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报告（以下称“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东亚地区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东亚奇迹”遂成全球热门话题，并引发学界关于东亚有无奇迹的激烈论争。就在论争相持不下之际，以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为开端，东亚爆发金融危机，并导致东亚经济严重衰退。金融危机似乎印证了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东亚无奇迹”的论断，似乎也预示着，即便东亚出现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金融危机也宣告了这一奇迹的终结。然而，走出金融危机后的东亚，不仅增长奇迹未被终结，反而形成更加强劲的增长势头，从而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增长最快的地区，其对全球经济贡献、占全球经济地位，也因此得到更加显著的提升。

步入2020年，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突如其来，迄今仍在全球蔓延，许多国家几近失控，造成空前严重的生命健康危机和深度经济衰退。在此全球大背景下，东亚地区在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方面却显现出世界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异成效，似乎又在创造着的新的奇迹，从而也促使我们不能不对东亚奇迹重新予以关注。迄今为止，东亚地区的新冠肺炎感染率，仅及全球平均水平的大约1/10。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14日发布的最新预测，在全球经济2020年的严重衰退和2021年的强劲反弹中，东亚地区又形成“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显著特点。该预测表明，2020年全球、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4%、-5.8%和-3.3%，而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则为-1.7%，中国还将出现1.9%的正增长。2021年全球、发达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为5.2%、3.9%和6.0%，而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则高达8.0%，中国更将达8.2%。[1]这意味着在经济衰退期，东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比全球降幅低2.7个百分点，在经济回升期又比全球增幅高2.8个百分点。就在笔者正在关注东亚在防疫抗疫、复工复产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时，正在线上进行的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传来好消息：与会的15国领导人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了协议，意味着全球规模最大、成员之间发展水平最为悬殊、社会经济制度区别最为显著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正式建成。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本来明显滞后于其他两大世界经济中心——欧洲和北美，而在欧盟深陷英国脱欧困境、美国退出TP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的背景下，东亚能在全球笼罩于疫情蔓延和经济衰退阴影之时排除干扰，全力推进合作进程并最终取得成功，无疑也创造了区域合作的奇迹！

立足当下反思历史，则会发现当年持“东亚无奇迹”观点的学者，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负面评价也绝非一无是处。至少应该看到，在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发布之前，即便东亚出现过经济增长奇迹，这一奇迹也存有两大明显缺陷，一是几乎没有作为东亚第一大国中国的深度参与（事实上，世界银行在考察东亚奇迹时，对象仅限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八个东亚经济体，而未将中国大陆放在视野之内）；二是东亚经济体相互之间几乎没有机制性合作（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此前主要限于政治安全合作）。然而从那之后，尤其是经历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在东亚很快形成足以改变整个地区格局、并产生世界影响的两大趋势，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势头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成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二是以1997年11月“10+3”（东盟10国+中日韩3国，当时东盟为9个成员国，柬埔寨加入后成为10个成员国）合作框架启动为标志，东亚区域合作开始全面展开、快速推进，直至正式签署RCEP，并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如果说在此之前，东亚已经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那么应该说在此之后，东亚又展现出举世瞩目的奇迹再造之势，直至目前在全球防疫抗疫、复工复产，以及逆流而上、全力推进区域合作方面展现出的强大奇迹再造能力。

一、世界百年变局中的东亚

东亚奇迹的形成与再造，必须放在世界大格局与大变局中进行观察。所谓东亚奇迹，如上所述，显然也是因为其在经济增长、区域合作、防疫抗疫、复工复产等重要层面，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显现出更加明显的优势，取得了更加优异的业绩。关于世界大格局与大变局，在2017年底在一年一度的驻外使节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又在许多重要国内国际场合反复强调，不仅成为中国官方关于当今世界与时代局势的基本判断，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因此，东亚奇迹的形成与再造，必须放在这一世界百年大变局中予以考察。

（一）世界变局的东亚身影

关于当今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其总体态势与主要趋向，迄今尚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以及地缘经济布局正在加速调整等三大层面，看法似应基本一致。而在世界大变局的每一重要层面，都能看到浓重的东亚身影。东亚地区不仅浓缩了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所有重大变化趋向，而且还是推进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动力和支撑。首先，东亚始终构成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前沿地带和核心地区。在东亚，这一进程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亚洲四小龙”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很快即被国际社会界定为第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目前站在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前列，并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的，显然是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本世纪头1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整体提升了19.3个百分点，其中有12.7个百分点是由中国贡献的，贡献率高达65.8%！[2] 其次，大国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显著变化，集中体现在中、美、日前三大经济体之间，位居其后的其他大国地位虽也有所调整，但变化并不明显。而在中美日三大经济体实力对比关系中，变化最为强烈、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来自东亚的中日两国：中国迅速攀升而日本急剧下降。2000-2019年，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中国由23.6%升至16.3%，提升12.7个百分点；美国由30.3%降至24.8%，降5.5个百分点；日本由14.4%降至6.0%，降8.4个百分点。结果是中国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11.8%急剧攀升至2019年66%，19年间攀升了54.2个百分点；而中国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000年仅有24.9%，到2010年即超过日本，2019年更攀升至日本的2.7倍！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方面的效果差异，进一步加速了中美日实力对比变化。据IMF2020年10月14日预测，2020年中国、美国和日本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9%、-4.3%和-5.3%，2021年分别为8.2%、3.1%和2.3%。据此推算，2020年中国GDP提升到美国的71.5%和日本的2.95倍，2021年更要提升到美国的75%和日本的3.12倍。[3] 最后，同样也十分重要，世界经济地缘布局变化、经济中心转移，也是世界百年变化的重要变量，而正是东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推动世界经济中心和重心越来越向东亚地区转移。而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先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即欧洲地区位居前列，后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地区后来居上，从而使欧美（西方）长期保持了世界经济中心和重心的地位。不仅欧美在全球经济规模和总量上占据主体和主导地位，而且全球经济运行的总体规则框架，也完全由欧美来制定和监管，包括几乎所有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完全由欧美官员掌控。伴随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形成和再造，东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地位快速提升，世界经济的中心和重心越来越向东亚转移。

（二）东亚奇迹的全球背景

另一方面，东亚奇迹的形成与演进，同样得益于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有着极其深广的全球背景。首先，战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为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冷战格局形成、朝鲜战争爆发，为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由占领初期力图彻底摧毁日本经济，改为把日本视为自己在东亚的代表予以扶植，为日本经济快速回复和高速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可以认为，上述东亚经济体在战后形成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获得了多层面的“冷战红利”其次，相对稳定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为东亚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这一背景在上世纪70年代前作用更加明显，之后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日趋严重，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等等。再次，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快速推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逐步形成并日趋完整，东亚经济体总体上能够积极融入和充分利用，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提升。最后，世界范围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不断展开，为东亚经济体后来居上、弯道超车提供了全新机会。先是“亚洲四小”在新兴产业部分占得先机，在一些高科技产品和零部件研发和生产领域凸显优势，后是中国大陆在新兴制造业方面后来居上、全面赶超，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三）未来东亚的世界使命

如前所述，迄今世界大变局展现的每一重大趋向，都凝聚着浓重的东亚身影。这同时也交给东亚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积极引领世界大变局走向“历史正确的一方”。首先是携手推进新全球化进程。全球化是科技进步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但近前却遭遇了逆全球化暗流，呈现一定停滞甚至倒退之势。问题出在西方欧美主导的旧全球化，完全以资本利益为中心，导致了一系列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尤其是对社会公平的严重损害。而世界银行在分析东亚奇迹时，非常重视东亚经济体推行的公共政策，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有效组合。伴随东亚奇迹的创造和再造，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快速提升，理应积极引导未来的新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公正、互利共赢的方向前行。其次是共同维护多边国际体系。现存多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是二战结束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虽在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自身却存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越来越难以适应全球经济治理的全新需求，以致越来越陷于失效和失灵。特朗普上台后全面推进美国优先、单边主义，连续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国际组织，对多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东亚是多边国际体系的收益者，也应成为多边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应在改革、完善的基础上捍卫和引领多边国际体系。再次是积极引领区域合作潮流。区域治理是全球治理的有效补充。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伴随多边治理体系出现问题、陷入困境，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框架开始蓬勃兴起，以致形成“欧洲—北美—东亚”三极格局，且呈“欧洲领先、北美跟进、东亚滞后”的突出特点。目前，在英国脱欧凸显欧盟危机、美国主导的两大区域框架遭遇“特朗普冲击”的背景下，东亚合作大有后来居上、引领潮流之势，尤其是近前RCEP成功签署，更是逆势而上，创造了区域合作的奇迹。对此后文将有专门讨论。最后是努力强化全球经济引擎。伴随世界经济地缘重心的东移，东亚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支撑。走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始终处于增长乏力、徘徊不定的状态，2020年的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更是对已处停滞状态的世界经济致命一击。东亚应在目前的防疫抗疫、复工复产方面继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并在未来世界经济回升与增长中发挥更加强劲的支撑与推动作用。

二、东亚奇迹再造中的中国

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认定的东亚奇迹，所指称的主要是此前在东亚地区形成的形似“雁阵”的经济高速增长序列，日本学界和政界更愿意将其称之为“雁型模式”，尤其愿意将日本摆在“头雁”的位置，强调东亚奇迹是在日本主导下形成的。但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由于泡沫破裂深陷长期萧条，经济增长势头不仅与1950—60年代的高速增长显现天壤之别，而且与上世纪1970—80年代的中速增长相比也大不如前。因此，无论世界银行报告指称的东亚奇迹是否存在，日本是否在这一雁型增长模式中位居主导地位，在1990年代以后的东亚经济增长格局中，日本显然也不能继续位居“头雁”地位，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了。值得庆幸的是，就在日本经济深陷长期萧条，日益走向衰落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从而实力增强、地位提升的势头却日趋强劲，从而越来越从日本手中接过了东亚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和支撑的重任。如果一定要说，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所指称的东亚奇迹形成，主要是由日本引领和主导的；那么在此之后，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之后，东亚奇迹再造就主要是中国引领和主导的。

（一）雁型模式与日本主导

日本是东亚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先驱。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通过制度变革和对外开放，学习和引进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先进制度、先进技术、先进生产和管理方式，迅速实现了近现代经济起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已步入世界列强的行列，并参与了列强瓜分和再瓜分世界领土的进程，凭借其经济实力从而军事实力，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长期的对外侵略战争，不仅给东亚各国和地区造成了沉重灾难，也最终由于不得不战败投降陷入了民族危机，不仅在政治上被置于美国直接占领之下，丧失了国家独立，而且其经济也濒临崩溃，陷入“一片废墟”之中。从1946年开始，日本以“倾斜生产方式”启动了战后经济恢复，且势头颇为强劲，但同时又遭遇了恶性通货膨胀。1949年占领当局受美国政府之命，开始推行“道奇路线”，力度强大的“超紧缩”几乎彻底中断了战后经济恢复进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日本经济重启恢复进程提供了天赐良机，美国占领当局也因此而明显调整了对日占领政策，开始从“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转向“扶植日本为防止共产主义势力远东扩张的前沿阵地”。到朝鲜战争结束前后，日本经济已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以此为基础，日本经济开始步入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并被公认为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伴随高速增长的持续推进，日本的经济实力开始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也随之不断提升，直至1968年即明治维新100周年之际，日本首次超过前联邦德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一史实充分证明，无论其对紧随其后的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是否发挥过直接的引领和拉动作用，其在时间序列上位居被世界银行报告称之为“奇迹”的东亚经济增长的前列或“头雁”地位，却是确定无疑的。

紧随其后于1960年代步入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的，是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即所谓“亚洲四小龙”，构成东亚“雁型”经济增长序列的第二梯队。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高速增长，与日本战后经济恢复与高速增长，有着共同的国际背景。冷战体系形成，美国培植在东亚“反共”前哨的经济政治势力，是其最重要的外部条件。美国提供的资金、技术、市场以及其他层面的“保护”，是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与现代化的强力支撑。尤其是在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早期，美国因素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日本因素。而且，日本由于自身局限，也无力为其提供最重要的市场。直到1980年，在亚洲四小龙的出口结构中，对美出口占比仍高达24.8%，而对日出口占比仅有10.1%，仅及对美出口占比的40.7%。[4]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即所谓“亚洲四小虎”，也于1970年代步入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序列。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全面展开，在亚洲四小虎的经济起飞与高速增长进程中，的确发挥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日本全面推进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背景颇为复杂。一方面，印支战争结束，美国开始从东南亚战略撤退，要求作为盟友的日本填补由此造成的战略空白。另方面，伴随日本经济实力增强，尤其是贸易竞争力提升，与欧美尤其是美国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日本也需要为自己开脱新的市场，东亚自然成为其优先方向。实际上，日本始终将经营东南亚视为其对外战略重点，早在1957年，时任首相岸信介即对东南亚进行了访问，之后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等多位日本首相，也都将东南亚作为出访重要目的地。而到1977年东盟成立十周年，借参加东盟首脑扩大会议之际，时任首相福田纠夫在马尼拉发表演讲，提出对东南亚“外交三原则”，正式推出“福田主义”，更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对东盟的经济外交。日本对东盟的经济外交，最早采取了“准战争赔偿”的方式，主要是向东南亚有关国家提供水力发电站 、工厂 、桥梁等建筑材料和机械，为接受国的经济起飞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全面扩展到经济援助、直接投资、技术转让、产业转移、双边贸易等多个层面。到1980年，在亚洲四小虎的出口结构中，对日出口占比高达34.5%，远高于其对美出口占比18.7%。[5]

到1980年代，日本与欧美的经贸摩擦更趋激化，尤其遭遇到来自美国的全面经贸打压，直至1985年被迫签署《广场协议》，日元由此而急速升值。以此为背景，日本对外经贸关系向东亚转移的势头进一步增强，包括进一步加大对东亚的开发援助，扩大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以及拓展与东亚的贸易及其他经贸关系等。此时最应关注的是，步入198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对外经贸关系逐步全面展开。而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又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一度形成“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的基本格局。日本长期保持着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的地位，也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引进外资来源国。如在1985年，对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一度高达27.2%。而日资在中国引进外来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在1990年也高达14.4%。[6]

总之，在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确认东亚出现经济增长奇迹之前，日本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从多层面对此前东亚经济奇迹的形成，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引领和主导作用。第一，日本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占据突出重要地位，此间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日本来带动的，日本对东亚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率极高。直到1990年，东亚（东盟10+中日韩3）GDP总量约为41886.2亿美元，日本一国即达31300亿美元，占比高达74.7%。1980-1990年，日本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高达81.99%。[7]第二，日本率先形成经济高速增长势头，为东亚经济体随后的起飞和现代经济增长，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尤其开创了非新教国家实现近现代经济起飞与现代化的先河，且在政府通过积极产业政策引领经济增长，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等重要层面，为其他东亚经济体提供了成功经验。第三，在东亚尤其是东盟落后国家经济起飞初期严重缺乏资金的背景下，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亚尤其是东南亚落后国家，始终是日本政府开放援助的主要对象国。如截止1994年底，接受日本双边ODA累计最多的前10个国家中，东南亚即占到5个，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和马来西亚分列第一、第三、第四、第九和第十位。[8]第四，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为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近现代产业基础的建立，以及后来的改造升级，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截止1978年，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引进的外资中，日资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9%、33.4%、25.3%、15.5%和34.6%。[9]截止1996年，日本对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累计直接投资余额分别达283.3亿美元和415.6亿美元，合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余额的27.0%。[10]第五，欧美先进技术经过日本的引进、吸收和改造，再转移到东亚其他经济体，成为后者技术进步和经营变革的主要动力。第六，日本从两大层面对东亚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日本成为其他东亚经济体的重要出口对象国；另一方面，日资企业成为推动东亚其他经济体扩大对欧美市场出口的重要支撑。

（二）日本衰落与中国崛起

然而，就在世界银行报告发布后不久，日本经济泡沫突然破裂的后遗症逐渐显露并日趋严重，日本经济随之深陷长期萧条，逐步开始走向衰落的过程。首先是增长率急剧下滑。在1950—60年代，日本曾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期间虽也有起伏波动，但平均下来在长达20年间竟然维持了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1956-1970年间，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高达9.64%。即便是到1970—80年代，其增长速度虽也有所下调，但年均5%的增长率，依然是发达国家中增长率最高的。1970—1990年间，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仍达到4.29%。然而到1990年代，日本已成为发达国家中增长率最低的国家。1990-2019年，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年均只有1.39%。[11]伴随增长速度的急剧放慢，日本的国际经济地位也开始显著下降。日本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在1995年最高时曾达17.6%，之后开始下降，2000年至14.4%，2010年至8.6%，2019年至5.9%，比1995年下降达11.7个百分点[12]。从2010年开始，日本让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降至第三位。伴随日本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其在东亚的经济影响力，从而东亚经济增长的带动力逐渐下降，日本主导的雁型经济增长模式也逐渐走向衰亡。从1990年到2019年，日本在东亚（10+3）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由74.7%降至20.8%，下降达53.9个百分点。同期日本对东亚（10+3）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由1980—1990年的81.99%降至10%左右，降低达72个百分点。[13]对日出口占东亚经济体出口总额的比重，在1990年高达14.4%，而到2019年已降至6.3%，下降了8.1个百分点。[14]

上世纪90年代后，在日本经济深陷长期萧条，逐渐走向衰落的同时，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提速，推动中国经济显现越来越强劲的增长势头。从1991到2019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平均高达9.5%。[15]伴随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影响力也快速提升，进入新世纪后尤其如此。如在2005、2006和2007年，中国的全球经济排位一年上一台阶，接连超法国、英国和德国升至第五、第四和第三位，2010年又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即开始了追赶美国的进程，中国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000年尚仅11.8%，2010年即升至40.5%，2019年更达67.2%，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14日的预测推算，2020和2021年可能达到71.5%和75%。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得比重，在1990年仅为1.69%，2000年升至3.59%，2010年再升至9.18%，2019年更升至16.35%，比1990年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其中本世纪的头19年即攀升了12.76个百分点。[16]如果说，上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曾经创造了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后，中国又接替日本创造了更加辉煌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

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与日本经济走向衰落同时出现，直接导致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发生显著变化。1990年，中国仅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12.7%，2000年已升至24.9%，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达到日本的106.4%，2019年更达到日本的274.3%，如前所述，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14日预测推算，2020和2021年中国GDP总量将分别达到日本的2.95倍和3.12倍。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陷入长期萧条后的近30年间，中国GDP总量从相当于日本的八分之一一举攀升至三倍以上，成为日本衰落与中国崛起的真实写照。

（三）中国引领与奇迹再造

如前所述，在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指认的东亚奇迹形成过程中，日本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引领和主导作用。伴随19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其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引领和主导作用也开始显著下降。在此背景下，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新增长动力来引领和主导，东亚经济增长奇迹极有可能像克鲁格曼断言的那样走向终结。就在此时，中国经济开始显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以致逐步取代日本，越来越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和坚实支撑。因此，如果说在此之前，东亚奇迹的形成主要依靠日本来主导；那么在此之后，东亚奇迹的再造则主要依靠中国来引领。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引领和推动东亚地区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如此前赴后继、“准时交接”，确保了东亚奇迹在形成和再造两大阶段的“无缝对接”。中日两国合在一起，始终要占到东亚（10+3）经济总量的80%左右，在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和2019年，分别高达84.2%、82.7%、83.4%、78.1%、79.6%、79.9%、79.7%和80.0%。[17]两国若能同时保持强劲势头，共同担当起对东亚经济增长、从而奇迹形成与再造的主导和引领作用，自然是更加理想的状态，而像现实中形成的这种“前赴后继”、“无缝对接”式的中日交替主导和引领，也在客观上保障和支撑了东亚奇迹在形成与再造中的延绵不断、继往开来。

与日本在此前东亚奇迹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多层面主导作用一样，中国在此后东亚奇迹的再造进程中，也发挥了多层面的引领作用。首先，伴随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实力快速增强，中国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地位快速攀升，对东亚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快速增大。在1990年，中国占东亚（10+3）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9.5%，2000年已提升至16.6%，2010年再提升至41.1%，2019年更提升至59.1%。在1990—2019年间，中国对东亚（10+3）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9.4%。[18]其次，中国经济在持续快速增长中成功崛起，为东亚地区乃至全球展示了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选择。如果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形成，只是展示了非欧美、非新教国家实现资本主义经济起飞与高速增长的独特方式，而中国所展示的，一方面是现代经济起飞与高速增长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另方面又“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9]后者对多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东亚地区意义更加重大。第三，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市场规模迅速扩大，通过迅速扩大的区内贸易，为东亚外向型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2000-2019年，中国对东盟贸易由395.2亿美元猛增至6414.6亿美元，增长了15.2倍，2020年前三季度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对日本贸易也由831.7亿美元增至3149.9亿美元，增长了2.8倍；对韩国贸易则由345亿美元猛增至2845.4亿美元，增长了7.2倍。[20]由此中国也成为越来越多的东亚经济体，从而绝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而在战后很长时期，这些东亚经济体都是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对象国的。如在2000年，东盟10国出口总额中对华出口仅占3.8%，远低于对美出口占比19.0%，到2010年，中国即取代美国成为东盟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19年对华出口占比已升至13.9%，而对美出口占比却降至12.3%，对日出口占比更只有7.7%。[21]日本作为全球第三、东亚第二大经济体，其出口贸易也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在2000年，日本出口总额中对美出口占比高达30.1%，对华出口占比仅为6.3%。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之后对华和对美出口互有升降，2019年对华和对美出口占比分别为19.1%和19.9%。韩国出口对中国依赖程度更高，2000年对美出口占比仍高达21.9%，对华出口占比只有10.7%，2003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19年对华出口占比高达25.1%，对美出口占比只有13.5%。[22]第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东亚经济体扩大对华投资开展商务活动提供了广阔商机。尤其是通过对华直接投资，不仅使东亚经济体直接从中国大陆获得巨大市场，还为其充分利用中国大陆良好投资环境和优质廉价劳动力，生产更具竞争力的商品出口全球，创造了良好机会。截止2018年底，东亚主要经济体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高达14848.4亿美元，占到中国全部引进外资累计额的72.9%。其中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分别占53.9%、5.5%、4.7%、3.8%和3.3%。[23]第五，中国企业对东亚经济体投资全面展开、快速推进，为其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产业升级以及其他层面的福祉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政府开始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战略，东亚始终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优先方向。无论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还是从流量看，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洲始终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地。截止2018年底，亚洲地区要占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64.4%，达12761.4亿美元。2018年中国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达1055.1亿美元，占比高达73.8%。在截止到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位列前十位的国家/地区中，有8个国家/地区都地处东亚，在对亚洲直接投资存量中的占比高达94.2%。[24]第六，中国对东亚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快速增大，为其促进增长、保障民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正在全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越来越成为中国引领东亚奇迹再造的“统领”。

（四）奇迹再造与“一带一路”

如前所述，日本主导东亚创造奇迹，主要借助雁型模式；中国引领东亚奇迹再造，也需要依靠“一带一路”来“统领”。“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秋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正式提出，之后开始全力推进，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已从“全方位布局”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中国对外开放布局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和统领地位。进入2020年，在疫情蔓延导致全球产业链断裂，国际贸易投资活动严重萎缩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投资活动却呈逆势上扬之态，更进一步显示了“一带一路”的生机、活力从而广阔发展前景。如在2020年1－10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体下降3.2%，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了23.1%。[25]

“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展开、快速推进，对中国引领东亚奇迹再造产生了多层面的统领和支撑作用。首先，“一带一路”为东亚奇迹再造提供了全新理念。近代以来的东亚经济起飞，留下了浓重的殖民印记。战后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在很长时期也要服从于冷战格局，尤其是美国的东亚战略布局。日本经营东亚，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为了确保其资源供应和稳定市场。而中国全力推进“一带一路”，所奉行的却是“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原则。这显然有利于东亚各方积极参与奇迹再造，在东亚奇迹再造中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其次，“一带一路”为东亚奇迹再造强化了政治互信基础。与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因素直接相关，东亚奇迹再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东亚各方政治互信相对不足、民意基础相对薄弱。而“一带一路”强调“政策沟通”和“民心相同”，重视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开放之路”、“文明之路”，[26]有利于增强东亚各方在奇迹再造中的政治互信。第三，“一带一路”为东亚奇迹再造扩展地缘发展纵深。东亚奇迹的形成，得益于各国/地区普遍推行的开放型发展战略。而开放的主要方向，除内部相互之间外，更多的还是面向欧美尤其是美国，绝大部分东亚经济体在很长时期，都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在欧美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崛起的大背景下，这种传统的开放布局必须进行调整，必须将开放的地缘重心进一步扩大到亚欧大陆。而“一带一路”尤其是其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将东亚经济发展的地缘布局引向幅员辽阔的亚欧大陆，使其发展纵深得到进一步扩展。中国目前与日韩等积极推进围绕“一带一路”的第三方合作，将为三国作为东亚前三大经济体，在东亚奇迹再造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更加有力的地缘条件。第四，“一带一路”为东亚奇迹再造构建坚实的互联互通基础。东亚奇迹再造，面临的最大瓶颈之一，依然是有关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盟落后国家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难以满足现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一带一路”积极推进“设施联通”，尤其是中日两国积极利用各自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产生积极效果。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推进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更在为东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最重要的资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一带一路”在为东亚奇迹再造整合区域合作体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后文将有专门讨论。

三、合作推进东亚奇迹再造

如前所述，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指称的“东亚奇迹”，是在没有机制性区域合作的背景下形成的。日本主导下形成的雁型模式，只是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并未形成参与各方的机制性合作。此间日本方面也推出过不少有关东亚、亚洲、亚太、太平洋合作的理念和倡议，但无一能够成为现实、得到落实。1967年建立的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不仅涵盖地域有限，更重要的还是其在很长时期，都将合作限定在国际安全层面，少有实质性经济合作，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形成，与作为区域合作机制的东盟关联极其有限。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引发东亚金融危机，深陷危机重灾区的东盟为尽快摆脱危机，邀请经济金融实力更强的中日韩三国加入，建立东亚“10+3”合作机制，标志着以经济合作为主体的东亚区域合作的正式启动。而如前所述，区域合作的启动和推动，为此后的东亚奇迹再造，增添了更加强劲的动力和支撑，本身也成为东亚奇迹再造的重要内容。由此开始，东亚奇迹再造，进入中国引领与合作推进“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而事实上，作为东亚区域合作史上的最重大进展和最重要成果，RCEP能在欧洲和北美的区域合作遭遇“逆风”，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导致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背景下于日前成功签署，本身即是东亚各方共同创造的奇迹。这一奇迹本身即已构成东亚奇迹再造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

（一）多元推进的东亚合作

东亚区域合作，始终具有“危机驱动”的显著特点。每当遭遇严重危机时，东亚各方都愿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将危机转化为合作动力，力争化危为机。遭遇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的恶意攻击，在连续反击耗尽外汇储备，又无法及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救助后，泰国政府只能放弃坚守，于1997年7月2日听任泰铢贬值，由此引发了东亚金融危机。泰国失守之后，其他东亚经济体也连续遭受攻击，接连失守，东盟成为重灾区。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东盟各方深感单靠自身力量难以应对，力邀更具经济金融实力的中日韩三国联手应对危机，东盟（当初为9个成员，1999年柬埔寨加入后成为现在的东盟10）+中日韩（3）东亚合作机制，即所谓“10+3”机制正式启动。东亚区域合作的大幕由此开启。以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经济衰退为背景，10+3框架启动后的前几年也主要围绕金融货币合作展开。在金融货币层面的10+3合作，主要集中在清迈倡议货币互换及其多边化和亚洲债券市场建设两大方面。清迈倡议货币互换机制（双边）于2000年正式启动，2003年开始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结果是2008年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初始资金为800亿美元，之后规模有所扩大。同时，10+3合作框架也在其他领域取得程度不同的进展，尤其是在地区粮食安全、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最新进展是2020年11月14日第23次10+3领导人会议在线上举行，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10+3合作因金融危机而生，23年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长足进展。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挑战，10+3国家团结一致，举行领导人特别会议（2020年4月14日），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希望通过本次会议进一步凝聚共识，在如下重要层面推进合作：提高本地区公共卫生安全水平，开展联防联控，推进10+3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建设，在疫苗药物研发等领域深化合作，确保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保持市场开放，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及人员货物畅通，促进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维护粮食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互联互通和发展战略对接，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分享经验和技术，增强经济发展韧性，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会议通过了《10+3领导人关于加强经济金融韧性合作、应对新挑战的声明》。与会的李克强总理发表重要讲话，建议在如下几方面加强合作：第一，继续加强抗疫合作，推进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第二，加快自贸区建设，深化东亚区域融合发展；第三，畅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东亚产业体系竞争力；第四，抓住数字经济机遇，打造东亚创新高地；第五，聚焦社会民生合作，实现东亚可持续发展。[27]2004年举行的第8次领导人会议，曾决定将10+3框架作为东亚合作的“主渠道”。但后来由于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东亚合作显现出多元推进的明显趋向。

首先是东盟自身合作快速推进。东盟全称为“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1967年8月8日即已成立，但成立之初主要集中于安全合作，很少涉及经济合作。进入新世纪后，东盟内部合作领域不断拓宽，经济合作越来越成为其主要领域，2002年建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他层面的经济合作也获得全面进展。2015年11月18日，第27届东盟峰会后举行发布会表示，东盟领导人宣布将在2015年12月31日建成包含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在内的东盟共同体。到12月31日，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发布声明说，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最新进展是2020年6月26日，第36届东盟峰会在线上举行，会议讨论了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经济、东盟共同体建设、加强东盟与各伙伴国关系及地区、国际问题。会议通过了《第36届东盟峰会主席声明》和《东盟齐心协力与主动适应：克服挑战保持增长的愿景声明》。

其次是多对“东盟+”全面推进。东亚合作，除强调以“10+3”为“主渠道”外，同时还强调“以东盟为主导”。因此，东亚各个框架下的区域合作，都是围绕“东盟10”展开的。先后形成了“10+6/8”东亚峰会框架（EAS），即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等6国/再加美俄框架；“10+2”即东盟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对“10+1”，即东盟分别加中、日、韩、印。以致先后形成一对“10+2”自贸区和四对“10+1”自贸区。

再次是中日韩合作重归正常轨道。中日韩合作于1999年开始启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加速推进，2012年达到高潮，主要标志是中国在北京主办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取得重大进展，一是正式签署的了中日韩投资协议，二是正式启动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然而好景不长，同年九月，日本政府推动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日韩也因“岛争”关系恶化，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被迫停办，2015年恢复后，2016年再度停办，直到2018年日本才恢复主办。2019年中国在成都成功主办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会议产生多项重要成果，标志着中日韩合作重回正常轨道。[28]

最后，也是最新、最重要进展，RECP如期签署协议。2012年，在东盟推动下，与其已有自贸伙伴关系的16个国家，即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启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之后“八年抗战”，走走停停，历经曲折，数度宣布“年内完成”都未能实现，终于在2019年11月4日举行的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取得重大进展，会议宣布：除印度外“十五个RCEP成员国已经结束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2020年签署协定”。之后工作层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签署前各项准备，直至日前（2020年11月15日）举行的第四次RECP领导人会议上，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二）合作促成的奇迹再造

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全球经济深陷衰退、区域合作在欧洲遭遇英国脱欧冲击、在北美遭遇美国“退群”压力的背景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能够逆势而上成功签署，本身即意味着东亚各方通过不懈努力，共同创造了合作奇迹，从而构成东亚奇迹再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包括曾经参与谈判、最后未能签署协议的印度，RCEP15国合在一起，也要占到全球人口、经济总量的30%和贸易总量的28%，是迄今全球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更加重要的是，RECP还是区内成员发展水平差距和制度差异最大的区域合作组织，因发展水平和制度差异，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和诉求分歧也最难弥合，这些都直接决定了谈判难度，能够完成谈判成功签署协议，足以证明东亚各方的决心之坚定、智慧之高超，实属创造了奇迹。伴随RCEP的全面落实，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势将全面提升，其他层面的合作亦将进一步强化，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直接且巨大的促进作用。如果说，东亚奇迹再造，首先表现为再度形成并不断强化世界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经济增长势头，那么，RCEP将越来越成为这一经济增长势头的更加强劲的动力、更加坚实的支撑。

事实上，从1997年11月“10+3”框架形成，东亚合作进程开启以来，多元推进的各个层级的区域合作框架都从不同角度、力度和层面，对东亚奇迹再造发挥了显而易见的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大层面：一是共同应对危机，一是携手推动增长。

先看共同应对危机层面。“10+3合作因亚洲金融危机而生”，此后数年也主要围绕应对和摆脱金融危机展开合作，包括后来启动《清迈倡议》及其多边化取得进展，都对减轻危机及其对经济社会的损害，防范危机再度爆发，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目前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危机，东亚各个层级的合作框架更是在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方面，相互支撑、协调行动、积极发挥作用。如果说，目前在防疫抗疫、复工复产方面，东亚也在创造着奇迹，那么这一奇迹的形成，离不开各个合作框架发挥的重要作用。东亚地区之所以能在目前全球经济深陷衰退的大背景下，保持“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总体态势，无疑得益于东亚各方积极利用既有框架，在复工复产方面的全面合作。早在2020年2月20日，中国-东盟框架即举行了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在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第七条明确指出：“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以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为契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疫情期间经济活动。” 第九条明确强调：“致力于减轻疫情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共同维护本地区人员往来及贸易投资活动。”一个月后中日韩框架也举行特别外长会，一致同意采取必要措施，“尽量减少（疫情）对三国必要经贸往来的影响”，在疫情导致国际人员往来限制的背景下，对三国之间必要的商务人士往来提供便利。随后于2020年4月14日举行的10+3领导人特别会议，也发表了《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声明共涉及十八项合作内容，其中第十至第十五项都是针对疫情期间确保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和恢复、稳定的。如第十项明确指出：“重申致力于保持贸易投资市场开放，加强10+3国家合作，……确保必要公共卫生应急措施是有针对性、适当、透明和临时的，不应造成不必要的贸易壁垒或干扰地区供应链，并应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第十一项则强调“在优先保障公众健康，着力抗击疫情并尽量减少其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同时，鼓励维持区域必要联通，尽可能为商务旅行等必要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第十二项又“重申共同致力于推动疫后复苏，促进经济发展，增强金融韧性，恢复增长，互联互通和旅游业，维护市场稳定，防止经济衰退的潜在风险。”等等[29]。东亚各国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也在全面推进。2020年6月4日，东盟与中日韩举行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贸部长特别会议，会议发表《关于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的联合声明》，明确强调要通过协调合作，减轻疫情对地区和各国造成的经济冲击，采取措施尽可能确保地区供应链畅通和必要商品、服务流动，为各国商务人员跨境流动提供便利，以及促进电子商务、支持中小企业、为疫后经济复苏创造条件等。东亚各方在共同推进经济复苏、稳定层面的合作取得良好效果。在疫前全球经济贸易投资活动本已出现停滞，疫情冲击更是雪上加霜的背景下，东亚经济率先出现复苏势头，并显现一些全新动向。如在2020年前三季度，在全球贸易严重萎缩、中国外贸总体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对东盟贸易却逆势增长了5.0%，达4818.1亿美元，东盟首次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30]对此，出席第23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2020年11月12日）的李克强总理指出：“今年是一个特殊年份，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发展和交往带来严重影响。无论是抗击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走开放合作之路。……疫情发生后，中国和东盟率先开展区域抗疫合作，我和各位同事多次通过线上方式会晤，围绕应对当前挑战进行了深入沟通探讨。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经贸合作克服疫情影响，实现稳定增长。……充分展现了双方合作的坚实基础和发展潜力。”[31]随后又在第23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20年11月14日）上指出：“自今年4月举行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以来，各方积极落实会议各项成果，有力促进地区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彰显了10+3作为东亚合作主渠道的重要作用。”[32]

再看携手推动增长方面。东亚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在携手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与世界地区一样，通过组建自由贸易区（FTA）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也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核心内容。通过区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确保了各成员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市场的扩大和稳定。这对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显然发挥了直接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东亚区域合作启动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相互之间的贸易得到快速增长，区内贸易占各经济体对外贸易的比重（即区内贸易依存度）也得到快速提升。如从2009年到2019年，RCEP区内出口由13331亿美元扩大至28934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1.2倍。区内出口比率也由39.9%提升至41.9%，上升了2个百分点。[33]相信RCEP协议落实后，这一比率还将进一步提升。其次，畅通区内投资渠道，推进各经济体相互之间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也是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通过扩大区内相互投资，不仅支撑了各成员尤其是落后成员的经济增长，还带动了区内产业转移和升级。迄今东亚区内相互投资的主要流向，是从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相对发达经济体，流向相对落后经济体，而中国正越来越成为对东亚区内投资的主要来源。据中国商务部2019年《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流量）为448.9亿美元，2016年扩大至1302.7亿美元，扩大了1.9倍，之后稍有波动，2018年仍达1055.1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投向了东亚地区。[34]伴随RCEP的落实，包括中国对东亚投资在内的东亚区内相互投资还将进一步扩大。第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越来越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内容。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合作，促进了区域整体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中日两国目前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等区内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更将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直接推动作用。第四，能源环保合作，是东亚区域合作阻力最小、发展最快的领域，借此一方面满足了各国经济增长对能源及其他战略资源巨大需求，另方面也对各国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第五，农业和中小企业合作，是东亚区域合作的特殊重要领域，通过合作为区内各国经济的均衡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占据突出重要地位。通过各成员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确保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同步性，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在此方面，10+3框架下的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应能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引领与东亚合作

综上所述，以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发布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为分界，东亚奇迹的历史进程似可分别两大阶段：此前为东亚奇迹形成阶段，此后为东亚奇迹再造阶段。与此前东亚奇迹形成阶段相比，东亚奇迹再造阶段显现两大突出特点：一是中国引领，一是合作推动。而在这两大特点之间，还存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和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对东亚奇迹再造的引领作用，通过区域合作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另方面，合作对东亚奇迹再造的推动作用，通过中国引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正是中国引领与合作推动及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东亚奇迹再造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坚实支撑。未来东亚奇迹再造的进一步发展，更需中国引领与合作推动的双向促进、共同推进。

从战略谋划角度看，为进一步推动东亚奇迹再造，中国似应采取如下措施，进一步强化中国引领与合作推动的良性互动。首先，进一步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尽可能使其转化为足够强烈的东亚共识，形成东亚命运共同体意识。目前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凸显出人类本身即是一命运共同体，疫情不分国界、病毒不认种族，人类更需同舟共济、共同应对。东亚从正面诠释了这一意识，美国似乎也从负面证明了这一现实。东亚奇迹再造，必然是东亚的共同行动，必须通过各个层面的区域合作来共同推动，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尽可能转化为东亚各方共识，十分必要。在东亚奇迹再造的未来进程中，要形成中国引领与合作推动的良性互动，取决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东亚共识，即东亚命运共同体意识。其次，进一步将“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理念落到实处，积极推进与东亚其他经济体之间的“政策沟通”和“民心相同”，正确处理好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将不断增强的经济互利，转化为不可或缺的政治互信，以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来强化和推动区域合作，为东亚奇迹再造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民意基础。这是能否形成中国引领与合作推动在东亚奇迹再造进程中良性互动的关键。第三，进一步提升东亚奇迹再造在新时代中国外交和开放布局中的战略定位。东亚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和重心，在中国外交和开放布局遭遇美国遏制和打压，新上任的民主党拜登政府既有可能联合欧洲盟友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发展约束的大背景下，更要将东亚视为中国外交与开放布局的重中之重，强化与东亚各国的全方位合作，通过各种合作机制让东亚各方共享中国引领东亚奇迹再造提供的机遇。第四，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为东亚奇迹再造的必由之路。为此，需要采取切实举措强化“一带一路”建设与东亚合作框架全面对接，形成良性互动。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议题，是如何借助RECP签署带来的新一轮东亚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及其他方面合作的强化势头，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首先在RCEP框架下得到落实。中国引领与合作推动在东亚奇迹再造中相互支撑和良性互动，需要“一带一路”来全面对接和强力贯通。最后，进一步形成中国新发展格局与东亚奇迹再造中的中国引领、合作推动之间的良性互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对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规划提出明确建议，要加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将为东亚奇迹再造，从而形成中国引领与合作推动的良性互动，带来全新机遇。在未来5年（十四五时期）或15年（到2035年），中国将全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此将强化扩大内需战略，还将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开放布局，这意味着中国将以更加完备的体系、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更加强劲的动力，去强化其在东亚奇迹再造和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引领作用。

注释：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10月，第141、145页。

[2] 依据IMF数据库相关资料计算。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October 2019，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9/01/weodata/index.aspx。

[3]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October 2019，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9/01/weodata/index.aspx；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10月，第142、145页。

[4]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官网：《贸易统计》；https://www.jetro.go.jp/world/statistics.html#trade；2020年11月17日登录。

[5]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官网：《贸易统计》；https://www.jetro.go.jp/world/statistics.html#trade；2020年11月17日登录。

[6] 江瑞平《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载《日本学刊》，2020年第4期，第26页，图7。

[7]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数据计算：IMF Country Information；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2020年11月19日登录。

[8] 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第125页。

[9] 市村真一《日本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10]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官网：《日本的直接投资余额》；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html；2020年11月19日登录。

[11] 日本内阁府《经济财政白书》，2020年版，长期经济统计，第293页；简单算数平均值。

[12]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October 2019，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9/01/weodata/index.aspx；2020年11月19日登录。

[13]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数据计算：IMF Country Information；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2020年11月19日登录。

[14]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官网：《贸易统计》；https://www.jetro.go.jp/world/statistics.html#trade；2020年11月19日登录。

[1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

[16]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October 2019，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9/01/weodata/index.aspx；2020年11月19日登录。

[17]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数据计算：IMF Country Information；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2020年11月19日登录。

[18] 江瑞平《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载《日本学刊》，2020年第4期，图表4。

[1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

[20] 商务部亚洲司官网：《综合数据》；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0年11月19日登录。

[21]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官网：《贸易统计》；https://www.jetro.go.jp/world/statistics.html#trade；2020年11月19日登录。

[22] 商务部官网：《国别报告》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8420；2020年11月19日登录。

[23] 商务部外资司：《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19年附表9。

[24] 商务部外资司：《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9年，第65、67页。

[25] 商务部官网：《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谈2020年1-10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jd/202011/20201103017051.shtml；2020年11月20日登录。

[26]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273979；2020年11月20日登录。

[27] 外交部官网：《李克强出席第23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832429.shtml；2020年11月20日登录。

[28] 参见江瑞平《中日韩合作：重回良性互动轨道》，《世界知识》2020年第2期。

[29] 外交部官网：《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yzs_673193/xwlb_673195/t1769820.shtml；2020年11月23日登录。

[30] 商务部亚洲司官网：《综合数据》，《2020 年 1-9 月中国与亚洲国家（地区）贸易统计》；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010/20201003010727.shtml；2020年11月21日登录。

[31] 外交部官网：李克强《在第23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3.fmprc.gov.cn/web/zyxw/t1831929.shtml；2020年11月21日登录。

[32] 外交部官网：李克强《在第23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3.fmprc.gov.cn/web/zyxw/t1832452.shtml，2020年11月21日登录。

[33]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官网：《贸易统计》；https://www.jetro.go.jp/world/statistics.html#trade；2020年11月22日登录。

[34] 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9年，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