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5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突然宣布建立奥库斯安全同盟（AUKUS），以加强三国在亚太地区军事能力与协调水平，确保在该区域主导海洋秩序构建进程。该同盟打着“防务合作”的幌子，本质上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旨在全面遏制打压中国，为本已错综复杂的亚太安全格局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奥库斯安全同盟凸显西方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态势
自2021年1月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持续强化全球同盟体系，更加聚焦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展开广泛深入的地缘政治角逐。奥库斯安全同盟便是这一战略布局下拜登政府推出的全新安全动议，其快速酝酿与落地实施是美国与其盟国大力推进边缘化中国的亚太区域安全秩序构建进程的鲜明写照。
首先，着眼于针对中国的大国地缘政治角逐是美国筹划落实整体亚太安全战略的根本指导原则。将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构建的亚太安全架构进程之外并最大限度弱化中国的区域安全功能，是美国衡量其亚太安全架构塑造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美国在不断加强其亚太地区已有的5个“轴辐式”双边同盟和持续强化其控制的“五眼同盟”及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的基础上，启动实施了更加聚焦防务合作的奥库斯安全同盟。这些举措标志着美国打造的针对中国的遏制体系已超越军事防务、安全情报和外交等传统范畴，并全面扩展到法律、经济、科技、海洋航行等更广泛领域。奥库斯安全同盟构成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展对华地缘政治角逐的领头机制，其具备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繁多同盟伙伴机制串联到一起的行动潜力。
其次，为在对华竞争中占据持久优势地位，美国希望以启动奥库斯安全同盟来加快其亚太之外盟国向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战略重心转移和资源调配的速度。对华实施全面高强度竞争是美国当前对外战略的主轴，拜登政府就任以来强力推动北约形成聚焦中国与亚太地区的新共识。2021年6月北约领导人峰会通过的布鲁塞尔峰会公报明确关注所谓“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构成系统性挑战”议题，其计划于2022年6月出台的《北约战略概念文件》将首次把中国置于北约优先关注事项中。美国没有因当前的俄乌冲突而放缓其将全球战略资源向亚太汇集的部署进程，相反却通过将俄乌冲突难以化解的责任推给中方并在欧洲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方式，加快北约迈向亚太步伐和聚焦于实现其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制度和能力转型。鉴于法德等国与美英在北约内部就该组织对亚太事务关注重点与处理方式始终龃龉不断，北约转向亚太的行动进程并不顺畅。在此背景下，美国希望以奥库斯安全同盟带动北约战略重心加速移向亚太地区，为其对华战略竞争服务。
再次，美国正力图将冷战结束后以北约主导欧洲安全的所谓“北约经验”应用于亚太安全架构构建进程之中。冷战结束后美国推动北约转型，在欧洲逐步建立起美国与北约主导、诸多双边或多边伙伴关系辅助的层级清晰的安全架构，并以同盟内各国“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将俄罗斯强行排挤出欧洲。拜登政府试图将此经验应用于亚太地区，打造以奥库斯安全同盟为核心、以其他盟国或伙伴机制为辅助、体现美国优势地位的综合性亚太安全架构，其中奥库斯安全同盟扮演着“先锋棋子”的角色。
最后，美国国内激烈党争促使拜登政府迫切希望将亚太之外的盟国引入东亚与西太平洋区域，以促使亚太盟国更坚定地追随其亚太战略。自奥巴马政府2011年11月开启“移向亚洲”全球战略重心大调整以来，美国历经“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等不同阶段，其对亚太盟国政策明显缺乏连贯性。奥巴马政府通过将美日同盟防务地理范围扩大至钓鱼岛、炒作菲律宾提出的所谓南海仲裁案等诸多事件制造区域危机，意图借此强化其亚太同盟体系。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要求盟国增加防务开支和承担自我防务责任的政策转向打断了这一进程。尽管当前拜登政府正回归奥巴马政府重振亚太同盟体系的政策轨道，但从目前美国国内政党政治变化形势来看，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及2024年大选中均有更大可能获胜。一旦共和党卷土重来，美国对亚太盟国的政策必将再起波澜。因此，亚太盟国对美政策连续性的质疑直接促使拜登政府将亚太之外的可靠盟国拉进东亚与西太平洋地区，以保证地区同盟关系的持久维系。可以说，奥库斯安全同盟是美国恢复盟国对其信心，以其实力优势展开对华战略竞争，进而塑造亚太安全格局的极具战略性的重大步骤。
奥库斯安全同盟破坏亚太与全球总体安全
奥库斯安全同盟的形成体现了美英澳三国以意识形态划线和集团对抗思维筹划亚太安全架构的战略趋向，对区域与全球安全秩序演变极具破坏性。
第一，奥库斯安全同盟拉开了美国将其亚太以外盟国引入该区域以优化当前其主导的亚太同盟体系的序幕。美国将其分别与英国、澳大利亚的双边同盟撮合为聚焦亚太的多边同盟，实际上启动了通过奥库斯安全同盟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现有的诸多双边同盟及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逐渐聚合，进而确立其主导亚太多边安全架构的进程。美国持续推动美日韩三边情报与安全合作，鼓动新加坡与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加强与日韩协调，加快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对东亚和西太平洋事务的卷入步伐，全力拉拽北约与亚太国家建立各种伙伴关系，以最终达成亚太区域总体安全架构必须反映美国霸权地位的目标。
在当前亚太安全格局急剧重塑进程中，美国以奥库斯安全同盟为关键引擎，在亚太地区推动形成以美国主导的深度转型同盟为支柱、以美国和北约国家在该地区广泛伙伴关系为辅助的多层级、全领域 “同盟+伙伴”的制度架构。它与美国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确立的北约主导的安全架构相互衔接并彼此联动，成为美国构建全球性新安全体系的基石。这一做法直接损害了确保国际秩序稳定演进的国际规则和普遍道义理念，挑战了联合国框架下世界各国安全不可分割的基本精神，削弱了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中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第二，奥库斯安全同盟加剧了亚太地区军备竞赛和海洋主导权争夺，势必引发更多危机与纷争。该同盟聚焦于提升成员国间军事能力与协调水平，推动各方将网络能力、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技术快速军事化和同盟化，正成为美国在亚太诸多同盟关系中具备最强核打击能力、拥有最先进军事科技及最强海军实力的安全组织。该同盟所秉持的战略进攻理念在澳大利亚防务政策转型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美英两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等相关技术，并提升其维护和使用核动力潜艇的能力，必然会促使澳大利亚最终满足美国要求，将其海上战略力量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前沿部署。澳大利亚海军也将自此实现从侧重近海防御到远洋前沿进攻性部署的深刻转变，这将引发亚太地区国家间日趋激烈的军备竞赛，实质性破坏40余年来该地区享有的和平稳定局面。
第三，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构成要素，奥库斯安全同盟对亚太海洋秩序与安全构成巨大挑战。美国希望借助奥库斯安全同盟压倒性的海军实力构建自身主导的亚太海洋秩序，进而强化其世界霸权。美国战略重心聚焦亚太的态势是与其制造或煽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海洋争端、强化与海洋盟国间的联系相伴共进的。美国反复操弄的南海、东海海域纷争，以及提升与台湾当局官方交流层级和推动其加入联合国体系等行径更是表明，凭借海上实力强行塑造海洋秩序与基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构建海洋秩序之间的较量将更趋尖锐。奥库斯安全同盟追求的目标恰恰是推动亚太地区海洋秩序按实力而非普遍共识性国际规则演变，这必将破坏亚太地区海洋秩序良性演进的发展前景。
第四，奥库斯安全同盟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联合重塑国际格局的最新步骤，其惯有的文明和“种族优越论”及主动寻求与其他文明和种族冲突对抗的强烈意识，已经并将继续对亚太地区乃至国际安全秩序带来深刻冲击。自20世纪40年代至今，美英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自认彼此是天然同盟。1941年针对纳粹德国出台的《大西洋宪章》、1946年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针对苏联发表的“铁幕演说”、1999年针对俄罗斯的北约东扩、2003年入侵伊拉克等诸多引发区域或全球格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无不是美英间密切协调推动的结果。同时，在过去70余年由美英掀起的竞争或冲突中，澳大利亚从未缺席，始终是前两者最忠实的追随者。美英澳三国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和文明主导全球秩序的“使命感”如此强烈，以至于根本无法容忍出现任何可能撼动其全球事务主导者地位的国家。奥库斯安全同盟可谓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相关执念在亚太地区的最新实践。
第五，奥库斯安全同盟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加剧地区核扩散风险。在该同盟框架下，美英协助无核武器国家澳大利亚建造8艘核动力潜艇，这实质性地破坏了自1970年生效、奠定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基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美英向澳大利亚出口武器级丰度的高浓缩铀燃料核潜艇且将其用于亚太地区海洋权力争夺，这直接违背该条约关于“缔约国只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下方可出于和平目的将裂变材料提供给无核武器国家”的相关规定。美英向澳大利亚转让高敏感度核材料与技术以及未来或将在澳大利亚直接部署核武器等举措必然导致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失能。
此外，美英对伊朗和平发展核能穷其所能予以限制，却向安全不受任何威胁的无核国家澳大利亚主动提供高浓缩铀核材料，这种对各国核能力开发利用进行敌我两分的同盟化处理政策，破坏了国际涉核领域相关体系与规则，很大可能促使更多国家寻求拥有高浓缩铀核材料乃至开发核武器。美英澳出于主宰海洋秩序的目的彻底抛弃核不扩散国际责任，严重阻碍了当前世界推动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最终可能酿造严重的国际悲剧。
奥库斯安全同盟未来前景难言乐观
尽管美英澳持续加大对奥库斯安全同盟建设力度，但该同盟也面临诸多挑战，其发展前景或将与其推动者的意愿背道而驰。
首先，奥库斯安全同盟对美国全球同盟体系内盟国所产生的分裂效应使其很难获得相关地区多数盟国的持久支持。该同盟本身明显排外的盎格鲁—撒克逊成员构成必然导致美国诸多北约盟国与亚太地区盟国内部相互关系的深刻撕裂，对美国推动相关国家转向亚太地区的努力起到反作用，使美国以奥库斯安全同盟动员其欧亚盟国聚焦大国竞争的战略缺乏活力。美英此前秘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并怂恿其撕毁与法国业已签署的巨额潜艇建造合同，直接引发法国的强烈谴责和抗议。这一事件揭示出以法国等为代表的北约国家与美英澳之间存在的深刻裂痕，后者只是想将法国等欧洲盟国拉入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而并不愿与其共享经济互利的机遇，这种极端自私的短视行为必然导致奥库斯安全同盟与美国其他盟国间矛盾的不断累积。
其次，奥库斯安全同盟以处理欧洲安全秩序的理念看待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使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不仅不会乐见其成，反而会因其强烈的排他性特征而与其保持距离。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介入前南斯拉夫内战、发起科索沃战争、煽动乌克兰内战等一系列行动强制将俄罗斯排挤出欧洲安全构建进程，使当前的欧洲再次陷入军事集团对抗的恶性循环之中。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并未促使美国决策层对自身战略规划失误进行认真反思，相反其正在更加执拗地将以往所谓“北约经验”应用于亚太地区，奥库斯安全同盟的建立可谓是美国在该地区推动构建“亚太版北约”安全架构进程的起点。以军事力量为主强行塑造美英澳主导、他国依附的区域乃至全球安全架构，已被美国过去30年的惨淡实践反复证明只会带来悲剧和灾难。
再次，美英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帮助其发展远程导弹打击能力，从而凭借三国强大军事力量重塑亚太地区秩序的设想，完全背离亚太地区经济加强融合、政治增加互信的大趋势，必然会遭到该区域内多数国家普遍警惕或反对。东盟多数国家始终对奥库斯安全同盟将导致东南亚地区沦为有核区域而倍感担忧。中俄等国则认定奥库斯安全同盟人为制造亚太国家间敌对，并将破坏地区稳定。更多亚太国家则因担心奥库斯安全同盟可能引发新的军事冲突而对其持保留立场。几乎所有亚太国家都对奥库斯安全同盟加剧区域军备竞赛的可能性保持警觉。这意味着该同盟在亚太地区持续存在和强化的正当性严重不足。
最后，随着美国决策层驾驭复杂同盟体系的能力不断下降，奥库斯安全同盟在重塑亚太安全秩序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反噬和破坏作用。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决策层先后误判了欧洲、中东、亚太等地区形势，犯下了驱离俄罗斯而导致欧洲大分裂、仓促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引发中东大动荡、强推“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导致亚太区域纷争不断等系列战略性败笔，实质性削弱了其“印太战略”的实力基础。美国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四方安全对话、奥库斯安全同盟等新安全机制，更导致不同类型同盟体系功能重叠，运作更加复杂紊乱，使美国更难有效驾驭其全球同盟体系。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奥库斯安全同盟削弱了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核心地位，试图在亚太地区确立由美国主导的具有集团政治和军事对抗性质的地区安全架构，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际秩序稳定构成综合性严重威胁。该同盟的建立不仅违背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也因其自身存在的诸多局限而难有大的作为。对于中国而言，只要持续稳步增强自身实力，最大限度实施对外开放，形成对美国的有力平衡，更多国家就会选择与致力于互利共赢的中国合作，而远离顽固制造分裂与对抗的国家。也只有如此，亚太区域经济与安全一体化同步发展的未来才会更加光明。
李海东，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原载于《当代世界》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