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陈少明（教授）
采访者：龙涌霖（助理研究员）
编者按：陈少明先生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不但在经典解释、哲学史方法论与知识论、作为生活方式的古典哲学等层面成就斐然，还致力于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省思，其哲学研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获得学界的普遍好评。2021年下半年，陈少明先生在北京大学文研院做访问学者，多次受邀讲学、研讨，引起热烈反响。际兹良缘，《学衡》辑刊编辑部得遂仰慕之忱，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龙涌霖助理研究员，围绕学术经历、治学经验、学术视野、教学经验等方面对陈先生进行访谈，以飨读者。
陈少明，1958年生，广东省汕头市人。1982年获历史学士学位，1986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留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1997年为哲学系教授，1998年任博士生导师，2009年获广东省“珠江学者”中国哲学特聘教授，2015年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第八届、第九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承担《论语》研读、《庄子》研读、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导论、近现代中国哲学等课程。先后在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出版专著《儒学的现代转折》、《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等待刺猬》、《〈齐物论〉及其影响》、《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仁义之间——陈少明学术论集》、《走向后经学时代》、《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九种，合著《被解释的传统——近代思想史新论》、《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两种，编有《经典与解释》《现代性与传统学术》《体知与人文学》《思史之间 ——〈论语〉的观念史释读》《情理之间》等文集多种。
龙涌霖，1991年生，广东省潮州市人。201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陈少明教授。2019年至2021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合作导师为干春松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如果有什么内在动力，那就是经常想寻找有趣的问题
龙涌霖：您今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文研院做访问学者。半年来，您为北京学界带来了多场精彩的讲座，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您是否可以谈谈您这段时间在文研院的经历，以及您对北京大学乃至北京学界的感受？
陈少明：是的，很荣幸成为北大文研院2021年秋季访问学者。按计划，我参与16位同期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的报告会。每人讲2次，包括学术论题与治学经验，一共32次。我的题目是，《精神世界中的空间向度》和《我为什么讨论〈兰亭序〉？》。这一连串非常切实、富于启发的交流，还有精心准备的信息传播，均得益于文研院的安排。文研院院长邓小南老师、渠敬东教授的品味、眼界和能力，都令人钦佩。这是我所向往的高水平组织的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当然，这方面北大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首先是帮助我加强与北大哲学系朋友们的联系，这既是我的计划，也是文研院对来访学者的期望。访问期间被安排主讲了哲学系主办的两个讲座，一个是“虚云讲座”，报告题目是《物、人格与历史》；另一个是“严复学术讲座”，报告题目是《道器形上学新论》。今年适逢北大首任校长严复逝世100周年，能在这个场合向这位伟大的思想前辈致敬，倍感荣幸。至于在其它高校和社科院的报告，则是计划外的。不过，在问答互动或其它交流的过程中，我向学界同仁甚至学生学到很多东西，同时也感受到北京整体学术力量的绝对优势。
龙涌霖：时间放长来看，您在八十年代已经在学界崭露头角，那时您的成长也与当时的“文化热”有关。这么多年来，您的研究领域和重心一直在更新，从讨论儒学的现代转折开始，到研究《齐物论》的解释史问题，到关注《论语》的经典世界，发掘忧、乐、耻、惑等传统意识的现象学意义，再到对经典问题和观念（如小大之辩、仁义之间）的哲学阐发，以及最近对物与精神世界的逻辑构建，等等。请问在这其中，您是否有一贯的问题意识作为您不断开拓的原动力？
陈少明：我是77级的，读书（包括本科与研究生）主要是在80年代上半期。硕士毕业后就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工作，恰好就是所谓“文化热”的时候。对于“文化热”，我的理解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政治背景下，以当时所了解到的西学为参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热潮。这种反思包括两种互不协调的倾向，一是继续五四以来从启蒙的立场反传统，一是对反传统特别是文革式的反传统的批评。后者也与港台新儒家的影响有关，甚至90年代以后的“国学热”也由此而来。这些不同的声音对我都有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我的硕士论文《康德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还有《儒学的现代转折》一书上。
在那个年代进入传统学术领域的人，如果是自觉的选择，多半不是为了做某种文史专家，而是基于对文化的某种立场或热情。我的情形也差不多。这部分解释了我没有长期在特定学术园地耕耘的原因。当然，也有偶然的因素。例如在世纪之交转向《庄子》，就是因为陈鼓应老师的“诱惑”。这一点，我在《〈齐物论〉及其影响》的再版后记中有具体的交代。一个人转移课题或领域的动力，可以来自社会，也可以基于知识的内在驱动。我可能也兼而有之。不同于那些潜沉专注的学者，我不会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重复劳动。如果有什么内在动力，那就是经常想寻找有趣的问题，或者想把问题做得更有趣。追求创造性可能是创造力的前提，至于是否有真正的创造，那是另外的问题。
龙涌霖：您的博士导师是杜维明先生和冯达文先生。您认为自己哪方面受到他们的影响？您是否也方便谈谈您与硕士导师丁宝兰先生的交往？此外，还有哪些学界前辈对您影响较大？
陈少明：丁宝兰先生是中山大学原校长许崇清先生的学生，学教育学。据说反右时被划成“右派”，60年哲学系复办后，到哲学系任教。他很有风度，但言行极谨慎。记得有一次课堂讨论，他问我们对“两个对子”写哲学史的看法，听到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后，很严肃的把我们批评了一顿。还有，看完我硕士论文初稿时，他提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我还有印象的，就是要我补充引用“经典作家”对康德哲学的评论。可能是年龄与阅历的差距太大，还有相处时间不长，我对丁先生了解不深。但他对我很好，同意我写《康德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毕业后让我留在他领导的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室工作。这对我迈出学术生涯的第一步，非常关键。
冯达文老师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他写过一本谈道家哲学的《回归自然》，我选《庄子》做论文，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也可以说，冯老师成全我从近现代思想回到古代哲学的变动。冯老师对生活自然遂顺，对他人宽厚仁爱，具有古典的人格风范。中大中国哲学团队的局面，是冯老师开创的。在祝贺冯老师70寿庆文集《情理之间》的序言中，我对此有具体的表述。去年他80岁，在中大学习工作60年之际退休。冯老师退休仪式上得到了中大不同年代的师生的高度赞誉，名至实归。
杜维明先生在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时，让我以访问研究员的名义，到哈佛东亚系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成为我学位论文的合作导师。虽然我论文选题是道家，但杜先生的影响主要是使我从此重视且认同儒家传统，这是我在进入学问领域后重要的思想变化。他对我的帮助不限于在哈佛访学期间，2000年他从美国专程回来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后来又支持我在中大举办关于比较思想史的系列研讨会。杜先生誉满天下，对我的影响，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以后会专文论述。
对我有影响或给过我帮助的师长当然很多，这里无法一一陈述。例如，庞朴、汤一介、袁伟时、张华夏、陈方正、陈鼓应、黄俊杰等等老师，他们价值偏好、学术论域可能很不一样，但均有恩于我。这还不包括像李泽厚这样没直接交往的前辈。我写过记述庞先生的《智者的归隐》，有机会应该记述其他的老师们。
二、把哲学理解为动词而不是名词，才会有思想训练的效果
龙涌霖：据了解，您的第一篇有“做中国哲学”味的文章应该是《由“鱼之乐”说及“知”的问题》，当时您约43岁，在此之前很长一段岁月是在进行较为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的工作。想听听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突破”的？做哲学需要什么样的积累和条件？尤其您曾经说要“寻找自己思想出路”。
陈少明：“做哲学史研究”到“做中国哲学”的变化，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我从历史系转读哲学系，原本是基于对哲学的兴趣。可能因为读了普列汉诺夫的几本书，如《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还有《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等，也可能是受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的影响。按理应该读西哲，但我当时觉得中国哲学容易考，先进哲学系再说。所以后来读书便不分中西。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硕士论文的选题是讨论康德在中国的影响。而读中国哲学时，又觉得除了哲学史外，只有新儒家几个人的作品是哲学著述。因此，我一边思考这种现象的成因及改变它的理由，一边试图在“做”方面有所表现。前者比较明确的论述，是《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到中国哲学创作》；后者第一次尝试就是这篇讨论“鱼之乐”的论文。
比较而言，“做”比“说”困难得多。这很可能与我们的哲学教育有关，我们教哲学的目的主要是帮助学生判断一种哲学理论是对还是错，而非尝试自己把它“做”出来。不仅中哲情形这样，在中国学西哲者大部分也这样。另一个问题，也可能与把形而上学当成哲学的标准形态有关。它会使大多数人对它望而却步而少数人试图建立的所谓的哲学系统，又很有“民哲”色彩，即便是出自教授的手笔。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在拒斥或悬搁形而上学，要求立足经验或面对事实方面，对我很有启发。这也体现在对“鱼之乐”的讨论中。它是做庄子论文的副产品。文本中关于“知”的绕口令般的辩论，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中对“知道”与“相信”的著名区分，用这个区分对问题进行疏解，关系清楚了然。但是，庄子无法用知识证明的“鱼之乐”，为何在我们的文化中影响深远？我借鉴现象学的手法，通过人们面对各种生物受难过程的体验描述，揭示这种世界观的心理基础。论证无效的观点未必没有意义。不过，论文投稿时连连受挫。首先被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拒了，理由很客气，大概是与刊物宗旨不符之类。接着投《哲学研究》，又如石沉大海。拖延一年多后，才刊于《中大学报》。这可能意味着，大家还没做好接受“做”而不是“述”的中国哲学的准备。但是，这没有影响我继续写《解惑》《明耻》等做哲学的文章。
至于做哲学应该如何准备，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自己就比较笨，问题在想很久后才有点眉目。如果是谈个人经验，我想有几点可说。首先读经典，这跟中国书画先临摹名作一样。而且要从摹到临，即从形象到神似，由此进入自己风格的拓展。经典提高你的眼界和基本要求，形成法度，创造才有意义。第二，读书范围不能太窄，不能只读哲学，更不能只读哲学的某个领域。因为，哲学不是哲学史，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读书视野小，等于画地为牢。很多人几十年做学问不超过写博士论文的范围，别的行当我不敢说，做哲学肯定不行。即使做中国哲学，这样也不行。第三，读书不都是阅读研究资料，不要总想这本书对你的研究有什么用。这样想会让你少读很多书，同时即使勉强读下去，你也少乐趣且常常读不到应该读的东西。第四，不能把哲学当作某种科学理论，读书不是要寻求各种定理或命题，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思想探索的过程。把哲学理解为动词而不是名词，这样你才会有思想训练的效果。当然，我要声明，我不反对哲学史的学习，即使做哲学，也不能离开哲学史的资源，只是希望两者之间有个恰当的平衡。
龙涌霖：您对西学的涉阅非常广泛，常常自称是西方哲学的“票友”。有几位西方哲人对您的影响很大，经常出现在您的作品中，如维特根斯坦、阿多、海德格尔、福柯。是否可以谈谈他们对您的致思的影响？
陈少明：我喜欢阅读西方哲学，但相关知识修养远达不到专业研究的水平。与前面所说的一样，我的阅读基于学习的兴趣，而非想做专业研究。即使早期与张志林合写的习作《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你也可以从中看出学习“做”哲学的苗头。在西方哲学中，我对现代部分的兴趣更大，这可能也是我与西式形而上学保持距离的原因。阅读名单当然远不只这几位，不过没法细说。可以提一下维特根斯坦。第一次知道这个人，印象中是在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传》中。而让我印象加深的，则是舒炜光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他特别提到维氏在20世纪一个人创立了两个哲学系统，而后一个系统致力于对前一个系统的批判。我读维特根斯坦的一本原著，还是一位学现象学的同学到北大图书馆帮我复印的on certainty（《论确定性》）。我对其后期哲学更有兴趣，他的深刻与明晰，不是靠复杂的术语或高深的理论，而是建立在对经验质朴的描述上。例如著名的“家族类似”概念就建立在对“游戏”的描述上。这是一种思想的“手筋”，是做哲学应当学的。
龙涌霖：您的写作风格极具标志性，往往以优雅凝练的文章见长。请问您对摆脱教科书式的哲学书写有什么经验吗？
陈少明：我不知道我的写作是否形成某种风格，但我强调论文不是教科书。哲学史教科书往往是对公认观点或者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的陈述，它并不着重论证的环节。论文必须提供新观点，所谓问题意识与论证意识是相辅相成的，它需要用合乎逻辑的方式把读者导入作者的思路中。论文中的逻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句子关系结构上，一个是思路即整篇论文各个段落的布局上。两者都要注意。论证其实是把思考中杂乱的过程整理出可以理解或说服读者的程序。我不喜欢滥用新概念，有些人的新概念只是让人觉得陌生的字眼而已，往往是用来掩饰作者无思想能力的表现。你看庄周梦蝶，或者鱼乐之辩，有什么概念吗？没有，但一点也不削弱其思想的力量。我在想，如果你不用哲学概念而能讨论哲学问题，那可能是真有原创性的表现。另外，除教科书文风外，还应该尽量避免写带有“翻译腔”的论文。总之，词语更准确些，句子短些，逻辑更清晰些。
龙涌霖：我们看到，除了《儒学的现代转折》《〈齐物论〉及其影响》二书外，您更多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出书，似乎不太喜欢做专著，请问您是怎么考虑的？
陈少明：写论文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论文比专著要求更严谨，更能有效展示一个观点的逻辑结构。即便是专著，我也喜欢更精简的，至少从阅读的观点看是这样。可以用一篇论文表达的内容，千万不要拉成一本书。给文字注水最后会败坏你的文风。其次，由于我的很多观点包括表达方式都有“试验性”，不容易做成长篇大论。哲学不仅关注思想内容，更要关注表达方式，很多哲学观点的深浅高低，不是体现在价值取向上，而是取决于表达或论证的能力。庄子的表达方式就非常迷人。第三，学问评估方式的转变，即文科模仿自然科学的评估方式，要求在指定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并将数量作为生产能力的指标。这种方便外行管理的办法，也对知识生产有深远的影响。写论文才能完成工作量，则是无奈之举。第四，工作时间碎片化，不断的考核、填表、评选、申请，导致你没有充分的时间构思结构更复杂的论题，如果你还想保持写作的热情，也只能写短篇论文。上述四点理由或原因，前两点是积极的，后两点是消极的。不过，整体上讲，专著与专题文集，形式上各有所长，尽量发挥其优点即可。
三、哲学是追寻意义的思想过程
龙涌霖：在12月18日的“做中国哲学：思路、方案与实践”会议上，与会老师们对您的方法论思考提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是会议时间紧迫，您当时并未直接回应，现在是否方便作出初步的回答？归纳一下，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您说您的“做中国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预设为前提，这是否可能？您在当时做引言时提到，您设想的意义世界的结构不是金字塔式的，而是网状的。所谓“网状”结构，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形而上预设？未来您是否会对形而上学问题作一些说明？
陈少明：非常感谢北大、清华和中大哲学系联合举办的这个工作坊，我本人除受到鼓励外，还从众多师友的评论中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我再找机会，用书面的形式回应或重新探讨相关问题。这里先简略提一下我的想法。关于不作为前提的“形而上学”，我指的是亚里斯多德意义的以“存在”为研究中心的西式哲学系统及其变种，而非中国道器结构表达的形上学。不以之为前提的意思是，不必每种哲学论述都要先建立这种理论，或者寻找一种作为其它哲学论述的推论前提。哲学的出发点是经验，而非实在论式的概念。但我不反对有人做形上学，也能欣赏其中的出色者。至于做哲学是否都预设形上学问题，还要看“预设”及“形上学”是什么意思。预设有时指以常识或自明的观念为讨论的基础，有时指作者以其所信奉的某种知识立场为前提。我的观点是，前者是无可避免的，后者则越少越有说服力。我讲的不以形上学为前提，指的就是后者。而“形上学”如果依“道器”结构的思路，那是指经验之中或经验背后的意义，形而上的意思就是对象不直接呈现在感官面前。对此，我不但没有任何异议，而且会致力于这种探讨。
龙涌霖：第二个问题集中在“经验”的概念上。您会认为古今经验的贯通性是古代思想得以现代转化的基础。但在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看来，古今经验的差异性很可能是大于贯通性的。这样看来，至少不是所有古代观念都是当下能理解、有意义的。不知您会怎么回应？
陈少明：经验是个复杂的概念，最基本的意思，一方面指行为的过程，一方面指相关过程的内在感受。有些个人的经验是偶然的，有些是相通的。后者才有可能成为人类知识。但由于经验过程包含的人、事、物诸因素的区别，经验也需要分类。例如，身体经验、语言经验、道德经验，等等。只有分类，才能让经验呈现秩序。但即使是分类，每一类中也可能有层次的区分，例如相对于汉语或英语而言，语言就是抽象的说法。汉语相对于内部各种方言来说，也是抽象的表达。其实，抽象与具体是相对的。谈哪个层次的经验，取决于谈论的目的。另外，还有综合经验的问题。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一般谈论综合经验。如果你要整体的讨论古代生活经验与现代生活经验，或者欧洲文化经验与亚洲文化经验，自然差别比可通约的因素更明显。而从使用汉语特别是汉文的经验看，如果古今不可通约，中国文化就不会形成。存在可通约的可能，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这是我寻找古今经验可融贯性的基本预设。
龙涌霖：在文研院做访问期间，您做过几场与“物”相关的讲座。这些论题是非常吸引人的。这是否也可以视为您在形而上领域方面的努力？它在您的学思之路上是如何形成？未来有何相关研究计划？
陈少明：关于“物”的研究，肇始于我的《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一文。提及物原本是为了拓展做中国哲学的素材范围，后来写《说器》开始有正面观察这个领域的想法，特别是注意到礼器与精神文化的关联。由此又联系到纪念品与文物的意义上来，并写了《从古雅看怀古》及《怀旧与怀古》两篇探讨精神文化现象的文章。此外，还有一篇论“心外无物”，从阳明心学出发谈心物关系的文章。个案研究应该是关于《兰亭序》的哲学分析，综合论述则是刚刚发表的《作为精神现象之“物”》。在北大文研院访问期间，因做“虚云讲座”和“严复讲座”，沿着这个思路，又做了《物、人格与历史》和《道器形上学新论》两个报告。前者由“特修斯之船”提出的物之“同一性”问题，引出“物”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同身份或地位，勾画出物的谱系图。后者则归回《易传》中的“形而上学”概念，颠倒重道轻器的传统，探讨并扩展器物对人类生活的意义。虽然最后这一篇还未成文，但前后联系起来，好像有一个物的研究的思想轮廓。我不知道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还是潜意识中被问题所牵引的产物。不过，我知道这是立足中国传统的观点。如果它算做哲学，就是做中国哲学。有机会我会再编本书。
龙涌霖：说到您关于《兰亭序》的个案研究，您最近刊在《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的《经典世界中的〈兰亭序〉》，在公众号、微信朋友圈推送时便引起很多关注，相当“出圈”。很多人没想到书法作品也可以从哲学角度读出这么一种趣味。很好奇，您当时为什么会尝试这一领域，以及怎么捕捉到这些灵感的？
陈少明：《兰亭序》是我讨论精神文化之物的一个例证。它是史事记载，文学作品，书法艺术以及历史文物等多种身份合一的特殊对象。我的分析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借“经典世界”这个概念讨论它的出没沉浮及机遇。二是通过对临、摹技术的区分描述精神活动在书法实践中的作用及对相关作品的塑造意义。三是借临摹与文物复制的区别，揭示书法传统形成的特殊性，并由此观察精神传统中的某些侧面。我不是书法爱好者，更非书法研究者。不止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谈论《兰亭序》，就因为他们知道我对书法是外行。选择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偶然的因素。1970年代末，我大学同宿舍的同学订了一份《文物》，里面有郭沫若认为《兰亭序》是伪作的论文，曾给我一个模糊的印象。后来大概是10来年前，旅行经过兰亭纪念地，看到大量对《兰亭序》的临摹，感到很惊奇。因为临摹者中不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骚人墨客，甚至高僧大德。起初我惊奇的是它的艺术影响力，其它并未深思。前年疫情中，我在写《精神世界的逻辑》时，想到把它当作说明多重时空变化的例子，就重读相关资料，结果产生一个疑问，这件在世为人所知时间并不长，且真迹早已绝世的作品，为什么会成为千古名帖？思考下去，就有了这篇论文的构思。哲学没有固定的对象，它只是理解事物的思想行为，只要你能有效的揭示对象同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特别是揭示日常接触中人们并不注意的内在或深层联系，就是在做哲学。简言之，哲学是追寻意义的思想过程。不过，以什么为对象，取决于你的修养、关注度，或许还有偶然或外在的因素。
龙涌霖：今年您的大著《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问世，为我们提供了“做中国哲学”的典范案例。但庄书之于您不仅是“尝试”的场域，您还提到过对您言说方式的塑造，是否可稍加引申？
陈少明：这是我第二本关于《庄子》的书，第一本《〈齐物论〉及其影响》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它是“经典与解释”的个案研究。借《齐物论》这个核心文本解释《庄子》一书的思想结构及其形成，再扩展到对其后的哲学传统的影响，是有吸引力的思路。在20年前想摆脱哲学史的套路，解释学在国内刚兴起时，是有开拓意义的尝试。不过，从一开始，我就着迷于庄子玄妙的思想，在从事思想史写作的同时，思考其哲学问题。所以，第一篇做哲学的论文，就是以从庄子中找题材的。由此出发，断断续续近20年的写作，构成第二本书的内容。《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内容分四编，第一编“文本”与第四编“历史”，大致和《〈齐物论〉及其影响》略有承续关系。但第二编“思维”与第三篇“哲学”，则是新的思考。庄子的魅力不仅表现在思想内容上，更体现在思维或者论述方式中。庄子同维特根斯坦一样，对我理解什么是哲学有很深的影响。对我来说，对经验作哲学解释，比用经验证明哲学观点更有意义。重构庄子哲学，也可以看作我“做中国哲学”在道家论域中的试验。另一本《仁义之间》则是儒学方面的哲学探讨。对待儒道关系，我没有受道统观念的影响，但也不认为庄子与儒家同源，我只是把两者都当成中国文化传统中并行不悖的思想资源。
四、从揣摩经典入手学习哲学，养成有自己风格的学问
龙涌霖：您在中大常年开设“中国哲学方法论”课程，与您“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探索相辅相成，很多同学在您这门课程中打开了思路。请问您开设这门课的缘起、目标和侧重点是什么？
陈少明：我常年开设哲学史方法论的课程，这是研究生教学计划中的必修内容。同时，由于我写了一些可称作方法论的文章，大家也愿意把这任务交给我。我大概讲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哲学史与相邻学科如观念史、思想史甚至知识社会学等学问的关系。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形成与相应的古典学问的关系，同时总结这个学科的得失。三、对“经典与解释”作为沟通古典与现代学术的研究方向进行一些理论的分析，主要聚焦以解释为中心的经典思想方式，以及经典文本所负载的古典生活经验的讨论。四、我对“做中国哲学”的理解与尝试的介绍。不是一开始就讲这么多，课程规模是随着自己研究或写作的进展而慢慢积累形成的。所以虽然是同一门课，但每次总有部分的更替。如果相隔几年听同一门课，说不定会以为听到不同的课程。《做中国哲学》一书也可以看作这一课程的副产品。
学问特别是哲学方法与技术操作不一样，不能把它理解成有既定程序并能得出期待产品的秘诀。很多方法论论述其实是学科层面的划分问题，不是具体的方法指南。或者说，很多规范性的说法，至多起到防止你离题的作用，不能保证你的成果一定出色。因此，讨论方法时我常通过经典作品的分析来呈现。从揣摩经典入手，才是学习的正道。这与学习艺术可能差不多，因为共同点都是追求创新。
龙涌霖：您很早就担任硕、博士生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倾注过很多心血，想必学生们也想从您身上学到一些本领，对此您有什么经验之谈和期待吗？
陈少明：这方面我没有特别值得介绍的经验。跟其他老师差不多，学生总是少数优秀，极少数较差，而大多数合常规吧。虽然我倡导做中国哲学，但没有让学生的论文选题也跟着我。原因在于，我们的哲学教育都是在教哲学史研究，很少训练哲学创作的。我尝试失败关系不大，让资质平常的学生去冒险，会得不偿失。多数学生的选题在经典解释的传统，或者观念史领域，类似我写《齐物论》的影响，或者关于《论语》的分析，会相对保险些。我也支持传统哲学史意义上有意思的选题。另外，我也不喜欢给学生出题目。我对学生的了解并不比他们自己多，我觉得有意思或合适的问题，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学生未必能领会，不要弄巧成拙。较好的做法，是学生报二、三个选题，你挑相对合适的。不必自己非常熟悉，但不要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如果完全不了解，即意味着你没有指导的条件，会耽误学生。优秀的学生，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很差的学生，也不是老师能教好的。碰到两者都是教师的运气。当然，我也发明过训练学生的小伎俩，例如，针对读书只读结论不重视论证，或者写作思路不清晰的问题，我指定一些章法严谨的论文让学生压缩，1万多字的文章，先后压缩成3000字和500字，要求在限定的字数中保留原文的结构要素。作业完成后让学生互相对照，他们就明白谁做得好谁做得差。多做几次，就可能养成正确阅读的能力。我的理解，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让合格的学生更优秀。不过，这方面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带学生，主要是完成教师工作任务，完全没有培养一个由自己观点主导的学术团队的奢望。每代人都会产生有自己风格的学问。
感谢陈少明先生拨冗接受《学衡》辑刊采访！
本文拟刊登于《学衡》辑刊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