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的校史上，有一个为期不长的建制，即是季羡林先生担任所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该所是在改革开放初，在中央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亲自过问下成立的。当时，新疆存有大量出土的各种西域文字佛经但无人问津。胡乔木问季先生，曾经培养的梵文、巴利文的人才所在？季先生一语道破：流失较多。如此，中央决心加速培养研究南亚方面的人才。由于季先生不能离开北大去社科院。社科院党委决定：每年出28万元人民币经费，由北大提供所址合办，所址在北大六院。研究人员是将社科院各所从事佛学、印度学的人员，以及北大东方语言学系从事印地语、梵、巴语的教学科研人员集中到南亚所。另外，再从社会上调入相关的科研人员。我是因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院的前身）搞法显、玄奘的历史陈列而被调入。1978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的外文楼全所员工见面，召开了成立大会。社科院政治部的王仲安同志参加，季羡林所长讲话：宣布成立党支部、机构体制，先成立印度研究室。

研究所成立不到三年，社科院党委决定：将该所的研究方向扩展到东南亚，遂成立了东南亚研究室，研究所正式挂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直到1985年春的3月23日，经社科院党委和北大党委研究决定：两家分所，各办一个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北大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所仍由季羡林先生担任所长，科研教学一如既往，直至1991年5月16日北大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所与北大的亚非研究所合并，季羡林所长卸任。

屈指一算，从1978年至1991年仅有13个年头，在季羡林先生领导下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即科研的成果卓著，培养的人才优秀。

科研成果如下：蒋忠新译著《摩奴法论》，张保胜译著《薄伽梵歌》，由季先生牵头七人参与的世界古典名著《大唐西域记校注》问世，接踵而来的是《大唐西域记今译》。王邦维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以及署名北大南亚所编的《中国载籍中的南亚史料汇编》上下两册（该书是我在季先生的指导下，从中国汉朝到清朝1840年前的111种古籍中，摘录出计有94.6万字的南亚各国的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资料）是研究南亚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东南亚的研究成果不仅有《东南亚历史词典》，还有当今世界独树一帜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接着室主任周南京及梁英明教授又全力投入《华人华侨百科全书》的研究写作中，直至2002年该书1800万字的汉卷本全部出版完毕。

在科研成果中，还有金克木教授的贡献。金先生在培养研究生的同时，翻译撰述了《伐致呵利三百咏》《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印度文化论集》《印度古诗选》《比较文化论集》等十余种著作。而季先生的译著《罗摩衍那》《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也先后在此期间出版。季先生笔耕不辍，在《大唐西域记校注》完成后，又开始了《糖史》的研究与撰写。

关于人才培养，季先生独具慧眼。建所后即聘请了陈翰笙、常仁侠、陈洪进等学人为所的兼职研究员，请他们培养研究生。当今外国语学院的段晴教授、王邦维教授是季先生1978级、1979级的研究生。还记得，季先生不止一次地和我说：“段晴这孩子有学外国语言的天分”，也多次提到王邦维“他坐得住，会读书，有培养前途”。如今，这两位不仅继承了季先生的汉学功底和语言才华，还有“胜于蓝”的作为。参加过《大唐西域记》校注工作的王邦维，在他年华56岁时，沿着玄奘的足迹，出新疆，穿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后到了玄奘的留学之地——印度的那烂陀。因此，才有《丝路朝圣——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的故事》一书。该书使一本学术著作转变为通俗读物，书中他自拍的照片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段晴是德国的语言学博士，她在德国学习期间，不仅进一步深读了梵文、巴利文，还主攻了和阗死语言，并习读了吐火罗、粟特、突厥史中亚死语言。如今，她成了掌握中亚死语言的翘楚，在国内外都少有。

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我校哲学系的姚伟群教授、国际关系学院亚非所的杨保筠教授、尚会鹏教授。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镛研究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的前任大使，后为外交部副部长的罗照辉。这些一方之才的硕、博生涯都是在美丽燕园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度过的。

最后要提到的是，季先生领导的南亚所，还开过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国际学术会议，即1980年6月9日至1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和南亚学者学术讨论会”（南亚七国的学者均有参加）。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次召开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会议，会议的组织是由时任社科院外事处主任王光美操作。会议的代表受到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的接见，会议在当时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并出了一本英文版的会议文集。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