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走了，但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始终沾灌后人，启发来者。
这篇短文，是2008年为庆祝清史所成立30周年的征文，曾在清史所网站登出。今重校推出，以追思戴先生恩泽，重温戴先生风范。
写下这个题目，不免使人联想到“我的朋友胡适之”那句风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界的流行语。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头羊，胡适之先生那是一个“爆名”，他的道德人格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是“磁性人格”。戴逸先生无疑是当今文化界的名流，而我确属那种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如此道来，于我实在忐忑不安，而对戴逸师而言，我宁愿冒高攀之嫌套用这样的话语，这样的语气。
第一次亲睹戴逸先生的风采，如今算来已有20多年。1982年，我考取乔志强先生的硕士生，专业是中国近代社会史。戴逸先生的大名我们已是耳熟能详，老师在课堂上会不时地提到他，平时读书学习也会找来他的论著研讨，尤其是他的那本《中国近代史》上册在读大学时既已读过。1985年4月，教研室主任任茂棠先生准备带我们同届五位即将毕业的硕士生去人民大学访学，得知此消息，对我这样一个长期生活在小山村而没有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来说，那种兴奋、那种不安、那种期待、那种骚动实在是难以言表。更加喜出望外的是，戴逸先生以清史研究所所长的名义与罗明、王思治、王道成等前辈一起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在会议室进行座谈。记得那时候戴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不久，谈论的话题自然是清史。我那里敢发什么言呀!近距离地目睹戴先生那睿智儒雅的大家风范，聚精会神地聆听他那略带苏南口音的谈话，已经足以够我享用无尽。如今回想起来真是感慨，也许是那个时候研究生还很少吧（我们那一届山西大学共10人，中国近代史专业就有5人），或许是那时学术研讨的 氛围浓烈，或许就是戴逸先生那种自身的性情使然。他那样的大家和几位前辈居然和我们来自山西的毛头小子探讨起学问来。
第二次见到戴逸先生，是在1991年西北大学召开的首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上。那次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发起，而戴逸先生时任会长。记得会间戴先生和大家散步，我悄悄地跟在他身后，等到有个机会和他说话，便小声地但是斗胆地自报家门，没想到他是那样地一见为故，他居然说他看过我写的有关中国近代人口研究的论文，并鼓励说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希望继续努力，多出成果。
到这个时候，我才感到自己认识了戴逸先生。这是一位我久已敬仰心向往之的长者。
1994年，我在山西大学晋升教授，莫名地有了想出去进一步学习的念头，思忖再三，第一个目标便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首先想到的导师是李文海先生。因为，那时李文海先生做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紧密关联。事有不巧，当时在人大出版社的刘仰东兄告我，李先生身居校长一职，恐难分心去带更多的学生。这样，我便斗胆给戴逸先生写信，表明我想拜他读博士的想法。不料，戴先生很快回信，他用“破格相迎”四个字来拔戳，而我只能用“受宠若惊”四个字去感受。1995年秋天——一个收获的季节，我顺利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博士生，正式拜师戴先生名下。噢，到那个时候，我肯定了自己已成为戴逸先生的入室弟子。
在清史所跟戴先生读博士的三年，是我学问和人生道路上取得重要收获的三年。那时，自己年近不惑，开始体会如何珍惜时光，如何去观察体悟感受人生。除了应付必修的公共课程外，就是不停地往人大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跑。人民大学的图书馆对我帮助最大，师兄夏明方是我在图书馆见到次数最多的人，在他的帮助下，我也有了进书库直接取书和浏览的便利。至今我敢说，人大图书馆的有关藏书我几乎是全部摸过的。戴逸先生并不会按课程表的设计为我们机械地授课，我和同届徐兆仁、徐浩会定时或不定时地去市区铁一号戴先生的办公室聆教，其实就是我们去感受，感受他那睿智的谈话，感受他那一头的银发，感受他那琳琅满目的书屋，而我最渴望的就是这种感受。你要喝水，可以自己来。你要借什么书，尽管可以在书架上去翻去拿（至今到他那里，我还延续着这种坏毛病，真是积习难改）。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让你如沐春风，我甚至有时带点故意地和他“玩”，他在学生的眼里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一个令人尊敬和蔼可亲的老头。
1998年博士毕业后，我回到山西大学并开始担任一点行政工作，去北京的机会仍然不少。每次去北京，无论多忙，总会惦记着抽时间看看戴先生。不为别的，就是想去感受。有一次他不在家，我居然找到他开会的地方去面见，他笑眯眯地出来和我谈了几句又返身开会，我却感到那么地满足。每次去家里，我会跟他坐在客厅的黑皮沙发上闲聊，学问、工作、生活无所不谈，吃饭、喝水、抽烟无所顾忌。近距离地待在他面前，贴着他的耳朵说话（先生晚年耳背，戴有助听器），甚至干脆扶着他的手臂开玩笑，对我都是一种幸福。师母刘老师每次都要我留下来吃饭，哪怕是一碗简单的煮面条，真有一种春风化雨的感觉。
清史所的三年，戴逸先生和我有了深情的师徒关系，而清史所让我感到了大家庭的温暖。李文海先生当时担任人大校长，他的繁忙可想而知，而他总会挤时间和大家在一起，一起开会，一起讨论，一起出游。我们学生不敢过多地去打扰他，他却在暗暗地注视着你。有一次在校园碰到李校长，他关心地询问我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让我感动了好久。王思治、王道成等前辈也同样让我感到了师生的情谊。还有就是那些可爱的师兄弟姐妹。成崇德兄当时任清史所所长，而他和我同届读博士，又是山西同乡，自然走动交流的很多。贾允河与我一个宿舍（研究生楼747号），低一届的博士生朱杰军、迟云飞，硕士生女孩孙喆、男孩王江、董建中等等，如今想起来各个如在眼前，活灵活现。那是一个让人舒畅的环境，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时光。
时光荏苒，一晃我从人大回到山西大学己整整十年，昔日一起喝酒聊天侃大山的黄兴涛、杨念群、夏明方肩任清史所的所长，各个身手不凡，我称他们是“三驾马车”。愿清史所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在前行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戴逸师却老骥伏枥，为完成老一代革命家交给的编撰新清史的使命而出任总纂，老骥伏枥，呕心沥血。近年来，我听到他讲的最多的话是“我就是为清史活着”！真可惊天地泣鬼神！
“我的老师戴逸先生"，学生以您为豪。
对了，9月10日，就是戴先生的生日了。祝戴老师生日快乐！
2008年8月19日于山西大学
