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政治问题著名专家于建嵘博士在刚出版的《战略与管理》发表了题为《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的长篇研究报告。他警告说：中国农村已出现了严重的治理性危机，如果不彻底改革目前的农村政治体制，有可能发生局部性政治动乱。

这篇研究报告是于建嵘博士在对湖南农村某县农民抗争组织进行长达三年的跟踪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这份被许多学者和媒体称为当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大量的事实展现了湖南某县的农民与县乡政府进行长达十年的政治抗争的过程和特点。文章指出，近十年来，中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直接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大都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事件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渐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着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文章认为，这种农民有组织的抗争与学界已观察和讨论过的“日常抗议”和“依法抗争”等抗争形式具有了重大的区别，它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

于建嵘指出，农民有组织抗争蕴藏的巨大的政治风险。这主要表现在，县乡政府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的暴力镇压，导致干群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黑恶势力借机侵入，农村基层政权出现了功能性退化；农民减负反贪的抗争目标长久不能实现，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进一步扩散，减负上访代表的政治诉求也逐渐升级，抗争的目标从具体权益向抽象权利方向发展，且已经出现了激进的政治主张。农民自发组织缺乏明确的纪律，难以有效控制其成员的行为，更难控制非成员的行动，所以这些组织很难有效控制它们发动的农民集体抗议活动，恶性事件可能因此爆发，农民自发组织也有向社会秘密组织方向发展的危险。他说，应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信号。如果执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这个信号，将产生的政治后果也是可以预测的。但他同时又指出，农民有组织抗争可以成为农村政治改革的重要契机。因势利导，引进新制度，有效而积极地容纳农民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建立有序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开辟依法成立的农民组织与地方政府平等协商对话的制度渠道，健全现行的人民民主监督制度，提高农村基层民主的层次，是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于建嵘特别强调说，农民有组织的抗争的发生和持续、农民利益集团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以及农民政治诉求的提高，是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它一方面揭露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向执政者和关注农民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挑战，那就是必须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长期以来，政界和学界都存在许多关于农民政治意识、权利意识、组织能力的成见。这些成见的共同特点是有意无意地贬低农民。因此，对于学者来讲，为了真正了解现代中国的农民，必须勇敢地克服政治禁忌和自我审查，放下预设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式，以学生的身份而不是以学问家的身份深入农民的生活，进入最能全面实际地观察农民真实政治心态和行为的现场，争取他们的信任，了解他们真实的政治观念和行动方式。而对于执政者来说，必须尊重农民，更重要的是必须相信农民。执政者的自信、执政者对农民的信任、农民对执政者的信任三者互为因果，同消同长，但是执政者在这个互动中具有主动地位。他认为，党和政府没有理由不相信农民，更没有理由害怕和防范农民。党和政府必须严加防范的是那些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封锁农民心声、镇压农民民意领袖、为追求个人升迁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地方党政领导；是那些推诿责任、不关心农民疾苦、麻木不仁的官僚；是那些避重就轻、粉饰太平、无视农民抗争、甚至以阴谋论解释农民抗争、为一己私利不惜误国误民的所谓农民政治研究者。而不久前爆发的非典型肺炎危机，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回避问题绝对解决不了问题，拖延解决只能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以几何级数增加解决问题的机会成本和政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