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的哲学系资深学者，年资最高的，应属李锦全先生了。他生于一九二六年初春，已近九十六岁，在中山大学任教已经七十来年。除了短暂任职于中南局文化部文物处，一直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中国思想史、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教职。
李錦全先生是我的硕士生与博士生导师，师恩重如山。本来在李先生九十大寿的时候，就极想写一篇文章，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但碍于师生这层关系，不好意思叙说私人层面上李先生对我的点拨与提携。毕竟，我从事政治学研究已近三十年，在学术上本能地想把私人话题转变成为公共论题。这里所说的公共论题，不是在政治学领域中被广泛议论的国家、社会、自由、正义等问题，而是哲学界都在探讨的学术与社会的关联问题。可假如从公共话题来说李先生，又显得有些无从下手。因为在他长达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论及的公共话题实在太多，三言两语，绝对说不清楚，而且因为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有点驾驭不住。于是，李先生九十大寿已过去将近六年，竟然没能下笔落墨，想来心中惴惴。近来一想，何不就李先生的学术志业之点点滴滴做个记录，也可以呈现李先生那一代学人的个人行状、社会处境、家国情怀呢？\r
于是，题目就浮现在脑海里了，就叫“杂家锦全”。在今天的哲学界，尤其是李先生倾心探究的中国历史与哲学领域，似乎给人封一个“儒家”，便算是很高的褒奖了。李先生的主业中国哲学史，围绕的论说中心，自然是儒家。说他是儒家不假，但李先生一直没有以儒家自命。从学李先生以来，他一直明明白白、从无改变地说自己是杂家。杂家，在其本义上，是将诸家学说视需要拈来，综合而成自家的学说。表面上看，杂家驳杂不纯。深入地看，自有取舍，自成体系。
锦全的杂家，不是面面俱到而已，而是对方方面面都有深入的了解甚至是精深的研究，但又不囿于一家一派、门户之见。在当今学术界学科壁垒日益高筑的情况下，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与一个学者的为学根底密切相关。曾记得先生在一次与“四0后”“六0后”学者闲谈的时候，对“四0后”学者说道，你们这一代人，上不及我们对传统学术的了解与把握，下不及“六0后”学人对西学的了解与运用，为学处境最为尴尬。这话虽然对“四0后”学者有些不公，但大意不差。像李先生那样的二十年代的学人，对中国的文史哲传统，还有相当的童子功。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家里藏书不少，从小就养成了阅读文史的习惯。十一岁就考上中学，因为日本侵华而失学在家。他借此机会大量阅读古代典籍。尤其是对古代小说花工夫最多。这个习惯维持长久，以至于对古代小说非常精通，具有专业水准。记得我在一九八九年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任教后的一次交谈中，著名戏曲史家、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黄天骥教授说：你们李老师退休后，我请他到中文系教明清小说。可见，他对古典小说的了解，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阅读，足以到中文系开设专业课了。这种功夫，恐怕在如今哲学系的老师中是很少见的。
处在抗日战争那样的乱世，让李先生年少时就有了非常强烈的国仇家恨，因此对民族、国家的振兴，终生都怀有炽烈的感情。读初三时，他就写下了壮怀激烈的辞章。“大厦之倾也，非一木所能支;举国之危也，非孤臣所能任。史公受命朝廷，投身军旅，连师淮、泗，力图中原，事之不成，非战之罪也。然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亡国之余，安能全身。扬城之殉，公盖计之审矣！史称母梦文山而诞，何其事之类耶！匪特宋、明之光，亦天汉之幽馨也。呜呼，伟矣！”这种基于现实催迫的情感，与深沉的历史感碰撞，塑造了李先生为学为人的爱国宗旨。反过来，现实与历史的复杂多变，也催生了他对人生与史实的复杂认知，这是他后来表现出儒家认同、道家情怀最重要的少年根基。
李先生大学考试，没有按照家长的要求入读理科，而依照内心的召唤，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这让他的为学，与建立中国现代学术的那一代学者，有了直接的渊源关系。从大学阶段开始，他深受这些名家的学术滋润。著名学者刘节开设的殷周史、丘陶常的秦汉史、姚学敏的魏晋南北朝史、罗香林的隋唐五代史、陈登原的宋辽金史、郑师许的明清史、陈锡祺的中国近代史、阎宗临的世界古代史、杨成志的民族学，让李先生受益匪浅，不仅打开了他的学术眼界，而且受到了现代历史学的学术训练。四年级的时候他更兼任著名学者梁钊韬的助手，整理唐代碑帖。以此为题的本科毕业论文，受到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的指导。亲炙名家，寻道书山，让李先生具备了从事历史学研究的良好根底。
在大学毕业进入中南局文化部文物处工作的三年期间，先生又受到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一代宗师们的上佳训练，奠定了他从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入手，深入理解中国历史的底子。裴文中、贾兰坡、安志敏、夏鼐、郭宝钧、王仲殊、梁思成、莫宗江、阎文儒、宿白、唐兰、张政烺、陈万里、赵万里、马得志、陈公柔这些如今听来如雷贯耳的名家，都给他授过课。文物考古的现场教学，与亲身参加考古挖掘，增加了他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知识积累，丰富了他对历史的亲切感知。这使他具备了出入文史哲，探寻儒释道的丰厚知识条件。
李先生那一代学者，受教广泛，经历独特，以对国家现代转变的刻骨铭心体认，以对天下国家、苍生百姓的悲悯同情，以学术抒发自己的情怀，以传道授业感染后生学人，从而赓续中国文化的血脉，弘扬人类德性的达道。杂家之为杂家，溯其源头，就是在战国汉初社会政治秩序重建之际，“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于今而言，杂家之为杂家，则是在中国复兴、世界秩序重建之际，阐释诸家精髓，接续现代与传统，尝试在诸家诸派之间妥善权衡，开放性地给出关乎中国与人类命运的前景。在学术研究上，一方面他打通文史哲。也是先生的学生，中国文化史学者李宗桂，对李先生的论学，有一个很好的概括：“他发表的论文，就时限而言，从先秦贯通到当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都有;就学术流派而言，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名家等，无不论及;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近代新学，以至现代新儒学，都在他的笔触之中。至于近年来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中国文化讨论，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更是见解独到，论著甚多，颇为学术界同人重视，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实际上，他借助古代小说、志怪、传奇等资料，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阐发，亦颇启人心智。
另一方面，李先生以三种由博返约的研究，展现了应对中国现代变局须有的智慧。一是他致力展示中国传统思想结构的面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讨论中，人们聚精會神地关注儒道互补建构。基于此，他撰写专门论文，呼吁人们重视另一重重要的互补结构，也就是儒法互补。这是中国原生的思想体系之间的互补建构。在释教传入中国以后，儒释道的三教互补，更是理解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视角。他用心于先秦原生的各个流派的研究，也花费极大工夫，探研佛学，专门注解《华严原人论》。至于其余各家，他都有专门论文讨论，展现出中国古代思想的整体画面。
二是他在凸显中国传统思想的诸家诸派之间的复杂关系时，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在现代基点上，重述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取向。对传统思想文化自身的演进历程，他概括为“矛盾融合，承传创新”。以此勾画出传统思想的内在构成要素的经久激荡，以及传统走向现代的内在动力。同时，他对中国现代转变的长过程，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在起点上，他指出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所具有的筚路蓝缕之功，并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定位为“启蒙思想”。而对晚清阶段如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以“启蒙思想家”视之，进而勾画出中西启蒙思想的异同。且以居于广东的地理之便，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岭南行动思想及其传统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探究。此外，他对致力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民国时期，以及之后的港台海外新儒家思潮高度关注，不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共同主持现代新儒家的专题研究项目，对大陆兴起相关研究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而且站在现代立场上，他对现代新儒家做出了相当中肯的评价。指出：“他们讲的‘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儒家思想可以开发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倒果为因。他们实质上是以道德文化决定论作为理论依据，认为儒学在中国能够复兴，而这条路经过历史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总之，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关系和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历史评价，应该容许百家争鸣，可以让海内外学者根据各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结合社会实践的效果加以批判。”这是一种面对现代激活传统的开放心态，而不是偏执一家一派立场发出的褊狭之论。
三是他关注现实，力图在历史中寻找理解现实的丰富资源，也力求在现实处境中深刻理解它的历史源流。这不仅体现为他对现实中学术界热议话题的热情关注与积极参与，也表现为他对现实问题的历史解释尝试。在爱国主义、历史动力、现代变迁、国学热、读经热等话题上，他都倾注了很大的学术精力，提出了启人思考的见解。比如前两年国内流行破除西方学术的看法，我去看他时，他拿出一篇广为流行的破除民主教条的文章给我看，问我有没有关注这个话题，一边问一边评价道，这样的看法需要慎重。
中国传统学问特别强调知人论世，对做人与做学问做连贯的观察。换言之，人们习惯于把一个人做学问的进路，看作他做人的方式。李先生生活在这种传统中，也体现了这种传统。他在学问上主张通观诸家、把握整体、拒斥偏执、统揽古今。在人生观念上，他也显得非常通达。他的人生，从专业的角度说，是儒家立场、道家秉性。他一直保持着比较旺盛的写诗填词习惯，著有专集。诗集《思空斋诗草》，副标题就是表明他人生哲学的八个字，“忧患意识、旷达人生”。这与他研究学问的八字箴言，恰相对应。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矛盾融合、传承创新是哲学史观，‘忧患意识、旷达人生是哲学观。”哲学观统合哲学史观。人生追求高于学术主张。两相比较，学问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学问事小，人生事大。“从忧患意识到旷达人生，就是拿哲学体味人生、超度人生。有人认为忧患意识是儒家的、旷达人生是道家的，说我这一哲学观受到儒家、道家的双重影响。很难说这是这家、那是那家的，倒不如说每个人的经历多了以后，都得这样做，都会觉得‘道悟菩提，心通造化。来去自由，了无牵挂挺好。我拿‘忧患意识、旷达人生应付了九十多年，表明这两个理念还是行得通的。”
李先生七十初度时，有诗记云：“笑傲尘寰七十年，湖山又见散游仙。非关入世超流俗，且往寻根是宿缘。大地苍茫谁是主，人情幻变孰为先？休言造化知无限，乐道终归法自然。”唯有真正的杂家，通观各家得失，玄览人生荣辱，才能取法自然。这也许是他在商业氛围非常浓厚的广州，一直保持着诗性看待人生的精神依托。难怪日本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池田知久会说：“在中国到处都遇到问我可否去日本讲学的名家，像李锦全先生这样毫无商业气名利心的文人实在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