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农是中国近代史和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曾长期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其代表性著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他集史学研究、报刊编辑、教育等事业于一身，成为中国近现代重要的史学家。1943年，他出版了《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该书在取材与叙事方面颇具特色，中外文版不断再版，被誉为“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长期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政治学史领域的经典著作。1991年，李剑农、陈寅恪、陈垣等14位中国籍史学家被收录于美国纽约格林·伍德公司出版的《近代国际大史学家辞典》中，进一步奠定了他作为国际史学大家的地位。

投身辛亥革命  赞颂中共领导

1880年6月10日，李剑农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滩头（今邵阳市隆回县滩头镇）砖屋村。童年时代读私塾，1904年考入湖南省中路师范学校史地科学习，专攻历史。他在少年时代就受到维新救国风潮的影响，热情支持维新变法，并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任教时期，他积极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1910年，李剑农抱着求知与救国的意愿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在日本学习期间，他除了刻苦攻读“政治经济学”有关课程外，还积极参加同盟会的各种活动，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均有广泛接触。1911年秋，武昌起义爆发，他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并迅速编成《武汉革命始末记》，热情歌颂人民向往民主、向往自由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无情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凶狠残暴、独裁反动的腐朽本质。

1912年春，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时，李剑农在汉口《民国日报》担任新闻编辑。该报反对袁世凯推行复辟帝制、镇压共和的独裁统治，支持全国各地武装讨伐袁世凯的革命行动。1913年6月24日该报被查封，李剑农因而遭到通缉。1913年7月，他乘轮船西渡，到英国留学，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研究欧美各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查阅政治史和宪法史等有关资料，深入研究了英国的议会政治和联邦制。

1916年夏天，李剑农从英国学成归国，在上海担任《中华新报》编辑，专写政论，揭露反动军阀的暴行，倡导政治改良。翌年，他又与同学创办政论刊物《太平洋》杂志，毛遂自荐，担任编纂主任，并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调和，促进各派势力互相让步，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1920年，他接受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聘请，参加起草湖南省宪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省级层面的宪法。1921年12月，他担任湖南省务院院长，兼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试图在中国造就一块民主试验田。由于军阀统治的腐败，这一理想很快破灭。1924年11月，因与当局政见分歧，他愤而辞职，专门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

晚年的李剑农在思想觉悟和写作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说，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历史。他由以前的一个自由主义者，到不谈主义的历史学者，再转化为对共产党颇有好感的参与者。1949年春，李剑农参加了当时的湖南自救运动。如果说，他这时出于痛恨国民党的腐朽而显露出对共产党的好感，那么，到1949年10月，他在思想上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领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正因为如此，1950年他受聘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1954年至1963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继续为国家献计献策。1954年，《明清史讲稿》尚未修改付印，李剑农即双目失明。1963年12月14日，他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

秉承唯物史观  坚持实事求是

1928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李剑农《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全书60多万字。他认为，戊戌变法之前的变革只是器物之变，而政治变革则是从戊戌变法开始。为了交代清楚变法之前的背景，他以孙中山的出生年份为起点，对1866年至1928年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系统而翔实的梳理与记述，为其后编写《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积累了素材，奠定了基础。

1930年10月，《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出版，四年内就再版过五次，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1930年秋，李剑农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担任史学系和政治学系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和政治学概论。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1942年他删除了《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的“导言”、第十二章“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的解释和今后的去路”，增加了“导论”“鸦片战争”“洪杨革命时代”“西法模仿时代”四个章节，扩充为了《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60年，他又对《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稍做改动，更名为《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1年，邹韬奋发表书评文章称赞道：“关于历史的书，往往有枯燥的毛病，使读者看了觉得混昏欲睡，但是《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这本书虽有六五二叶，不可谓不厚，却能使读者看下去很像看小说，感到兴趣，觉得著者对于繁复的材料有如左右逢源，拈来即是，整理之有条不紊，评述之明白畅快，能使读者对于以往三十年中我国的政治事实得到很清晰的概念。”

目前，《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国内外学者经常参阅和广泛引用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取材精准、资料翔实、叙事准确，对历史事件注意追根求源，并联系当时社会形势全面分析，还历史的原貌。而且，该书评论时局无所忌讳，伸张正义，对于历史名人也不例外。

遵从历史客观性，这是史学研究者应遵守的第一要务，无史料支撑则不能妄下判断。李剑农曾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宜注意的，就是以客观的事实下判断，不要以主观的感情下判断。”

在论述鸦片战争历史时，李剑农认为：“林则徐在道光时代的大吏当中，是一个实心任事、超出流辈的卓卓者。他那恳切至诚的精神，我们至今还是应该敬仰、佩服。但他对外的思想知识为时代所拘。”可见，李剑农能从历史实际出发，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恪守古今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时应当遵循的原则。

运用比较法分析历史事件与人物成败的原因，这是该书的另一大特色。如在“洪杨革命时代”一章中，他在分析太平军失败与湘军胜利的原因时，就分别在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第一，在军事策略方面，太平军只顾向前，不顾后方的安全与否；湘军则脚踏实地，步步推进，对于后方的安全问题一点也不放松。第二，在政策制定方面，太平军只顾攻城，不顾治地，只顾掠食，不顾抚民；湘军则以骆秉章、胡林翼担任上游治地抚民的工作。第三，在人才方面，太平军有政治才干的人太少；湘军则有才干者甚多。第四，在思想主义方面，太平军的民族主义被洪秀全的神权主义所改变，失去了应该有的效力；湘军所持孔孟之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深得人心且洪秀全的神权主义是假的，曾国藩的名教主义是真的。

正是由于上述特色，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大获好评。1947年，《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由商务印书馆制成平装本，分上下两册出版，1948年再版。近十年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大学和出版机构又多次再版。台湾商务印书馆也曾于1963年刊行该书，1992年再版。

华裔学者助力  奠定国际地位

1950年，邓嗣禹在印第安纳大学执教中国近代史时，由于缺乏教学资料，便将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部分内容译成英文，用作研究生参考教材。1950年5月，他在美国《远东季刊》上发表书评文章，认为“该书既不太详细也不太简短。它没有包含太多不必要的人名。作者观点中肯客观，不偏不倚，是一本理想教材”。在之后几年中，他以1948年商务印书馆的版本为基础，对全书进行翻译。

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内容，体现原著学术价值，邓嗣禹在准确理解和精心翻译的同时，在征得剑农先生同意之后，对原著进行了调整和增删。首先是在正文之外增加了五个辅助部分：译者前言、参考书目、阅读背景与注释、人名与地名索引，每章均插入1—2张中国分区地图。在正文中主要增加的是背景知识，有些是直接加在书中，有些则是以尾注的方式放在了书后增加的注释之中。据笔者统计，英译本各章节中，仅增加的注释就有196条之多，涉及历史人物、革命事件、社会运动、官职名称、民族习俗等。这就意味着，译者不仅需要调动多方位、多学科、多视角的知识储备，还要倾注大量心血与研究心得，同时还要有宏观的考量与微观分析、取舍的多重能力。为了让西方读者阅读到更为地道的英文文本，后经邓嗣禹在芝加哥任教时期的硕士生、时任Rockford学院讲师的英格尔斯（Ingalls）参与润色。

195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与D. Van. Nostrand出版社同时出版，书名为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中国政治史，1840—1928》）。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先后于1962年、1963年、1964年、1968年再版该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在1967年、1969年两次出版该书；1963年，美国东西出版社（East-West Press）也曾出版过此书；1964年，印度语版在新德里出版。

20世纪50—70年代，该书在美国研究生教学中是非常流行的参考书。2006年，著名学者萧致治在武汉大学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再版前言中介绍：“该书英文版前后共计发行了5200册，其数量之多，在美国同类著作中实属少见。”2011年，美国Literary Licensing，LLC出版社在两个月（9—10月）时间内又曾两次再版（封面注明李剑农、邓嗣禹著）。2013年1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出版英文精装版，并被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丛书。

邓嗣禹在英文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出版之前，首先交给费正清审阅，并在此书第一页显著位置注明“献给费正清”（To 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回信认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对于西方的研究学者来说，作为一种可靠的纪实史和重要资料的简编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该著作亦受到国际史学界广泛赞誉。耶鲁大学汉学家沃尔克（Richard L. Walker）看到英译本，于1957年4月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书评指出，“李剑农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仅是作为这一时期研究生的基本参考书目，而且也作为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学术评价的观点，引入西方。邓嗣禹和英格尔斯在编辑与翻译中克服了许多困难，将原始的中国资料转变成易懂的英文。通过删掉重复的内容和增加系统的注释、索引和文献目录，将李著的价值进一步强调出来”。

哥伦比亚大学的伟伯（C. Martin Wilbur）也指出：“翻译者通过删除书中许多累赘的内容，缩短了书籍的篇幅，对原书内容重新进行了文献编辑，对许多来路不明的词句增加了引文，同时还增加了效果良好的书目提要和地图。对于西方各层面的学生而言，他们都将是这些工作的受益者。”华盛顿大学的斯坦利（Spector Stanley）也于1958年发表书评指出，“对于一本学院层面的教科书而言，译者不仅提供了鲜活的评述内容，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广泛了解中国历史著作的翻译标准。这本书对于一直受到困扰的美国教师与学生而言，将提供最大的实用价值”。

多学科融合  创新研究方法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往往会涉及自然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知识层面。学习与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当前史学工作者吸收他们治史的经验和方法。

2015年5月4日，胡昭曦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综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再次强调了这方面的问题。李剑农将史学与政治、经济等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综合研究，采用多种证据弄清历史的真面目。李剑农的治学方法有着普遍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方面，1943年，李剑农的《中国经济史讲稿》由蓝田新中国书局出版。1957年，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其中包括他重新编写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中国经济史多卷本著作，用于全国各高校的教学参考教材，其权威性为学界所公认。

李剑农在古代经济研究中，更多谈及政策、制度、战争、地理位置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例如，魏晋南北朝的人口大量迁徙，其主要原因是政局动荡、战火不断。再如，长安因秦汉二代皆为政治首都，所以也是财富集中的商业都会。但就交通而言，长安在自然地理方面不是非常便利的。故而在经董卓之乱后，长安兴废无常，皆受政治影响。

事实证明，在深入研究中可以发现，有些事情看似是经济问题，实则是政治规律、社会发展阶段或自然规律在起作用；有些事情看似是政治现象，实则为经济问题或文化问题。只有跨学科的研究，才能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当今时代，历史研究走向多学科研究，既是学科本身发展的趋势，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对史学提出的更高要求。要想打造一部经典著作，就必须沿着这样的思路去开展研究工作。

李剑农在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前的经济背景时，将清代人口的增加数字与垦田面积列成表格，以证实当时的人口数量超过耕地面积和生产力所能容纳的供给。土地不够分配，则农民日渐贫困，卖田以解饥饿，继而贫富差距拉大，民众失业现象增加，由此造成民众被迫起义的局面。

李剑农在描述太平天国运动时，将其放在宏大的历史环境下，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对清王朝统治动摇和地方势力的影响。他指出：曾国藩由帮办团练人员发展为湘军，就是清朝国家兵权移入汉人的起点。地方巡抚取得国家军事实权，军队由单元体变为多元体，中央集权统治力减弱。正是他将历史事件因果关系普遍联系起来，才能发现清王朝覆灭的诱因。这也正是民国时代军阀割据导致国民党统治覆灭的诱因。李剑农分析太平天国运动时，并不拘泥于一时成败的分析，而是致力于对历史事件整体的预判，将目光放远至清朝整体决策的对错，乃至几十年后北洋军阀的分析上，结合具体历史事件进行论述。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有两段经典的论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几个时代”。其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和理解马克思的上述论述。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什么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国是否存在过这种生产方式；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性是什么等。

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奴隶社会这一问题上，李剑农认为：中国在殷商时代为未成熟的奴隶社会，或者是早期的奴隶社会。因为当时耕具普遍粗拙，一人以手足之力有限，只有集多数人共同耕作才能实现，故其社会组织则以公社制为基础。而奴隶为部族所公有，与土地无异，故中国殷商时代为奴隶社会。李剑农对于社会形态的看法，完全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尽管各派学者所处的立场与观点互不相同，但是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进行分析，从整体上来组织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写作，并且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

195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及宋元部分的论述，与1943年出版的先秦两汉部分有所不同，其内容更加充实，时间跨度加大，更加完善。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系列研究的专著，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线索，着重探寻古代农工商和这一时期经济制度的发展，关注到这一时期新兴产业的发展、对外商业贸易的兴衰变化。

1984年，《国际大史学家辞典》主编吕希安·波亚教授通过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致函中国史学会，表示他们将编撰一部《国际大史学家辞典》，收录自古迄今的世界各国有特殊贡献的大史学家。原计划收录中国史学家30人。后经中国史学会认真研究，确定推荐中国古今大史学家33人入选（仅限于已故史学家），并约请专人撰写词条。由于全书篇幅过大，后来分成古代和近代两册出版。《古代国际大史学家辞典》收录1800年前去世的世界各国大史学家312人，其中包括司马光、王夫之等19位中国史学家，1989年由格林·伍德公司出版。《近代国际大史学家辞典》收录1800年以后的世界各国大史学家664人。其中包括中国（含华裔）史学家14人，李剑农、陈寅恪、陈垣和顾颉刚等人入选，1991年由格林·伍德公司出版。

李剑农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一贯遵循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同时又以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多学科跨学科的角度，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他既体现出了时代特征，也展现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特色，对当今的史学研究仍有参考和借鉴价值，对理解和认知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作者系香港国际商学院上海教学中心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