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地区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迅速提升了综合实力，其在东北亚区域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综合实力的变化以及提出的倡议，正在影响冷战结束后既有的东北亚国家关系与秩序，酝酿东北亚地区新秩序。在这一背景下，东北亚各国有必要在区域内构建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和合作共赢的经济命运共同体。东北亚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新的思维来推动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成为东北亚区域共同的价值观。
中国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实践
（一）市场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以中日韩合作为基础，推动构建东北亚经济区的建设，是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内容。（张蕴岭，2020）长期以来，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不断主动开放国内市场，探索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模式。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式。以市场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是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欧盟、北美等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最大区别。2012年，中日韩三国历经5年13轮正式谈判和数次非正式磋商后，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中日韩投资协定对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不仅为三国投资者提供更加便捷和透明的投资环境，也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奠定重要基础。2015年，中韩两国共同签署了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当时中国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为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通过该自由贸易协定，中韩两国均实现零关税的产品达到税目的90%以上，同时还决定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继续开展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后续谈判。
中国还与日韩以及东盟国家形成“10+3”合作机制，构建多层次、宽领域和全方位的合作格局。中国积极推动以东盟与中日韩为框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构想，领导可行性专家组，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在RCEP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也一直扮演着最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在谈判磋商中以实际行动强调和东盟的中心地位，呼吁成员国按照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灵活安排贸易规则。中国也不遗余力地协调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各成员方都认可的公平和共赢的规则体系。RCEP的签署也为中日韩在多边框架下的经贸合作提供良好政策基础。通过RCEP的框架，中日突破性地达成了自由贸易关系，也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奠定重要基础。
在次区域合作方面，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是中国主要参与并主导的三个国际次区域合作之一，是促进中国东北地区沿边开放的重要平台。多年来，中国在图们江区域国家开展的“点对点”外交为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95年，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和蒙古国五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进一步讨论建立协调机构的事宜，并签署了关于开发图们江地区的3项协定。201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这是中国深入推进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扩大沿边开发开放的重大举措。此外，中国还向俄罗斯与蒙古国提出共建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推动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的对接，共同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
（二）中国参与推动东北亚区域气候环境治理
这些年，东北亚地区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气候环境变化进一步成为影响东北亚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之一。因环境问题具有长期性和跨国性特征，解决地区内的气候环境问题必须通过各国合作。出于对国家重大利益的考虑，东北亚各国都对气候环境合作表现出较高合作意愿，并积极通过实际行动推动区域气候环境治理。加强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既是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的结果，也是区域气候环境威胁带来的客观现实需求。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能源消耗量大、温室气体排放较多，不断质疑中国在减排与环保方面的诚意。面对这种质疑，中国已在生态环境的治理上投入大规模资金，并与东北亚地区国家开展密切合作。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络，其宗旨是通过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解决酸沉降问题。该网络已经成立20余年，促进区域各国大气污染治理经验共享和统筹协调，中国政府屡次表示以开放积极的合作态度和区域各国共同推动网络合作成果造福地区人民。2002年中日韩建立沙尘暴共同监测网，实现了天气数据的共享，为联合治理沙尘暴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周璇、温丽琴、宫贻斌，2018）中日韩还多次举行环境部长会议，在雾霾、沙尘暴、酸雨等大气环境污染领域开展多次合作与对话。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东北亚环境合作会议、东北亚远程大气污染联合研究、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项目等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积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不仅成为东北亚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也成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贡献者和引导者。气候环境领域合作的持续发展对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以及区域经济的整合具有先导性意义。经过数十年的共同努力，东北亚地区的环境合作已经形成多形式、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的新格局。这些合作正逐步开启东北亚国家的共同体意识，为构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提供现实基础。
（三）中国积极推动东北亚疫情联防联控
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日韩三国政府不仅在相关医疗物资方面相互援助，而且在防控疫情方面频繁进行接触与交流。2020年3月20日，在中国的倡议下，中日韩三国举行特别外长视频会议，三方就共同应对疫情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等问题达成了多项共识。5月15日中日韩举办三国卫生部长特别视频会议，中国在会议上介绍了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举措和经验，并对中日韩三方未来合作提出倡议，即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抗击疫情中发挥领导作用，积极开展联防联控国际合作，携手帮助卫生体系脆弱国家提高应对能力。中国呼吁各国应继续携手应对疫情，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支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韩方面，2020年3月13日，两国率先成立了外交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联防联控合作机制，通过视频会议实现政策协调。4月29日，中韩就双方人员往来开设“快捷通道”达成一致，保持经济活动和保障企业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制度”是中韩两国的一次创举。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封锁国界，人员流动受到很多限制，中韩两国不仅没有封锁，反而加强了人员的交流。中韩联防联控机制成立以来，中韩双方继续在防疫物资供给及援助等方面开展合作，并保持着相互病例“零输出”的纪录。这极大地支持了两国抗疫大局，也为国际抗疫合作树立了典范。中韩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为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复苏提供重要动力，也为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中日方面，两国围绕抗击疫情始终保持密切沟通，频繁举行高层会议，坚守和落实两国政治共识。在中国抗击疫情之初，日本各界纷纷向中国捐赠口罩和防护服等大量防疫物资。日本政府也多次表态支持中国采取更多措施应对疫情，所赠物资上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标语让中国人民感受到东北亚共同体的温暖。当疫情在日本扩散后，中国也向日本提供援助，体现出两国一衣带水的传统文化纽带与感情。共有深厚历史文化渊源关系的东北亚区域国家在大灾大难的共同威胁面前守望相助，使人们更加对构建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抱持坚定的信心。
推动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础
（一）东北亚国际分工体系使区域各国形成产业链相互嵌入的合作关系
中日韩经济合作机制化的动因来自各国提升竞争力的战略性需求。（李天国，2018）中日韩国际分工模式表现为，先由日本或韩国生产制造业领域关键零部件或中间投入品后出口至中国，再由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生产后再出口至美国或者通过我国香港地区转往世界各国市场。在这种分工合作体系之中，日本和韩国位于中国产业链上游，在中国加工贸易进口中比重接近30%。（李志远，2020）通过这种产业链关系，中国制造业获得快速发展机遇，逐渐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在中日韩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主要扮演的是进口中间投入品加工出口者的角色，而日本和韩国的角色是加工贸易原材料的供应者。
在投资领域，日韩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是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一种重要形式。尽管中日韩三国的直接投资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出现过短暂下滑，但中日韩之间的投资规模总体上呈长期上升趋势。中日韩三国之中，中国是日韩企业直接投资的重要对象，日本则扮演着三国之中最大投资者的角色。日本和韩国投资中国的资本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中国与日韩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经贸合作已经让三国形成产业链和供应链相互嵌入的合作关系。中日韩三国长期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为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东北亚国家区域文化认同有助于凝聚区域发展共识
东北亚国家在构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的目标过程中，区域文化的认同发挥着重要作用。东北亚国家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不仅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历史，还共享着相似的东方文化传统。文化认同体系代表着共有的知识和相通的价值理念，能够凝聚区域发展共识，提升区域综合治理能力。历史上，东北亚地区的多个民族与国家在多重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文化上具有相似性、并且维持密切经贸联系的综合共同体。（杨伯江，2016）特别是，中日韩等国家相互学习借鉴，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东方文化财富。儒家思想中的信仰、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深深地影响着东北亚国家民众的价值体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与道德尺度。这种基于传统思想形成的文化相似性是东北亚各国之间逐渐形成东北亚区域秩序和经济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三）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自2012年以来，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合作过程中，多次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内涵，其中包括了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中国又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8年中国还将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写进宪法序言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了在多样化社会制度下的和平共存，每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其核心理念，最终目的是增进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李爱敏，2016）中国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具体的经济合作领域联系起来，基于共商、共建、共享方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此，中国投入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还投资近300亿美元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提供资金保障。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东北亚各国通过经贸关系相互联系与依赖，共同合作与共同受益，追求东北亚区域经济繁荣。
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的不利因素
（一）东北亚地区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地缘政治因素
东北亚地区是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交织的地区。二战时期，日本向东北亚各国发动侵略战争，给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伤害和深重的灾难。而日本对待这一段历史的态度暧昧不明，缺乏与错误历史决裂的勇气。由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做出美化侵略历史的举动，如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严重伤害中韩等国家人民感情，损害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令东北亚国家间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美国在二战后处理日本所占领的诸多领土问题上采取模糊处理办法，导致战后未解决的诸多问题，如南千岛群岛、钓鱼岛、独（竹）岛等的主权归属问题也成为各国争议的内容。在二战期间日本涉及的慰安妇问题、征用劳工问题等也成为近些年激化日本与中韩等国家之间矛盾的导火索。此外，朝鲜半岛核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困扰着东北亚安全局势的重要变数。由于东北亚地区保留了大量冷战遗产，对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形成客观阻力。
（二）东北亚地区更加激烈的产业技术竞争与区域主导权之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高速经济增长，不仅从经济规模上超越了日本，一跃成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二大国家，制造业竞争力也得到大幅提升。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日韩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原本的组装与加工角色正在转让给东南亚国家，这也让中日韩贸易中的产品结构发生改变，贸易商品的技术含量大幅提升。中国的中间品国产化速度正在加快，本国生产的中间品投入比重不断上升，而日本和韩国本国生产的中间品比重则呈现出下降趋势。中日韩三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日本一时之间不愿意或无法接受这种东北亚区域实力结构的巨大变化。日本希望继续保持东北亚地区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及东北亚区域合作，发挥“引领者”和“建设者”的角色，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主要出口之一。（卢昊，2019）因此，日本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后来即使美国退出的情况下，日本也未放弃或退出TPP，坚持主导谈判，最终将TPP更名为CPTPP。东北亚区域越来越趋于激烈的产业竞争与区域主导权之争，对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建设构成不利因素。
（三）美国对东北亚区域秩序的干扰
美国虽然是东北亚区域外国家，但长期对东北亚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加强与日韩之间的同盟关系，不断干扰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美国视中国为“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通过拉拢日韩企业来重建自身制造业产业链，导致东北亚区域产业链面临转移风险。中美两国之间博弈加剧，使东北亚国家关系与区域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日本则在美国的庇护之下，不断扩大军事力量，调整军事政策，包括批准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受“制衡中国”的战略考量以及美国拉拢的影响，美日印澳等国家加强在安全、经济和价值观议题的战略互动，这不仅加剧了同中国的紧张关系，还冲击着东北亚地区的原有权力结构，促动东北亚地区秩序的整合与重塑。（孙通，2021）
中国的未来政策方向
（一）推动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认知认同
东北亚国家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已形成互为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东北亚各国要凝聚更多智慧，秉持互信、互利、共赢的原则，妥善管控好各种分歧，在区域共生和区域共利认知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国要继续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要发挥中国优势为东北亚区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为更多的区域国家和社会公众认同，不断向经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方向前进。中国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在于廉价的劳动力，而在于具备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可以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东北亚各国提供重要市场机遇。一直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比较低，尽管近几年上升不少，2020年达到54.3%，但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73.9%。这表明，中国的消费市场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之一。这意味着中国消费市场对东北亚地区经济的增长贡献将越来越大。超大规模市场不仅将释放源源不断的消费潜力，也能让东北亚地区企业摆脱过去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依附状态，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复苏带来积极影响。
（二）中国积极担负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责任
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理念深刻变化的结果。中国已经将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纳入国家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在落实政策方面，中国正在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优化能源结构，进一步提升能源效率，推动碳市场建设。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降低了18.8%，比2005年降低48.4%，超过了向国际社会承诺的40%—45%的目标，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2020年，中国宣布力争于2030年前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作出更大努力和贡献。这些新的目标展现了中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担当，有利于推动东北亚地区加快形成清洁、高效、绿色、安全的现代治理体系。在东北亚地区气候环境合作问题上，中国应该发挥推动者和领导者的作用，积极参与制定区域气候环境合作机制。中国可以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为东北亚区域提供公共产品，关注各国气候环境的新形势和合作的新趋势，加强与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气候环境议题合作，促进区域内各国在节能环保相关新技术方面的合作，为中国气候环境的改善以及东北亚和谐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创造有利条件。
（三）中国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东北亚区域提供共同发展机遇
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新趋势，中国提出“双循环”重大战略部署。中国“双循环”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危机中寻找东北亚区域共同发展机遇。中国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有助于东北亚地区结成新型经济关系。从供给角度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完整、规模最庞大的工业生产体系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被认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背景下，中国进一步完善与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合作，为东北亚国家提供稳定持续的产品供应。从需求角度而言，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商品消费市场，具有超大规模消费能力。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全球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靡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国内市场成为东北亚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中国可以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壁垒，培育进口贸易促进示范区，扩大对东北亚各国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进口。通过“内循环”，中国要构建超大规模优势的内需体系，打通制约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堵点，释放消费与投资需求，挖掘农村市场潜力，推动新产品和新业态的发展。通过“外循环”，中国进一步加强同东北亚地区国家的合作，完善东北亚生产分工体系，加快推动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构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思想引领与行动”（项目批准号：18DA12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略）
李天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