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选举制度下，很多人不看好即将于十九号举行的立法会分区直选的投票率。各种意见综合起来，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第一，直选名额减少，选民手中的选票贬值了。

第二，参选人总数下降，与议席的比例也降低了，选区气氛不热烈。

第三，非建制派，特别是泛民政党的参选人大大减少，泛民选民有挫折感。

第四，在社会上正式开展竞选的周期缩短了，市民对参选人的认知时间减少。

第五，港区国安法施行后，参选政纲缺少富有个性和刺激性的政治内涵，选民不容易分辨参选人。

第六，竞选过程缺乏对抗性，少有戏剧感，选民不容易入戏。

以上种种理由即便成立，但是，根据上述理由是否就必然得出投票率会大大降低，甚至如有的人预计的低于百分之三十几的结论来呢？我觉得未必然也。为什么？因为人心是有反思能力的，因而人心是会变的。关键在于香港市民，特别是合资格选民对香港一国两制二十四年实践的再认识、对泛民以往作为的审察、对2019年事件的反思、对功能代表制的理解、对当前香港处境的忧虑和对香港未来命运的关心。

有人说这场选举临近公投的边缘。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怕，德国思想家雷南曾言，“国家的存活仰赖日复一日的公投”。这意思是说，国家是一种不间断的精神上的验证和续造的现实。毋庸置疑，这场选举是对香港精神的验证和续造。

一、一国两制来之不易、行之须谨慎

收回香港，这是中华民族的公意，谁也对抗不了。国家是人类的宿命，也是人类自由精神的最高实现。实行何种制度，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的。

什么叫一国两制？从主权理论来说，就是打破经典的主权教义，给特区超额授权。很多很多的主权权能都赋予给了特区。何谓特别行政区？就是没法按常规来命名的行政区。按照一国两制的模式是无法建构一个国家的。既然如此，一方面，特区应该珍惜这种特殊的宪制安排，另一方面中央也“心心常似过桥时”，步步谨慎。

一个23条，中央大度到把自己的专属立法权授予香港，结果香港迟延了23年。23年来，多少人信口雌黄骂国家、骂中央，混迹政坛、媒体，得位得名得财，呼风唤雨。

一个好端端的8.31行政长官普选方案，结果有人鼓吹“真普选”、“公民抗命”，煽动“占中”，立法会竟然给否决了。

一个神圣的立法会宣誓就职仪式，演变成了羞辱国家和民族的闹剧，很多人居然当把戏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若是，如何拯救？

一个移送逃犯的事情，在一个单一制国家之内，哪有多少麻烦？结果香港居然闹出持久暴力来。

虽说历史不容假设，但要反思就不得不假设。假设香港及早制定23条立法，哪有后来那么多的闹剧？政治风气哪会那么堕落？年轻人怎会深度中毒而耽于其中？假设8.31决定得以完成本地立法，2017年就已经实行行政长官普选了。香港真正的转折点不是2019年，而是2013——2014。可惜香港转运的良机被“公民抗命”给断送了！香港的反对派若真有政治智慧和政治底线，怎么会黯然地退出历史舞台？所谓“泛民的百分之六十的选民”，若是想明白这些事情，还会继续做泛民的信徒和支持者吗？每个选民都是独立的精神主体，没有谁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泛民的选民。

二、重构民主理念，探求功能代表制与地区代表制的平衡律

为什么香港要实行功能代表制与地区代表制结合的混合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什么是民主呢？怎么才能实现民主？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出场。古希腊的雅典是个不可复制的范例。如果人人都奔走向大会，谁来生产？别忘了雅典是小国寡民，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靠奴隶生产劳动。今日之世界，无论哪个国家的民主都是代表制。在民主理论家卢梭的眼中，这样的民主都是赝品。

所谓代表制，其实质即菁英民主。选贤与能，概莫能外。怎么选？数人头是一个办法，但人类历史上，还有多种选择贤良之士的方式，其中功能代表制与民主关系最近，是对民主的补充和补救。功能代表制的规范理由如下：

1、人不是抽象的，而是社会的人，劳动是第一哲学。韦伯说，选票的平等无非表示：在他社会生命的这个特定时间点，个人——带有职业身份和家庭地位的个人，处于独特的经济或社会地位的个人——不见了，只剩一个公民。

2、社会是异质的，纯粹的政治代表不能——至少不能充分地——再现异质社会。异质性表现在多方面，最重要的两点是劳动分化和阶级分化。

3、社会是一个功能有机体，是多种结盟的复合体，个人在社会中具有多种成员身份，而相应的组织是他们各种身份的保障。因此，真正的民主就当充分反映社会的多元性，让各种功能组织都选出代表。一个完美的民主应该承认多种选举单元，而不能仅仅限于公民个人。

香港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商业社会是基于商业社交理性形成的一种和谐状态，其原则是功用（utility）。商业社交理性可以令大家互赢，它的结果是一个富裕的和谐社会。国家为什么对香港要实行一国两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珍惜香港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所以基本法把繁荣稳定作为第二原则（第一原则是一国）。繁荣稳定依靠什么？最根本的依靠是港人的商业理性和香港精神。

要维护和续造香港的商业理性和香港精神，政治体制的设计就必须体现多元化，兼顾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香港的功能代表制是香港民主制度的特色，囊括了所有的行业，绝大多数的从业者都被代表了。每个界别的选举方式不尽相同，可以说，香港的选举制度是我所知道的最为复杂的选举制度。

无可置疑，功用与平等之间存在张力，但香港的问题既非要否定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也非要否定平等的道德基础，而是要找到一个度，一个平衡点。

有人认为新的选举制度加大了功能代表制的比重，挤压了地区直选的占比，从而鼓动选民不参与选举。聪明的选民啊，你们应该更加珍惜地区直选才对！只有你们的热情参与和高投票率才能为地区选举出来的议员加持能量，赋予他们更大的含金量，进而为以后实现普选的最终目标争取更大的机会。打个比方，我们小时候读中学吃食堂，“僧多粥少”，一到吃饭点，大家蜂拥而至。假如选民因为可选出的席位减少了就不去投票的话，那是不是反而说明选民对民主没有真正的渴求，“不饿”、“厌食”呢？

有人因为泛民参选空间变窄，煽动选民投白票。什么叫投白票？就是张三李四谁也不选。谁也不选，还来选什么？实际上是来“选个鬼”。假如真有大量的选民听从蛊惑出来“选个鬼”，这些选民心里就被蛊惑者成功地植入了一个鬼，被鬼魂附体了！这不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公民抗命”，另一种形式的内斗、内耗，更是一种政治巫术，是对选民政治灵魂的掠夺。

斯港斯民，更哪堪几多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