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开始提倡“文人书法”时，谈文化，对书法界来说还太奢侈了，所谓书家，持笔如箒，狂徒乱抹一通罢了，谁管什么文化？所以当时只能呼吁：书家须略识字、须先成为文人。近日文化稍就复兴，可以略谈点书法本身的文化问题了，故先从书写的材料说起。

一、抄写碑拓

楮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料，故后来常作为纸的代称，如《清史稿·邓石如传》：“家多弆藏金石善本，尽出示之，为具衣食楮墨，使专肄习”。

书法，现在虽然上推到甲骨金文，重视简帛碑刻文字的人也不少，但谁都知道：书法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纸上。造纸术大发展于东汉，书法亦然，两者间不能说没有关联。

写在纸上，比金石刻铸好，是因可见墨迹笔触。但汉魏晋宋齐梁等朝的纸上墨迹泰半亡佚，就是唐人纸墨，也甚罕见。后人习书，学的其实多是雕版。把墨迹翻刻在枣版上，再印出来，形成“帖”。宋代以后人学书法，基本上都是这样学着帖。

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由翰林侍书王着编次，名《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着，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此帖为枣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极其精美。\r

后来全国各地辗转传刻，此帖遂遍天下。但翻刻并不是也用枣木板刻印，多是上石，也就是把雕板上的字再刻到石头上去，以便学者摹拓。著名者有二王府本、绍兴国子监本、大观太清楼帖、淳熙修内史本、泉州本、北方印成本、乌镇张氏本、福清李氏本、世堂本、临江戏鱼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庆历长沙刘丞相帖、潘师旦绛州帖、绛公库帖等数十家。现在还存《淳化阁帖》刻石四种：一、杭州文澜阁旧址北宋刻石；二、明万历四十三年肃王府遵训阁本，现存帖石两套于西安碑林、半套存于溧阳；三、清顺治三年陕西费甲铸依肃府初拓本摹刻一部，置于西安碑林（俗称西安本或关中本）；四、溧阳虞氏本，乃明肃府本五套刻石之一，现存江苏溧阳县甓桥镇虞氏宗祠(俗称溧阳本)。

阁帖的情况很复杂，是专门的学问，但基本状况如此（其他的，各位可去读林志钧先生《帖考》一类书）。

也就是说，虽然书法主要是表现在纸上，但纸上墨迹其实难得，一般仍只能由木雕石刻中去揣摹拟想。

这时，有一种材料就十分吸引人了。那就是佛经道经的写卷！钱泳《履园丛话》曾说：“有唐一代墨迹，告身而外，惟佛经尚有二一，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谓之经生书。”

经生，指抄写经书的书手。这些人，有些是道观寺院里的底层执事，有些是乡里间粗通文墨的小读书人，受佣雇为寺院或施主抄写佛经道经，别人做功德，他挣点生活费而已。当然我们都知道曾有王羲之写《黄庭》这类大书家写经的事，但经生不能跟他们相比。地位卑微、工作辛苦，因为经典多半卷帙浩繁，工作多半计字量酬，所以要赶快抄、长时间抄，交差了事，哪管书艺精不精美？

然而，写者既多，自有杰出者，披沙拣金，往往见宝。而且，如果整体时代书法水平高，这些经生书当然也不会差到哪去，唐代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钱泳有此赞叹。

《宣和书谱》卷五载：“杨庭，不知何许人也，为时经生。作字得楷法之妙，长寿间一时为流辈推许······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名书，如庭书，是亦有可观者。”都穆《寓意编》：“国诠，太宗时人，唐贞观中经生。国诠奉敕作指顶许字，用硬黄纸本书《善见律》，末后注诸臣，有阎立本名，其书精熟匀净而近媚。”大体也都是这个意思，认为经生写经不乏佳作。

他们那时能看到的写经，数量还很少，现在可就多了，敦煌就有几万件。所以里面的精品也不可胜数，是我们现在讲书法史或学书法不可忽视的财富。

经生字是一批独立的书法文献，其字与文人学士写的、碑刻的，虽有交集或交流，但本身自有传统。例如写经书法在晋至北周期间，基本上是：横画起笔一般露锋入纸，起笔尖锐迅疾，左轻右重，收笔处多铺豪压下、重按后旋即迅速提出，转折略作顿驻后快速调锋变向，竖钩这一楷书特有的笔法则时有时无、显示了由隶而楷的过程。结体紧凑，且明显存有隶意，取横势。这跟同时期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楷书风格就显然不同。虽有的近于北碑书风，取斜势，古厚朴实，却也有差别。

南北朝后期，写经体虽然隶书笔意愈来愈少，但仍是其沉雄厚重的。而且南北方由于佛教传播和流通较其他方面的交流宽松，故南北写经的书风差异很小，南方写佛经多类似北方。这也与南朝其他方面的书风颇有差别。

唐代又不同，写经体，早期效法欧、虞的占了主导地位；盛唐以降，则有了变化，米芾《海岳名言》说：“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

之所以唐初写经体，效法欧、虞，是因政府规定“参考弘文馆楷书字体”和置校书郎二十人、楷书手一百人入秘书省缮写校对四部图书，又置设了书学专科。虞世南既‘教示楷法’，又辅助和接替魏征负责四部图书的缮写工作，他的书法对于楷书手当然有相当影响。而这些“楷书手”所写的经卷，也常常作为发往各州道的范本、成为一种规范格式。

当时官属抄写者也称“群书手”或“书手”，字体工整者，称“楷书手”或“楷书”，专门负责抄录重要文件或经卷，多隶书秘书省、门下省、弘文馆。《旧唐书·职官志》载弘文馆有楷书手三十人、史馆楷书手三十五人、崇文馆书手二人。开元年间的《唐六典》亦载：秘书省有楷书手八十人、弘文馆有楷书手二十五人。S.2278题记“专当典并写麟台楷书令史臣徐元处”，写麟台也是一专门的抄书机构，而“楷书令史”便是专职人员，《唐六典》卷八：“先置楷书手，今改为令史。”据史载，贞观元年有从“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中选拔出来入弘文馆内学书的。

另外，官经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安宫廷写经。如高宗咸亨二年至仪凤二年门下、秘书二省及弘文馆书手所抄《法华经》、《金刚经》等，纸质细腻考究，书迹谨严优美，如S.513、P.3278、BD.14490，敦煌大约有三十余件。所以总体来说，唐代写经受官方主导的力量就比南北朝时期强大许多。

二、雕版法帖

宋代以后，雕版盛行，书籍不待传抄，为国史一大变，南北朝隋唐大规模的钞经抄书现象也就为之一遏。

书法史也就因此而不再有经生抄卷抄本这类材料了。

可是，很少人注意到：雕版印刷仍是跟书法大有关系的，刻本也是重要书法史资料。

第一大宗就是刚刚提到过的《淳化阁帖》这种。把历代名家书迹通过刻石与雕版之综合手段流传出去。

淳化阁帖之后，主要的法帖有以下这些：

《绛帖》：北宋潘师旦于皇祐、嘉祐间所刻。以《阁帖》增减而成。因刻于山西绛州，故称。今以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明末涿州冯铨旧藏本为善。

《大观帖》：北宋大观三年徽宗下诏镌刻。虽和《淳化阁帖》内容相同，但摹勒谨严，镌刻精工，又多改正《阁帖》错误，故为世所重。

《汝帖》：北宋大观三年州守王寀据《阁帖》并杂以他帖辑刻于汝州，收录历代名家法书七十七家，另作者不明法书二十三种。古刻仅存，究属可实，现藏上海博物馆。

《雁塔题名帖》：宋宣和二年柳瑊搜拓慈恩寺雁塔唐人题名，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鼎帖》：又称《武陵帖》，宋绍兴十一年郡守张斛择取《淳化阁帖》合《潭》《绛》《临江》《汝》等诸帖刻于武陵（属鼎州）郡，藏上海图书馆。

《兰亭序帖》：宋刻丛帖，北宋末刻于越州，共六卷。以《汝帖》为基础，并摹勒墨迹和石本而成。

《宋高宗刻米元章帖》：南宋高宗赵构于绍兴十一年汇集米芾书迹摹勒于石，刻成十卷，是米芾个人作品辑刻最早的。

《东坡苏公帖》：也称《西楼苏帖》，汪应辰于南宋干道年间以苏轼墨迹刻石于成都，是苏轼书法集帖。内容为诗、文、信函。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五册，北京市文物公司藏一册。

《群玉堂帖》：南宋韩侂胄以其家藏墨迹于嘉泰末、开禧前摹刻而成，十卷中大半辑刻宋代名贤如苏轼、黄庭坚、米芾书。选择精严，摹刻精工，是南宋名帖。目前美国安思远藏僧怀素《千字文》、故宫博物院藏三种、吉林省博物馆藏一册（苏帖）、上海图书馆藏第八卷残册。

《郁孤台法帖》：南宋绍定元年聂子述以已藏墨迹摹刻于赣州，今有上海图书馆藏两残册，主要为苏轼、黄庭坚书迹。宋刻宋拓。

《凤墅帖》：南宋曾宏父在嘉熙、淳祐间所刻。收集了曾氏所见到的几乎宋代全部著名人物的墨迹，刻工精细，现藏上海图书馆。

《忠义堂帖》：唐颜真卿书，多属精本和稀见之本。浙江省博物馆藏宋拓孤本。

《澄清堂帖》：南宋嘉定年间刻。由王羲之、王献之至苏轼，分藏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

《英光堂帖》：南宋绍定二年至六年岳珂以其家藏米芾墨迹摹刻于润州。香港中文大学藏第三卷及故宫博物院藏四残册，均是宋刻宋拓本。

《宝晋斋法帖》：南宋曹之格于宝祐二年至咸淳五年所刻。宝晋斋原是米芾斋名，米芾曾将其所藏谢安、王羲之、王献之真迹摹刻入石。现藏上海图书馆。

《姑孰帖》：南宋淳熙年间杨倓、洪迈等刻于当涂郡斋。

《松桂堂帖》：南宋淳熙十五年米巨窓刻于卢山。以上两种宋帖今藏故宫博物院。

《乐善堂帖》：元赵孟頫门生顾信摹勒，今藏国家图书馆。\r

《姑孰帖》：清初出土宋石原刻清拓本。

《松桂堂帖》：宋刻宋拓本。

《乐善堂帖》：元刻明拓本。

《真赏斋帖》：故宫博物院藏，嘉靖元年无锡华夏编，章简甫镌刻。

《停云馆帖》：嘉靖十六至三十九年文征明集，其子文彭、文嘉摹。

《余清斋法帖、续帖》：万历二十四至四十二年休宁吴廷辑刻。

《戏鸿堂法书》：万历三十一年华亭董其昌辑。以上三帖今藏国家图书馆。

《郁冈斋墨妙帖》：明万历三十九年金坛王肯堂编，管驷卿镌刻。

《快雪堂法书》：清代冯铨摹集，五卷。所收自魏钟繇、晋王羲之至元赵孟緁为止，首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故名。

《秋碧堂法书》：梁清标摹镌，八卷，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图书馆。

《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所收自魏晋至晚明凡一百三十五家、三家四十帖。规模最为宏大，今藏国家图书馆。

其他还有许多，例如明代还翻刻了不少《淳化阁帖》之外的其他宋代汇帖，加《绛帖》《大观帖》《星凤楼帖》《秘阁续帖》等；也有以明内府收藏宋拓本为底本翻刻的肃潘《肃府淳化阁帖》；另一些断代法帖和个人法帖，如《晴山堂帖》《宝翰斋国朝书法》《旧雨轩藏帖》《澄观堂帖》等是专集明人墨迹的。《雪浪斋帖》《晚香堂帖》《古香斋帖》等，则是汇刻苏轼、蔡襄墨迹的。这些均不能细说，但由这么庞大的法帖目录，读者诸君当可明白书法与雕版印刷关系之一斑。

三、书法写刻

其他一般刻本也同样与书法大有关系。别小看这些刻本，它们本来就是根据书手写的字来刻的。

书手首先要写样。在抄写样稿的薄纸上画好直格，每一直格内用虚线画上一条中线，俗称“花格”，由书手在薄纸上写出样稿，写好后，校对一遍。错误之处用刀裁下来，另贴一片白纸，重新正确写。

写好后上版，也称上样。在打磨光滑的木板上刷一层稀浆糊，将样稿有字的一面向下，用平口的棕毛刷把样稿刷贴到木板上。

然后开始刻。刻前先用指尖蘸水少许，在样稿背后轻搓，把纸背的纤维搓掉，使写在样稿上的字清晰得如同直接写在木板上一样，然后开始刻。

刻时用刻刀把版面空白部分向下刻出一定的深度并剔除，使版面上有墨迹的字线条向上，凸起成为浮雕，一般称为“凸版”。

因此刻书和刻碑基本是一样的，碑刻进去，是凹版；书则是凸版。两者都显示著书迹。

宋代以颜体最为流行。官私文书，大抵均用颜字。一是时代尊崇，二是颜体结构方整，点画分明，工匠刊刻也最方便。《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宋本六臣注文选》提要即云：“是书不载刊刻年月，而大小字皆有颜平原法。按明董其昌跋颜真卿书《送刘太冲序》后有‘宋四家书派皆宗鲁公’之语，则知北宋人学书竞习颜体，故摹刻者亦以此相尚。其镌手于整齐之中寓流动之致，洵能不负佳书。至于纸质如玉，墨光如漆，无不各臻其妙，在北宋刊印中亦为上品。”

目前所见宋版书，北宋、南宋，浙本、建本（闽本）、蜀本皆以颜体为主，间有欧、柳二家。明谢肇淛《五杂俎》：“凡宋刻有肥瘦两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即指此。

欧体多见于浙江刻本，仿《九成宫醴泉铭》，后受风气影响，亦渐有颜字笔意。

浙江本之所以多欧体字，是因唐文宗刻《开成石经》，就用欧体，石晋时改用雕版印《十二经》，经文却仍根据《开成石经》，以后北宋监本继承石晋以来旧监本的传统，而又多送至杭州刊版，故宋代浙本仍是欧体。不过虽然是欧体，前后又微有不同，前期稍肥，后期转瘦，如廖莹中家刻本韩、柳集，则不仅瘦，而且清劲。

建本初近于颜真卿《多宝塔碑》。其后一样有变化。如北宋刻《福州藏》，字大墨浓，书体凝厚大气；至南宋初期建本，则有瘦金体之风，笔画瘦劲，横笔直笔一样粗细，有欧体风格。南宋中期以后，又演变为一种新样的颜体字，正文大字横细直粗，注文小字仍是旧式风格，横直一样粗细。

蜀刻本传世较少，然不仅有早晚之别，又有大字小字之分。早期如北宋所刻《开宝藏》，字体方正，纯乎颜体。南宋，大字本沿袭颜字，但不同于建坊本的横细直粗，逐渐新创造出一种笔势撇捺都长而瘦硬的字体来，颜体中羼入了柳体笔意。而小字本则点画古拙，风格不同。

四、元明书法的版本学

元代，最显著的特点：一是黑口，二是赵孟頫体（或称吴兴体）。\r

所谓黑口，起于南宋，在书页版心上鱼尾之上、下鱼尾之下，各加一条短线，以便于折叠。此黑线连属鱼尾，或称之为“象鼻”。不加黑线者，则称之为“白口”。

浙本白口居多，间有细黑口，鱼尾则几乎都是黑鱼尾，或单或双。建本则承南宋余脉，先是细黑口，后渐变为大黑口。

赵孟頫字，元世最为流行，或纯以赵体书写，或在欧体颜体柳体的基础上参以赵体笔意。间架和点画，更觉流动灵活，典雅秀丽。故清人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曾说：“昔在申江书肆，得《黄文献公集》二十二卷，狭行细字，笔笔赵体……。元代不但士大夫竞学赵书，如鲜于困学、康里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辈，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时如官本刻经史，私家刊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至明初吴中四杰高、杨、张、徐，尚沿其法，即刊板所见，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狭行细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赵体。”\r

元版书多属竹纸，比宋纸稍黑；间用皮纸，极薄而粗黄。黄是染色。也有用白麻纸、白棉纸的，纸坚白而极薄，很受推崇。如《前尘梦影录》卷下即谓：“元刻之精者不下宋本。曩在申江，见元《马石田集》十二册，其纸洁白如玉而又坚韧，真宋纸元印。”

明版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因仍元朝风气，多为赵体字黑口，纸多用白棉纸。中期，又称为嘉靖本，翻刻宋本十分流行，特征是白口欧字、字体方正严谨，也多用白棉纸。后期的明本又称万历本。鱼龙混杂，精良之作虽不多但却常有内容稀见的珍罕本，其特征是多用黄色竹纸，字体横轻竖重。

五、书印用纸

纸的问题很复杂，书家也都离不开纸、重视纸，东坡《孙莘老寄墨四首》诗：“溪石琢马肝，剡藤开玉版。”黄山谷《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古田小笺惠我百，信知溪翁能解玉。”元费着《蜀笺谱》：“今天下皆以木肤为纸，而蜀中乃尽用蔡伦法，笺纸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元朱庭玉《行香子·寄情》曲：“会语应难，修书问候，铺玉版写银钩，寄与娇羞。”讲的都是玉版纸，主要是供写字的，得到了皆喜不自胜。

可是纸有很多种，山谷《求范子默染鸦青纸二首》之一：“学似贫家老破除，古今迷忘失三馀。极知鹄白非新得，漫染鸦青袭旧书。”讲的鸦青纸，主要就不是供书画的。鸦青，又称青藤纸、碧楮纸，多以青藤为之，质厚，以靛蓝染之，颜色深，故除非泥金了去写，大抵只做书衣。

供印书的纸，早期以麻纸棉纸为多，后期重连史纸开化纸，宣纸内常伴有稻草，发墨渲染虽佳，印刷却易糊字，故以竹纸藤纸为好。

而这些雕版印刷的书，情况其实与南北朝隋唐经生写卷一样，只不过那是写而未刻，这是写了又刻了，不能说那些有书法史书法艺术上的价值，这个就没有。

这其中本来就有一部分是直接表现书法的，目的是展示书艺，所以常与一般刻书体不同。标题、牌记、序文、题辞多如此，例如书题：明汪廷讷刻环翠堂乐府本《出像种玉记》，字体大方。明末远心堂复印本《遵生八笺》之书题，则是明代隶书的一种体势，可与宋克等人之隶法合参。

明末金陵唐锦池刻步月楼印本《新雕重校增释麻衣相法》颇近柳法，元日新堂刻本《地理秘要龙穴明图》便近于颜书之俗体。清道光十年泥活字《绎史释遗》又显然与当时篆书金石书法复兴之趋势有关，题用篆字。至于同治十一年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他自己写的题识更是鲜明的个人书法风格，吴昌硕题书名的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亦可看出书家墨渖之状。诸如此类者甚多。

牌记，如宋元丰八年福州东禅等觉院刻《崇宁万寿大藏经》、《元官刻大藏经》、元至正十六年刘氏日新堂刻《韵府群玉》、元元统二年梅溪书院刻本《韵府群玉》等，其牌记均与正文书体不同，旨在表现书法的书写性。

序跋则如明成化五年《铁崖先生古乐府》前面张雨的序，后面章琬的跋，都极能见著作者之笔势。或明刻本汪士贤辑《曹子建集》的李梦阳序、明嘉靖十一年《老子道德经河上公注》前面的御制序等也都可观。明成化十年《楚山和尚住同安投子禅寺语录》的赵珗序则属于明代隶书的风格。明嘉靖六年司礼监本《大学衍义》前之御序、万历刻《古今印选》的序亦都可以见书艺。

另就是题词，如清乾隆五十九年刻《迦陵先生填词图》便有朱彝尊和梁清标的题词，梁序类似题识而书迹宛然。

还有一大类更能体现书籍跟书法之关系的是金石、书画、笺墨之书。

如《宣和博古图》《金石录》《长安获古编》《集古录》之类，是著录或摹识金石的，这其中对金石文字的摹写就不可忽视。

书画谱则如《历代名公画谱》的文字部分，或《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之类。墨谱砚谱则如《程氏墨谱》《西清砚谱》等，书法与笔墨纸砚的关系，在这类书上最能体现了，而且极其有趣，充分显示了古代文人书家“游于艺”之性质，值得关注。

六、综合艺术

以上这些，都是刻雕梓板而较用力表现书艺的；其他一般印板似乎偏于印刷体，未以书艺为重。而实又不然。

宋代以后，最直接表现书手技艺的，乃是抄本稿本，这是不消说的，名家抄本稿本尤其可称为书法史之剧迹。但一般人可能没注意到抄本与刻本之间互动、互相影响之情况。

有些抄本，除非手触目验，只看照片，你一定会以为是刻本，某些刻本则极像手抄。如北京国图所藏元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元至正刻《梅花百咏》、万历三十四年李铨前书楼刻《藏说小萃》十一种、顺治刻本《直隶真定府赋役全书》、康熙四十六年扬州诗局刻《全唐诗》、康熙四十七年刻本陈廷敬《午亭文编》、乾隆道光同治间福建刻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七种等都是。

原因是刻工精细，完美地体现了书手的书写状态，因此看起来与抄本几乎无别。而康熙刻本《晚村先生家训真迹》这种书旨在留真，当然更与墨迹相近了。

反之就是抄本像刻本的，如北京国图藏宋淳熙十三年内府写本《洪范政鉴》十二卷、元抄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穴砚斋抄本《芦蒲笔记》十卷、清初钱曾述古堂影宋抄本《杜工部集》二十卷、清季振宜稿本《唐诗》七百十七卷、乾隆间顾庆圻抄宋王禹偁《五代史阙文》一卷、清刘氏嘉荫簃抄翁树培撰《嘉荫簃古泉随笔》八卷、道光四年黄氏士礼居影宋抄本唐代李中《碧云集》三卷、清翁心存《知止斋遗集》不分卷、清海虞瞿氏恬裕斋抄本《考古编》十卷、清释就堂抄《元诗体要》十四卷、清朱墨抄本《昭代箫韶》二十卷等等。

这是因为读书人久读刻本，熟悉刻本之格式与字体，因而自写稿本或抄件时，很自然地就仿若刻本了。

特别之处，更在于一些我们认为的印刷体，例如所谓的宋体字，横轻竖直，直横末尾呈三角形，原本是在刻书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常以为没人会这么写。但金农刻书乃至他写的金农体书法，其中一种其实就仿宋体字。试比较明隆庆元年戚继光以宋体字刻的宋人《文苑英华》和金农自刻的《冬心先生自度曲》《冬心先生续集》即可明白此点。

比金农更接近宋体印刷字的，是康熙抄本《顺天府志》，抄本而全然宋体，足见刻本形制对写手之影响。

此点看起来奇怪，而其实一点也不！因为雕版本来就要靠写手先写了才能据以刻板，所以会刻成什么样，必然是因写手先写成了什么样。因此他们平时书写时写宋体字之类印刷体，不唯不困难，反而是最正常的。

只不过，这些关系常被研究书法的朋友所忽略，所以我稍作点提醒。纸是如此，笔、砚、墨、印可以类推。

书法，大家常孤立地看，殊不知它是一门综合艺术，不只体现著作者个人的一切性气素养，也关系到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纸墨书籍等等。愿这小文能予有心人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