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美国的确出现了比较普遍的政治失能、社会紊乱、经济通胀、文化失魂等整体性危机的综合“乱象”。民众困惑、愤怒与恐惧感蔓延，反社会与自我损毁行为泛滥，所有这些都在引发观察家关于“理解当下的美国已越来越困难”的疑问，对当前的美国之乱，到底该怎么看？

首先，当前美国之乱的精神根源是价值观错乱。这恰是美国对待外来移民及本国不同族裔那种引以为傲“化众为一”的“美国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的写照。多元文化带来的美国核心价值认同渐趋弱化、与盎格鲁萨克逊白人基督徒文化至上观念导致的族裔对立加剧相互共振的作用结果是：美国人对自身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高度困惑。美国内部这种“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暴露出凝聚美国人心的“价值之锚”的松动和飘移。这种精神“失魂”现象如此沉重，以至于美国如同在19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内战与“大萧条”那般接近遭遇又一个内部“大危机”时期。这种价值错乱直接导致当前美国政坛“魑魅魍魉”频出的现象，族裔间、政治派别间和解的良性声音已日渐稀薄，种族主义泛滥与政治尖锐对立反而成为常态，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悲剧难解的重大表征。

其次，经济的虚化与政府乱作为，引发民众对其现有体制的普遍不满与愤懑。当前美国正遭遇近40年来最为严重的通胀，民众消费能力与意愿显著下降，而美国自身产业空心化与产业布局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在加剧，令以消费主导的美国经济表现更为疲软。美国大企业以利润为目标的价值观叠加新冠疫情的持续困扰，令美国政府多年来意图重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各种强力举措，皆以美国民众承担高昂代价，供应与产业“双链”运转失灵而导致的通胀持续恶化告终。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顶层设计脱实就虚痼疾难改，使自身经济结构性难题越陷越深。近30万亿美元的国债使得美国政府的总支出远远超过总收入，这直接导致美国联邦与州政府难以有充裕资金实施包括医保、基建、教育和疫情应对在内的等诸多大规划。部分美国政治精英强调放任市场主导资源分配的理念最终演变为政府失责，而另一部政治精英关于加强政府社会功能的主张则面临因持续资金短缺而捉襟见肘的窘境。政府不作为或难作为与经济“空心化”“虚拟化”导致的后果完全由普通民众承受，这也难怪美国民众总是要“愤怒”。

第三，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和枪支暴力、种族矛盾泛滥，导致美国社会“暴戾化”持续加剧。美国经济总量首屈一指，但绝大部分财富在分配中汇集于科技巨头和华尔街大财团手中，而绝大部分民众收入呈现数十年不变甚至进一步下滑的趋势。疫情打击下，这种状况变得更为明显，美国 “橄榄形”社会结构正为“金字塔形”所取代，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庞大中产群体日渐缩小，将美国推向更加动荡的旋涡。此外，美国枪支暴力事件频发，近年来相关死亡人数不断增多，其中多为黑人与亚裔，再次暴露出美国种族主义难消的社会痼疾。它与本土恐怖主义之间紧密相连带来持续增多的暴力极端案件，已成为美国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导火索。财富与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急剧扩大，正将美国置于持续孕育喷发的火山口上。

第四，政治衰退呈现的“失能”，导致美国民众对精英编造的“灯塔国”“山巅国”叙事嗤之以鼻。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诸如气候变化、医保、基建、对外政策等重大议题上尖锐对立，陷入一党致力于“建”，另一党就致力于“拆”的恶性循环，使国家治理陷入停滞。两党互如“仇敌”，态势形同美国内战之前的政治氛围。党内中间派靠边、极端派得势的格局，预示着两党之间及党派内部都已处于“战争”状态。

当前拜登团队呼吁参议院更改投票规则遭受共和党人以“故意分裂国家”为名的强烈阻击，更为生动地揭示出美国政治沉疴之重。有意使重大议题持久搁置，越来越成为民众对当前美国体制功能的固有认识。陷入经济社会困境的民众已不再对通过选举“贤人”重铸“美国伟大”的空洞梦想抱有多少期待，要么不在选举中投票，要么在选举中投反对既有体制者的票。可见，对民众而言，能否将美国现有体制打破才是实现民主的当务之急。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民主的深刻自我反讽。

第五，政治与社会层面民粹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其对自身与世界危害性不容忽视。当前民主党内的极端左翼派别与共和党内的极端右翼派别正成为主导力量，相较而言，鼓吹“白人至上”主义、诋毁移民、盲信暴力和排外主义的特朗普及其追随者正通过共和党将美国政治推向民粹化道路。而这往往意味着它将通过制造外部敌人和冲突来实现将国内总体危机的化解与转移。

总的来看，与以往人们关于美国时不时的混乱或动荡释放内部压力，从而有助于其自我纠正的惯常理解不同，此次美国面临的总体危机大概率难以通过国内党派或群体的大妥协化解，更大可能会以美国内部更深分裂动荡及危机而告终。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警觉。（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