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美三边互动中，中日经济关系经历的三大转变，分别体现在经济实力消长、主要矛盾转化、连带反应变向等三大方面。
一、经济实力消长
其基本转变态势是：从强势的日美对弱势的中国，转变为弱势的日美对强势的中国。转变进程的主要拐点出现在2010年前后。在这一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越了日本，并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1972年的中国，仍处于“文革”后期，连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整个国家积贫积弱。反观日本，刚刚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在1968年即明治维新100周年之际，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繁荣昌盛、国强民富。再看美国，更是长期保持着绝对实力优势，并在全球格局中牢牢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高速增长、国强民富的日本，实力强大、优势显著的美国，对长期停滞、积贫积弱的中国，即强势的日美对弱势的中国，构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尼克松访华推动中美走向建交的历史原点和起始基础。
但在此之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之后，中日美三方的发展态势开始出现逆转，相对于日美，中国越来越显现出经济增长的巨大优势。从1980年到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56.6倍，日本和美国同期仅分别增长了3.4倍和7.0倍，即中国的增幅分别相当于日本的16.6倍和美国的8.1倍。结果是，中国经济总量相对于日本的比重由26.9%攀升至353.6%，相对于美国的比重亦由10.6%攀升至75.9%。这意味着，以长期保持的明显增长优势为基础，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越来越呈强化之势，不仅对日本的绝对优势越来越突出，而且对美国的相对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在这一转变过程中，2010年成为重要拐点，中国经济实力在这一年超过日本，之后把日本落得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经济实力消长，尤其是2010年的重大转折之后，半个世纪前中日恢复邦交、尼克松访华推动中美走向建交的历史原点和起始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强势的日美对弱势的中国，转变为弱势的日美对强势的中国。这一重大转变，加上意识形态分歧、社会制度差异以及地缘政治、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因素，导致日美在对华外交和对华战略上越来越凸显出防范、竞争、遏制的一面，从而成为困扰中日美三边关系和中日双边关系的核心或焦点问题。
二、主要矛盾转化
受实力消长的直接影响，中日美三边互动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主要矛盾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化。其基本转化态势是：从日美摩擦为主、中国从属，转变为中美冲突为主、日本从属。这在三边经济关系的演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次转变进程的主要拐点，大约出现在2000年。在这一年，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
再回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尼克松访华推动中美走向建交的1972年，当时的中国，不仅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还处在近乎完全封闭状态，不可能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角。而日本则在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越来越成为美国在国际市场面临的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主要标志之一是，日本给美国制造了巨额贸易逆差，并长期占据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的位置，直到2000年被中国所取代。尤其是在1991年，来自日本的逆差一度占到美国全部外贸逆差的65.0%。因此，在2000年之前，日美经贸摩擦始终构成中日美三边互动的主要矛盾，而中国处于从属地位。标志性事件出现在1985年，著名的“广场协议”成为日本噩梦的开始，更是日本走向衰落的起点。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强。较之日本，中国用10年时间将经济总量从相当于日本的1/4实现反超，又用10年时间扩大至日本的3倍以上；对美国而言，中国则是用20年时间将两国GDP之比从1/10快速拉近至3/4。伴随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快速提升，直接结果是赢得巨额贸易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从2000年成为美国第一大逆差来源国之后，中国在美国外贸逆差中所占比重继续快速提升，到2015年最高时达到49.3%。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日美三边经济互动的主要矛盾越来越转向中美经贸摩擦，日本开始处于从属地位。标志性事件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对华贸易制裁。
三、连带反应变向
经济实力消长、主要矛盾转化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日美三边互动对中日经济关系的作用方向发生根本性转变。其基本转变态势是：从日美摩擦促进中日合作，转变为中美冲突损害中日合作。转变进程的主要拐点，不是出现在某一个具体年份，而是一连串重大事件,包括2009年前后美国正式推出“重返亚太战略”、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2012年中日钓鱼岛冲突、2013年日本加入（旨在从经贸层面围堵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等。
在这一连串重大事件发生之前，日美摩擦是中日美三边互动的主要矛盾，日本对外经贸关系在美国方向遭遇巨大压力，拓展对华经贸关系成为缓解压力的重要举措。受此影响，中日经贸关系显现全面展开、快速推进之势。在签署“广场协议”的1985年，对日贸易一度占到中国外贸的28.5%，以致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形成“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的独特景观。对华贸易在日本外贸中的地位更是快速提升，中国继2002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进口贸易国、2007年再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之后，2009年又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
在这一连串重大事件之后，中美冲突越来越成为中日美三边互动的主要矛盾，日本越来越被动跟随甚至主动引导美国对华遏制，中日经济关系也因此越来越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2012年钓鱼岛冲突后，中日双边贸易连续五年负增长，其中2015年减少10.8%，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连续四年负增长，其中2014年减少近40%。到2021年，对日贸易在中国外贸格局中的占比已降至6.1%；对华贸易在日本外贸格局中的地位也出现波动，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的地位，又开始在中美之间转换。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通过颁布“经济安保法案”、积极伙同美国推进“印太经济框架”,谋求与中国“脱钩”“断链”，更将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严重损害。
四、若干启示
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已故日本原首相安倍晋三曾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但这一“新时代”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其中最大的变量之一就是中日美三边互动。
第一，经济实力消长未来还会进一步朝着中国相对走强、日美相对趋弱的方向演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到2027年，即五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国经济总量将进一步达到日本的4.7倍和美国的94.1%，距离超越美国仅一步之遥，日本的经济总量则将进一步降到美国的1/5。
第二，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在中日美三边互动中，中美经贸冲突乃至总体战略冲突将继续激化，并进一步成为中日美三边互动的主要矛盾。日本如何选边站队，尤其是否会继续伙同美国强化对华遏制，将成为影响乃至决定中日双边经济关系走势的关键因素。
第三，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尤其是日本官方战略选择面临的主要考验，首先是IPEF的实际进展及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其次是日本对待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态度，此外还有中日韩自贸谈判能否重新启动并顺利推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