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为主要特征的滞胀，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终结了此前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开启了此后以新自由主义为突出标志的世界性改革与全球化高潮。近期出现的诸多新动向表明，全球经济似乎又在重蹈半个世纪前的覆辙，陷入令人担忧的“新滞胀”。尤其是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供给扰动、增大通胀压力和加息周期的快速降临，全球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正在显著增大。

俄乌冲突加剧供给扰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导致全球能源供应链剧烈震荡，直接引发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滞胀。在2022年3月24日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主导的“产业回归”、强行“脱钩”和疫情导致的人流阻隔、物流阻塞，已经引发了严重的供给扰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由于俄乌两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更进一步加剧了严重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供给扰动。首先是强烈冲击了全球能源、战略资源供应链。俄罗斯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氖气是芯片制造的最重要原料，俄乌两国的产量要占到全球产量的70%！而能源和重要战略资源领域正是目前全球供给扰动的发源地和重灾区。其次是俄罗斯与美西方相互之间的禁飞、禁航，导致全球物流运输体系严重受阻。爆发战事的俄乌两国，处于亚欧大陆空陆运输的枢纽地带。再次是美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与反制，导致作为全球供应链顺利运转“润滑剂”的支付体系出现严重断裂。最后，俄乌两国是最重要的“世界粮仓”，战争爆发直接加剧了全球粮食供应链危机。

通胀压力逼迫政策转向 疫情暴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实施了力度很大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缓解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但由于供给扰动及其他因素影响，从2021年第四季度开始，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欧盟国家，已经遭遇日趋严重的通胀压力。前述俄乌冲突加剧供给扰动，更进一步增大了主要经济体尤其是欧洲国家的通胀压力。近期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欧元区通胀率从2月的5.9%飙升至3月的7.5%，创下欧元诞生以来的历史新高，其中德国高达7.6%，西班牙更高达9.8%。面对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主要经济体不得不收紧财政货币政策，将治理通胀作为优先目标，全球经济由此步入加息周期。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已经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4月6日又声明可能加息50个基点，而且可能是连续数次。英国央行自2021年底迄今已经连续三次加息。同时，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还不得不将缩减资产购买作为加速转向紧缩的重要路径，直至完全终止。一些遭遇严重通胀压力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也不得不调整宏观政策，步入加息行列。

经济复苏遭受严重损害 疫情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深陷衰退，3.1%的负增长创下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坏记录。2021年之所以实现“补偿性”复苏，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来支撑的。但疫情的反复恶化，使本来就根基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更加波动，而通货膨胀却愈演愈烈，逼迫政策选项迅速由扩张转向紧缩，这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严重损害。这也是主要国际机构近期纷纷下调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主要原因。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2022年4月19日）由1月预测的4.4%下调至3.6%，此前联合国贸发会议已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从上次预测的3.6%直接下调至2.6%，世贸组织也将上次预测的4.1%下调至2.8%。必须提及的是，主要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政策转向，给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造成的损害更加严重，国际资本外流、本币大幅贬值、外债负担加重，都将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其脆弱的经济复苏造成剧烈冲击。

滞胀困境加速世界变革 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长期并存，导致多国宏观调控陷入顾此失彼的选择困境：摆脱经济停滞需要扩张，而扩张将加剧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需要紧缩，而紧缩将加重经济停滞。因此，摆脱困境的路径不得不转向深层的体制甚至制度层面。这也成为上世纪遭遇70年代滞胀之后新自由主义变革渐成大势、80年代引发全球性改革、90年代促成全球化浪潮的主要背景。而遭遇目前的“新滞胀”困境，迫使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不得不从体制甚至制度，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层面，探求根本性脱困方式。但能否由此促成新一轮世界性变革，还需观察。

（作者为外交学院教授）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