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是明代小说中最为出色的四部作品，这四部被称为“四大奇书”的作品现在已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之经典。通俗小说何以在中国古代能成为经典？实与晚明以来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和文人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精细修改密切相关，有一个明显的“经典化”过程。
在文学领域，“经典”一词主要表现为作品在接受空间上的“广泛性”和传播时间上的“持续性”。明代小说无疑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四部作品最为出色。晚明以来，这四部作品被称之为“四大奇书”，成为明代小说之经典，在中国小说史上影响深远。然而“四大奇书”能够成为明代小说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实与明代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和文人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精细修改密切相关，它的“经典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层面的鼓吹和改造。
一、评价体系的转化与小说经典之生成
在中国古代，以“小道可观”看待小说由来已久，“小道”指称小说的非正统性，“可观”则有限度地承认小说的价值功能，可谓一语而成定评，深深制约了小说发展进程与价值定位，中国古代小说始终处于一个尴尬位置和可怜地位正与此相关。这一评判小说文体的基本术语经数千年而不变，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小说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内涵。至明代，小说创作与传播空前风行，“小道可观”这一核心内涵虽然没能彻底改变，但具体到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评判，评价体系已开始有所转化，这一转化直接促成了明代小说经典之生成。
明中后期以来，随着通俗小说的盛行，文人士大夫对通俗小说加以评判，他们阅读、鉴赏、遴选，并将通俗小说置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予以考察，而在这种考察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脱颖而出，成了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也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范本。且看史料：
周晖《金陵琐事》卷一记载李贽“好为奇论”，称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汉是《史记》、唐是杜甫集、宋是苏东坡集、元是施耐庵《水浒传》、明是在当时享有盛名的“前七子”之首的李梦阳集。李卓吾将《水浒传》与《史记》、杜甫集等并称，实则改变了以往以雅俗文体的传统界定，将《水浒传》与所谓的雅文学一视同仁。
“公安派”领袖袁中郎有一部书叫《觞政》，书中谓诗酒风流的文人雅士必读三类书方能称得上“饮徒”：一类是《酒经》《酒谱》《醉乡日月》等，称之为“内典”；一类是《庄子》《离骚》、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诗歌，称之为“外典”；还有一类就是柳永、辛弃疾的词、《西厢记》《琵琶记》等戏曲和《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称之为“逸典”；且认为是否熟读“逸典”是区分诗酒风流的文人雅士与酒肉之徒的重要标准。
金圣叹亦然，他择取历史上各体文学之精粹，名为“六才子书”，即《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六才子书”在晚明以后影响深远。
在上述评价中，所谓托体卑微的通俗小说赢得了与《庄子》、《离骚》、《史记》、李杜诗等作品同等的待遇和评价，这是通俗小说评价体系的一次新转化。在此，文体的界线已不复存在，唯有思想与艺术品位的高下成为他们品评文学作品的标准。这一转化是通俗小说得以发展的重要契机，也是“四大奇书”成为明代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小说史角度看，这一评价体系的转化至少是在三个方面为上述四部作品成为小说之经典在观念上奠定了基础：
一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作家独创性。明中后期持续刊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确实是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奇观。在人们看来，这些作品虽然托体于卑微的小说文体，但从思想的超拔和艺术的成熟而言，他们都倾向于认为这是文人的独创之作。施耐庵、罗贯中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作者已是明中后期文人的共识。《金瓶梅》署为不知何人的“兰陵笑笑生”，但这部被文人评为“极佳”的作品人们大多倾向于认为出自于文人之手。而金圣叹将施耐庵评为才子，与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等并称也是强化了作品的作家独创意识。强化作家独创实际上是承认文人对这种卑微文体的介入，而文人的介入正是通俗小说走向经典的一个重要内涵。
二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情感寄寓性。如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即以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为基础，评价《水浒传》为“发愤”之作。吴从龙《小窗自纪》卷一《杂著》评“《西游记》，一部定性书，《水浒传》，一部定情书，勘透方有分晓”亦旨在强化作品的情感寄寓意识。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评《西游记》“非浪作也”。而在推测《金瓶梅》之创作主旨时，明人一般认为作品是别有寄托、笔含讥刺的。
三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文学性。如金圣叹将作家之“才”分解为“材”与“裁”两端，用意不言自明，他所强化的正是作为一个通俗小说家所必备的情感素质和表现才能。他进而分析了真正的“才子”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金圣叹将施耐庵列为“才子”，实则肯定了《水浒传》也是作家呕心沥血之作，进而肯定了通俗小说创作是一种可以藏之名山的文学事业。
可见，以“奇书”和“才子书”为代表的思想观念促成了对于通俗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揭示了“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的主要内涵，而总其要者，一在于思想的“突异”，一关乎作家的“才情”，而思想超拔，才情迸发，正是通俗小说能够成为经典的重要前提。
二、文人的改订与小说品位的提升
明中叶以来的文人士大夫对“四大奇书”的关注，还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即对于“四大奇书”的文本改订和修正，这也是“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的重要因素。
在“四大奇书”的传播史上，对于小说文本的修订已成传统。如《三国演义》，刊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坊主周曰校就“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虽着重于文字考订，但毕竟已表现出了对文本的修订。毛氏父子评点《三国志通俗演义》则有感于作品“被村学究改坏”，故假托“悉依古本”对“俗本”进行校正删改。在毛氏父子看来，“俗本”在文字、情节、回目、诗词等方面均有不少问题，故其“悉依古本改正”。毛氏的所谓“古本”其实是伪托，其删改纯然是其独立的改写，有较高文本价值，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趣味。而《水浒传》从余象斗《水浒志传评林》开始就明确表现了对小说文本内容的修订，尤其是“容与堂本”《水浒传》，在对文本作赏评的同时，对作品情节作了较多改定，但在正文中不直接删去，而是标出删节符号，再加上适当评语。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全面修订使作品在艺术上更进一层，在思想上也体现了独特内涵。就小说文本而言，一般认为刊于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对《金瓶梅词话》作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和删削，与《词话》本相比，此书更符合小说的体裁特性，从而成了后世的通行文本，张竹坡评本即由此而出。在《西游记》的传播史上，《西游证道书》的首要价值即表现在对小说文本的增删改订上，如情节疏漏的修补、诗词的改订和删削、叙述的局部清理等都表现了对小说文本的修正，尤其是合并明刊本第九、十、十一回为第十、十一两回，增补玄奘出身一节为第九回，从而成为《西游记》之最后定本，更在《西游记》传播史上有重要地位。
总之，明末清初对“四大奇书”的修订体现了文人对小说文本的“介入”，并在对文本的修订中突出地表现了修订者自身的思想、意趣和个性风貌。综合起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小说作品的表现内容作了具有强烈文人主体特性的修正。这突出地表现在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改定和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之中。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体现了三层情感内涵：一是忧天下纷乱、揭竿斩木者此起彼伏的现实情结；二是辨明作品中人物忠奸的政治分析；三是区分人物真假性情的道德判断。由此，他腰斩《水浒》，并妄撰卢俊义“惊恶梦”一节，以表现其对现实的忧虑；突出乱自上作，指斥奸臣贪虐、祸国殃民的罪恶；又“独恶宋江”，突出其虚伪不实，并以李逵等为“天人”。这三者明显地构成了金氏批改《水浒》的主体特性，并在众多的《水浒》刊本中独树一帜，表现出了独特的思想与艺术个性。毛氏批改《三国演义》最为明显的特性是进一步强化“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本着这种观念，毛氏对《三国演义》作了较多的增删，从情节的设置、史料的运用、人物的塑造乃至个别用词（如原作称曹操为“曹公”处即大多改去），毛氏都循着这一观念和精神加以改造。对于这一问题，学界长期以来颇多争执，或从毛氏维护清王朝正统地位的角度指责其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或从“华夷之别”的角度认为其乃为南明争正统地位，所说角度不一，但均以为毛氏批本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民族意识。这两种观点都过于强化了政治色彩，其实，毛批本中的政治倾向固然十分明显，但也不必过多地从明清易代角度立论，其“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实际体现的还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更表现出了作者对于一种理想政治和政治人物理想人格的认同，即赞美以刘备为代表的仁爱和批判以曹操为典型的残暴，故其评改体现了政治与人格的双重标准。从而使毛本《三国》成了《三国演义》文本中最重正统、最富文人色彩的版本。
其次是对小说文本的形式体制作了整体的加工和清理，使“四大奇书”在艺术形式上趋于固定和完善。
古代通俗小说源于宋元话本，因此在从话本到小说读本的进化中，其形式体制必定要经由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四大奇书”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的文人选取在通俗小说发展中具有典范意义的“四大奇书”为对象，因此他们对作品形式的修订在某种程度上即可视为完善和固定了通俗小说的形式体制，并对后世的小说创作起了示范作用。如崇祯本《金瓶梅》删去了“词话本”中的大量词曲，使带有明显“说话”性质的《金瓶梅》由“说唱本”演为“说散本”。再如《西游证道书》对百回本《西游记》中人物“自报家门式”的大量诗句也作了删改，从而使作品从话本的形式渐变为读本的格局。对回目的修订也是此时期小说评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毛氏批本《三国演义》“悉体作者之意而联贯之，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回目对句，语言求精，富于文采，成章回小说之一大特色，而至《红楼梦》达巅峰状态。
第三是对小说文本在艺术上作了较多的增饰和加工，使小说文本愈益精致。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补正小说情节之疏漏，通俗小说由于其民间性的特色，情节之疏漏可谓比比皆是，人们基于对作品的仔细批读，将其一一指出，并逐一补正。二是对小说情节框架的整体调整，如金圣叹腰斩《水浒》而保留其精华部分，虽有思想观念的制约，但也包含艺术上的考虑；再如崇祯本《金瓶梅》将原本首回“景阳岗武松打虎”改为“西门卿热结十兄弟”，让主人公提早出场，从而使情节相对地比较紧凑。又如《西游证道书》补写唐僧出身一节而成《西游记》足本等，都对小说文本在整体上有所增饰和调整。三是对人物形象和语言艺术的加工，此种例证俯拾皆是，此不赘述。
三、关于文人改订的评价
“四大奇书”在其自身的传播过程中获得文人的广泛修订，确乎是推动了“四大奇书”向“经典”的演化进程。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因为文本一经独立问世，世人本无对其加以修饰增订的职能，然而，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出现却有其特殊的原因。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通俗小说历来是一种地位卑下的文体，虽然数百年间其创作极为繁盛且影响深远，但这一文体始终处在中国古代各体文学之边缘。通俗小说的流传基本是民间性的，其创作队伍也是下层性的。流传的民间性使得通俗小说在刊刻过程中被人增饰修订成为可能，而创作者地位的下层性又使这种行为趋于公开和近乎合法。古代通俗小说有大量的创作者湮没无闻，而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书坊能任意翻刻和更改的对象。“四大奇书”亦然。可以说，这是通俗小说在其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并不正常的现象。同时，“四大奇书”得以广泛修订与其编创方式也有关系，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其发展进程中体现了一条由“世代累积型”向“个人独创型”发展的演化轨迹。而所谓“世代累积型”的编创方式是指有很大一部分通俗小说的创作在故事题材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都体现了一个不断累积、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这种小说文本并非是一次成型、独立完成的。在明清通俗小说发展史上，这种编创方式曾是有明一代最为主要的创作方式，进入清代以后，通俗小说的编创方式虽然逐步向“个人独创型”发展，但前者仍未断绝。“四大奇书”的编创方式也包含了浓重的“累积型”特色。这种在民间流传基础上逐步成书的编创方式使得小说文本往往处于“流动”状态，正因为是在“流动”中逐步成书的，其成书也并非最终定型，仍为后代的增订留有较多余地；同时，正因其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人们作出新的增订就较少观念障碍。在“四大奇书”的传播修订过程中，虽然人们常常以得“古本”而为其增饰作遮眼，但这种狡狯其实是尽人皆知的，修订者对此其实也并不太为在意。“四大奇书”在传播刊刻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增饰修订，人们也常把这种增饰修订视为一次艺术再创造活动。金圣叹就明确宣称：“圣叹批《西厢》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他批《水浒》虽无类似宣言，然旨趣却是同一的。他腰斩、改编《水浒》并使之自成面目，正强烈地体现了这种精神。
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我们要将其放在中国小说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加以考察，而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人批评家对“四大奇书”的修订加快了通俗小说的“文人化”进程，而通俗小说的“文人化”是中国古代小说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观通俗小说的发展历史，其文人化进程还是有迹可寻的，尤其是它的两端：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清康乾时期的《红楼梦》《儒林外史》，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可说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完满的收束，但在这两端之间，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却经历了一段漫长且缓慢的进程。明代嘉靖以后，随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刊行，通俗小说的创作在明中后期形成了一股热潮，然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引发的这一股创作热潮并未完全循着这两部作品所体现的“文人化”的创作路向发展，相反，倒是激起了一股“通俗”的小说创作热潮，无论是历史演义还是英雄传奇，也无论是神魔小说还是初起的言情小说，世俗性、民间性都是其共同的追求。因此，通俗小说真正的“文人化”进程是从晚明开始的，而且不直接来自创作者，而更主要的缘于文人批评者，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影响通俗小说发展进程的除了小说家自身外，文人批评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当着一个重要角色，他们与小说作家一起共同完成了通俗小说艺术审美特性的转型。在文人批评家的参与下，通俗小说通过批评家的改编和批评，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均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此，自李卓吾以来的文人小说评点家如金圣叹、黄周星、毛氏父子等对小说的评改提高了通俗小说的历史地位，也使通俗小说提高了文人化的程度。明代“四大奇书”即最后定于文人评点家之手，而成了古代小说的范本，对小说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得长期缺乏高品位文人参与的中国通俗小说终于在清代中叶迎来文人化的高潮，这就是《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出现，至此，小说的文人化才最终成型。
综上所述，“四大奇书”成为明代小说的经典，与多方面因素有关，文人以新的视角和评价体系观照“四大奇书”是这四部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之经典作品的外部条件，这种突破文体的限制、超越通俗小说文体卑下的观念无疑是“四大奇书”乃至通俗小说作品能成为文学经典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文人对“四大奇书”的广泛增饰修订又使这四部作品在文本内涵上逐步趋于完善，其思想性、艺术性的提升是“四大奇书”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条件。就整体而言，对“四大奇书”评价体系的转化和文本的增饰修订体现了一条将通俗小说逐步推向“文人化”的道路，这一“文人化”进程实际上是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而在这一过程中，“四大奇书”有着特殊意义，这是一组具有典范性的小说作品，在小说史上影响深远。
谭帆，文学博士，1959年出生，江苏常熟人。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副主任，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多次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入选“教育部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先后出版《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阐释》、《优伶史》、《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优伶:舞台前后的悲欢》、《中国古典文学选注评文库·元散曲卷》等著作。历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