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亚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术界便已初步涉及，但我国学界一般认为，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界围绕欧美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而进行的一项综合性研究，是为“东亚研究”。它以费正清、赖肖尔等人在哈佛大学建立东亚研究中心为诞生标志，在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和话语形态等方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东亚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学界关于东亚研究的主题、内容、理论、视域、方法以及学科建设等多受欧美东亚研究的影响，当然也不乏对其中存在的文本误读、理论先行、学术问题政治化及其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等作出切实的批判。在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日益重要的当下，提升东亚研究水平，需要理清我国已有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基础，总结域外学术经验，扬长补短，推陈出新。
一
虽然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东亚”及其“东亚研究”，并不始自中国本土，但其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在我国古代学术传统和近代学术转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总的来说，可大致梳理出以下三种类型的学术资源。
其一，我国古代传统史籍文献对朝鲜、韩国、日本等东亚地域内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发展情况均有一定的记载，尤以“二十四史”中的“外国传”和“四夷传”为代表。
其二，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一些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机、“开眼看世界”，编纂和发行了不少外国政经史地文化类著作和报刊，其中对日本的介绍最多，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
其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科正式创立。在世界史学科体系内，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别史和以某一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随着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二元划分结构弊端初显，东亚研究领域内一些需要贯通和突破一国史而研究的问题难以深入下去。故而，需要打破现有的学科划分，倡导一种多维、立体和综合的东亚研究。
二
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东亚研究而言，美国和日本学界的研究水准相对较高，学术影响力较大。日本的东亚研究，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以来，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和积累，其学术体系、话语凝练和研究范式等方面特色鲜明，且对欧美的东亚研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当然，日本学术界也借鉴和汲取欧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不断调整、更新和重塑其研究理论和方法。日本作为东亚区域的一员，尤需对其东亚研究的兴起、发展等进行梳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日本在“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政策驱动下，建立了以“东亚”为名的多个研究机构，产出了不少“东亚研究”论著。1945年日本战败，战前一大批带有“东亚”印记的研究机构或被解散或被改制，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大都尽可能地避讳“东亚”一词，代以“中华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等提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学界代际更迭，与东亚相关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日本学者在借鉴和吸收欧美相关学术理论和方法基础上，又融合了汉学研究传统，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东亚史的基本概念和框架体系，比如“东亚世界论”“朝贡贸易论”等观点。
审视日本百年来的东亚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其一，强调东亚的关联要素和整体性特征。日本置身于东亚世界之中，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倾向于采用文化均质性要素来构筑整体性的东亚世界，以凸显东亚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特征，颇具代表性的是西嶋定生以儒学、汉字、佛教和律令为核心的“东亚世界论”。
其二，具有“自我定位”和“东亚定位”的双重价值取向。“自我定位”是指日本在率先完成近代化转型之后，认为东亚世界的文明中心实现了从中国到日本的转移；“东亚定位”是指日本要为自身所在且能代表的东亚寻求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无论是“自我定位”还是“东亚定位”，其背后均潜藏着日本的“民族中心主义”意识，这显然是日本的一厢情愿。
其三，日本的东亚研究有一定的自立性，但其最初涉及“东亚”话题、建立东亚研究机构，主要是服务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东亚研究的“战时学术”予以反思，但仍有部分学者开展的研究项目及产出的研究成果存在为政治现实背书甚至歪曲历史事实的情形，对此我们需要高度警惕。
三
我国的东亚研究在组织机构、人员数量、语言能力、实地调研等方面还相对薄弱。关于其如何创新和发展的问题，学者们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已经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的意见和建议，比如，既要借鉴域外理论和方法，又要对其进行反思、探索和创新；既要重视学界前沿动态，又要对以往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继承，等等。具体来讲，可从如下方面加以考量。
首先，发挥中国本位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优势。汉语是前近代东亚世界的通行语，这一时期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主要史籍用汉文写成，留存下来数量庞大的汉文典籍。对这些典籍的深入解读和分析，不仅涉及汉文识读水平或单纯一国史的研究，而且需要在了解中国史甚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探源溯流，这是中国学者能发挥先天优势、大有可为之处。
其次，不断探索和尝试新的研究范式的可行性。目前学界已有的“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中心—边缘”“民族国家”等研究范式和话语形态，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二元对立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故而需要我们立足于东亚的地理生态、政治体系、社会组织、生产方式、族群认同等互动和多元的关系形态，对其进行综合梳理和全面阐释。比如现在学界方兴未艾的“文明”研究范式，或许可以为东亚研究所借鉴。
再次，关注国际学界在区域研究理论方面的新进展，推进东亚比较研究。国际学界关于区域研究理论，呈现出从“一体化”“新地区主义”到“地区比较”的倾向，域外东亚研究也大致沿此趋向展开，从重视本质要素的“中华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到关注动态要素和时空变化的移民、商贸、技术和文化传播等网络结构，再到宏观和微观视角下“同而异”“异而同”的比较研究，比如就东亚儒学而言，韩国、日本和越南对其的接受和表现就不同，对此需要我们更为细致的研究。
最后，重视对域外东亚研究的学术史的梳理，避免重复性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具有“反思之反思”和“研究之研究”的性质，是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和进行学术创新的前提。借鉴域外的东亚研究经验，首要的是对域外东亚研究各个阶段的研究体系、学术范式、学科意识、学术理念、论著成果、研究机构、学会组织、学者培养等方面进行整体性回顾、阶段性总结、专题性研究，微观上涉及学者的生平经历、学术历程、治学经验、著述观点、研究影响，流派上的学脉承继或断裂、地域归属、方法取向以及学术争鸣；宏观上对学术发展与国家和世界的政治变迁与社会环境之关联进行综合性的考察。
总之，中国学者理应肩负学术责任，发挥先天优势，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亚研究。我们要有实证精神和开放意识，及时关注国际学界动态，了解时新的研究范式，借鉴消化，综合创新，扎扎实实地推进具体的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