是引领作用，又有匡正时弊指向的好的批评。
苏轼的文学批评散见于他的古文、书信、序跋等之中，无不立意高远、主旨突出、意蕴丰厚。唐人李翱在《答朱载言》中有云：“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胜，辞胜则文公。”我们认为好的文学批评文章应该做到如李翱所说的这样，而苏轼的文学批评便达到了这般境界。
文章应当“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
苏轼反复强调文章应当“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应当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以“有补于国”。苏轼的这种文学价值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批评观之中。在《答乔舍人启》中，苏轼这样讲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故议论慨慷，则东汉多徇义之夫；学术夸浮，则西晋无可用之士。”苏轼这里所言之“文章”包括散文与诗歌。在这里，苏轼继承了杨雄、王充及苏洵的有关思想，以“华采”即形式因素为“末”节，以“体用”即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功能为首要。此与苏洵论文不为“惊世绝俗之谈”，专主文“施之于今”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以体用为本”是为了实现文章“有补于国”的价值目的，而为了做到“有补于国”，就必须秉持“有为而作”的写作态度，“言必中当世之过”，以充分发扬文章的社会批判功能。苏轼在《凫绎先生诗集序》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文章观：“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凫绎先生即当时国子监直讲颜太初，为颜渊四十七世孙。苏轼认为文学必须充分发挥对社会现实的药石作用，此之为“有为而作”，并且明确批判那种“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的“贵华而贱实”倾向。要真正做到“有为而作”，就必须树立正确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敢于申发己见，抒发真情，而不是阿言媚性、炫才自售。苏轼曾言：“去岁在都下，见一医工，颇艺而穷，慨然谓仆曰：‘人所以药为？端为病耳。若欲以适口，则莫若刍豢，何以药为？’今孙氏、刘氏，皆以药显，孙氏期于治病，不择甘苦；而刘氏专务适口……而刘氏富倍孙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恐未必售于世，然售不售，岂吾侪所当挂口哉？”苏轼在这里以医喻文，借医工之口所讲的“期于治病，不择甘苦”与“专务适口”实际上指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态度，体现了他对于什么样的文学批评才是好的批评的看法。苏轼还在一系列的议论中申言了同样的观点，如云：“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与王庠书》）“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尽于可用。”（《东坡应诏集》卷一）“酌古以御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答虔倅俞括奉议书》）均属是焉。从文学思想的层面来看，苏轼讲“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等，在观念上实际更接近柳宗元所提倡的“辅时及物之道”。苏轼的这种文学批评观实际上与宋代的田锡、苏洵、王安石等人有相近之处。田锡论文重视经世致用的作用，欧阳修曾评价苏洵的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薄于古而通于今，实有用之言”（《苏明允墓志铭》）。可见，苏轼的文学批评精神“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与田锡、苏洵的文学主张有相互贯通之处。王安石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此与苏轼略有相似之处，但苏轼论文，重功用，也重辞章，而王则重事功而轻文辞，如云：“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两人的文学批评观因此而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故当王安石因极端的重功用而在科举中罢诗赋而改试语义，按照自己的主张“使学者归一”，苏轼激烈地加以反对，这实际上是两种文学批评精神之间的冲突。
“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
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这样讲道：“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言称是在转述欧阳修的意见，但考之于现存的《欧阳文中公文集》，仅卷四十一《苏代文集序》有云：“斯文，金玉也。”聊聊数字，语焉不详，所以视之为苏轼自己之言而托之于欧公亦未尝不可。不过欧苏之间在批评观念方面有同气相求之处也是不争的事实，欧阳修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云：“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苏轼的“文有定价”说实际上是由此而发展来的。在《答毛滂书》中苏轼这样讲道：“世间唯名实不可欺。文章如金石，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又在《太息送秦少章》中云：“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苏轼认为，“名实不可欺”，文章之优劣决定于其“实”，而不决定于一时的“爱憎口舌”，以及文人同伙之间过度的抑扬褒贬。这是因为天下文章之“品目高下”，并非一己之抑扬所能左右；“一夫”之抑扬，“先进”之“汲引”，可以暂时“信于世”，但最终得到社会和历史的承认还需大众的知音许誉。当然，“一夫”和“先进”们的奖掖不是没有作用，但是要做到使其抑扬褒贬符之“实”、符之“众口”，也并非易事。苏轼在分析了文学批评中所存在的“名”与“实”、“一夫”与“众口”、“一时”与“久远”等关系之后，认为文章之好坏高下的裁定只取决于“实”、“众口”、时间的检验，而非为其他。是为“唯名实不可欺”。苏轼的这些言语，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坛的不正批评之风而亮出自己的批评态度，意在提倡开展健康的文学批评，并且提出了如何衡量文章优劣的标准，或曰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的批评伦理准则。苏轼反复强调批评应该尽可能地趋同于文章之“实”和“众口”，他所鄙视的仅仅是那些靠诋恶起家，以“取合一时”而混迹于评坛，或欲以一己之偏嗜凌于大众和时间之上的“与草木同腐”的所谓“批评”。苏轼所言并非是鄙视批评本身，因此不能成为文家拒斥批评之口实。苏轼的文有“定价”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东阳《麓堂诗话》云：“文章如精金美玉，须经百炼千选而后见。”赵执信《题幼子庆赋稿》云：“夫文章声色，自有定价，妙绝一时，脍炙人口，未必皆佳构。”均为援引苏轼之言而来。当然，对于苏轼此说，也有持不同之见者，如陈善在《扪虱新话》中就说：“文章似无定价，殆是由人所见为高下耳……所谓‘文章如精金美玉，自由定价，不可口舌增损’者，殆虚语耳。”又，薛雪《一瓢诗话》云：“诗文无定价，一则眼力不齐，嗜好各别，一则阿私所好，爱而忘丑。如某之与某，或心知，或亲串，必将其声价逢人说项，极口揄扬，美则牵合归之，疵则宛转掩之。”其实，这两种言说之间并不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苏轼的“定价”说重文章之“实”，相信文章的客观价值之存在，而“无定价”说则是从文学接受、文学批评中客观存在着种种难能尽以消除的种种局限或弊端而立论，两说之间不存在不可弥合之对立，就建立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这一点而言，我们对这两种说法当合而观之才是。
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文风的深刻批判
苏轼在进士及第后给欧阳修的谢恩书《谢欧阳内翰书》中言：“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在这里，苏轼明确地发表了自己对当时文风的看法，他指出文坛存在两种弊端，一是“浮巧轻媚，丛错采绣”，再就是艰深“怪僻”。有宋以来，当朝者虽然多次就学风文风问题发布诏命，复古劝学，但实际上制而不止，如在欧阳修前曾主持过贡举的张方平就说道：“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恶其然，屡下诏书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宋史·选举志一》）但是，就在不惜用行政手段清除西昆体的败劣文风之时，又产生了新的文弊，即古文运动中出现了追逐奇险古怪的不良倾向，如尹洙、石介等人在反对西昆派之同时，却在自己的古文写作中又追逐“怪语”“新语”，结果“辞涩言苦”，难能卒读，故苏轼云“余风未殄，新弊复作”。所以宋代古文运动发展到欧阳修、苏轼，实际上承担着双重任务，即在继续清除西昆体余弊之同时，又需要抵制古文运动中新出现的追逐奇险古怪的不良倾向。
苏轼在批评中反复倡导以 “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文风来取代那种“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不良文风。苏轼主张要以西汉为楷式，他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辞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眉山远景楼记》）苏氏父子为文不学“时文”，而追慕汉代贾谊、陆贽、司马迁等人，不仅对他们的思想崇尚不已，对他们的文章所代表的秦汉风力更心向往之，推之为文章所能达到的极境。苏轼多有这方面的言谈，如云：“某官受材秀杰，秉德纯忠。蔚然西汉之文，深厚尔雅展矣。”（《贺蒋发运启》）“贯六经百子之学，焕三代两汉之词。”（《贺时宰启》）“何去非文章，议论实有过人，笔势雄健，得秦汉间风力。”（《进何去非备论状》）总之，他认为秦汉风力是与华靡、怪涩文风对立的文化和艺术精神，应使之重新流贯于时代的文学体躯之中。苏轼强调“以西汉文辞为宗师”，并非如后来的明代前后七子那样，形成为一种复古主义的口号，而是为宋代的散文艺术发展确定一个参照物。主张恢复两汉风力，影响了苏轼对于文章批评理论的一系列看法，如他主张弘扬秦汉文化精神，以质朴自然为理想的风格范则的文风观念，与从陈子昂开始，唐宋古文运动中屡加倡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指导思想的追慕秦汉风格的思潮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在古代知识分子个体意识中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认同心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问题，并非仅是有文艺思潮的性质，值得深思。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