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经济，在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后，已被推到了十字路口，且始终未能重回正常轨道，而到2020年遭受新冠疫灾冲击后，更被推到了战后最严重衰退之中，目前虽已显现“补偿式”反弹态势，但因面对诸多“两难选择”，只能在低谷中徘徊不前、摇摆不定。

一、防控疫情还是恢复经济

时至今日，疫情仍在世界各地肆意蔓延，许多国家甚至堕入近乎完全失控状态。防控疫情依然是全球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必须全力以赴。但防控疫情必须减少人员流动，物流也会受此阻碍，由此导致生产链条断裂，引发严重经济衰退。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骤降至-3.1%，创下战后最严重衰退记录。其中发达经济体更降至-4.5%，最严重的欧洲大国如西班牙和英国，更分别达到为-10.8%和-9.8%。经济衰退导致失业剧增、收入骤减、贫困加重，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甚至导致社会动乱，从而又使恢复经济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就在防控疫情与恢复经济之间，形成顾此失彼的两难选择。许多国家都深受其苦：一会儿优先防控疫情，不得不收紧防控政策；一会儿优先恢复经济，不得不放松防控措施。如此在“收紧”与“放松”之间反反复复、摇摆不定的直接后果，是“两难选择”造成“双重苦难”，许多国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二、促进增长还是健全财政

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步入回升不久，就遭遇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陷入金融危机与财政危机的恶性循环之中，成为回归正常增长轨道的最大阻碍，与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水平渐行渐远。疫情爆发后，在纾困政策耗费大量财力、经济萎缩导致税收锐减的同时，不得不采取紧急对策以刺激经济复苏，由此导致本已十分严峻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既将以往健全财政的努力付诸东流，又使未来健全财政的路途更加艰难。由此形成促进增长抑或健全财政的“两难选择”。2020年美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的财政赤字对GDP之比，骤然分别攀升至15.8%、10.1%、7.2%和12.4%，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警戒线（3%）。另一警戒线——累计公共债务余额对GDP之比（60%），也被超出一倍以上，发达经济体平均达到126%。财政危机进一步深化，甚至成为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稳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三、增加就业还是抑制通胀

疫情导致社会经济活动全面停摆，引发严重失业问题。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的失业率一下子攀升至两位数，4月份竟高达14.8%。为刺激增长、增加就业，不得不连续推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且规模空前。但由此又引发了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如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从2021年5月即攀升至5%以上，欧盟正逼近4%，俄罗斯已突破了7%，巴西更逼近两位数。更加严重的是，此次通胀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疫情导致供应链断裂所致，加重了市场供求错配，而恢复供给能力则需更长时日。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在走向“补偿式”回升的进程中，宏观政策正面临“菲利普斯式”两难困境——增加就业需要扩张而抑制通胀则该紧缩，运作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四、回归实体还是数字转型

数字转型是世界经济在百年大变局中的重要变化趋向，势不可挡且不可逆转。目前无论是在疫情防控，还是经济复苏方面，数字治理更是功不可没。但数字经济又往往与虚拟经济结伴而生，而过度虚拟化极有可能诱发严重泡沫化，损害经济有机体健康循环和稳定运行，甚至有观点认为，2008/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其直接后果之一。于是，便将回归实体提上了各国经济发展与产业优化的重要议程。正确选择应该是努力形成强化实体与数字转型的相互支撑、良性互动，但却时刻面临着相互脱节甚至背离的风险，由此也加大了世界经济在回升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政策选择难度。

五、专注回升还是绿色发展

全力防控疫情，尽快恢复经济，无疑是全球面临的当务之急。但疫情造成的深重生命健康危机，也再一次警示人类，必须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进，应对气候变化也越来越变得刻不容缓。但气候行动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包括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尤其是那些对自然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发展。于是，在优先经济复苏与注重绿色发展之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难”。正确选项显然是兼顾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积极推进绿色复苏。这本身即是全球性议题，更是大国不可推卸的责任。令人欣慰的是，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COP26）上，《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正式发布，给刻不容缓的绿色复苏带来耀眼亮光。

六、回归市场还是强化政府

1970年代的“滞胀”，宣告了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失败，以1979年英国启动私有化改革，1981年美国推行“里根经济学”，1989年达成“华盛顿共识”为标志，注重“回归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渐成世界大势，并为1990年代掀起的全球化高潮提供了体制支撑。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全球化，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形成近20年的稳定增长，同时也导致了严重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日趋悬殊，引发严重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成为逆全球化暗流的深层背景。“强化政府”再度成为解决问题的必然选择，岸田内阁在日本搞所谓“新资本主义”，即是其最新动向。于是，“市场抑或政府”这一古老经济学命题，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疫情进一步凸显出政府的重要性，无论是防控疫情还是稳定经济，也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稳定供给，都要求政府强化作为。强调回归市场，还是注重强化政府，再度成为全球性问题，导致众多国家在体制与政策选择上徘徊不前、摇摆不定，甚至忽左忽右，增大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走向回升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七、专注效率还是统筹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全面融入全球供应链，成为提升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营效益的有效选择和普遍趋势。但由此带来的突出问题是，一旦国际大循环动能弱化，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甚至遭遇地缘政治冲击，经济稳定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威胁，直至危及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于是，在效率抑或安全之间，又形成新的“悖论”，就像在效率还是公平之间，存在的古老“悖论”一样。疫情爆发前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强推单边主义、产业回归、经济“脱钩”，已经暴露出经济发展稳定面临的安全问题，疫情导致国际人流突然中断，物流严重受阻，更突显出如何确保安全的迫切性，主要国家普遍采取切实举措强化了经济安全保障。目前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走向回升，依然受到专注效率还是统筹安全这一选择“悖论”的严重困扰。

八、逆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

疫情之前，逆全球化已是暗流涌动。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回归本土影响深广，国际贸易增速放缓且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国际投资在剧烈波动中不断萎缩，均是其突出表现。疫情导致跨国人流物流阻隔，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逆全球化趋向。但在另一方面，全球化是科技进步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逆全球化只是迫使国际社会尽快弥补以往“旧全球化”的缺陷，解决由此导致的问题，从而在此基础上推动更加均衡合理、完善优化的新全球化。关键是新全球化不会召之即来，逆全球化也很难挥之即去，世界经济走出、走向回升，不得不徘徊于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之间，延续着艰难的道路选择，充满着激烈的利益之争。

九、多边体系还是区域框架

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主要背景，是全球治理体系深陷困境，越来越难以满足全球化空前增大的治理需求，产生了严重的治理赤字。主要问题是以往担当全球治理主要职责的多边体系严重失灵，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因谈判陷入停顿、改革进展迟缓、监管机制停摆而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弥补多边体系失灵导致的治理赤字，区域治理框架蓬勃兴起，最新进展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期启动。破解全球治理赤字，需要多边体系与区域框架双管齐下、良性互动，但现实中两者之间又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和替代关系——热衷区域框架可能消减对多边体系的兴趣和动力。于是，更加重视多边体系还是区域框架，也成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走向回升在治理层面的艰难抉择。

十、美国主导还是中国方案

迄今为止的世界，始终是少数大国主导的世界，中美两国加在一起，即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40%以上（2020年42.1%）。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走向回升，也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引领和支撑。问题是面对上述种种两难选择或“二元悖论”，中美两国存有巨大差异和严重分歧，尤其是在全球治理变革方向上的中美冲突。以往的全球治理几乎完全由美国主导，但中国正快速崛起为世界大国，影响力和话语权必然增大。本世纪头20年，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中国占比由3.5%攀升至17.5%，美国占比则由30.1%骤降至24.6%。世界经济稳步回升需要全球治理顺利推进，美国主导还是中国方案的道路之争已造成严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